戊戌时期的政治共识与改革底线——张之洞旧体新用说略论

戊戌时期,维新精英们提出了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变革的主张,但是,开明知识分子及官僚阶层却未能就此达成共识.《万国公报》编者沈寿康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官员盛宣怀"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帝党重臣翁同龢、孙家鼐主"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明定国是诏》宣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张之洞《劝学篇》明确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集中反映了戊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般舆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的政治共识及改革底线.     

戊戌改革的社会氛围

戊戌改革给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震动。官僚、士子、贵胄、布衣等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演出了一幕幕风云变幻的时代活剧,历史呈现出大变动时期特有的沸腾景象,使变法成为了群众性的社会行为。不研究戊戌时代特有的情绪和氛围,就很难理解百日新政时期出现的种种复杂     

戊戌年徐桐薦张之洞及杨锐、刘光第之密谋

本文以刘光第致其族弟刘举臣之信为线索,发现了胶州湾事件后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对中枢的无力之不满,希望湖广总督张之洞来京主持,于是刘光第以门生的身份运动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徐桐,由徐出面保张。由杨锐起草并与刘光第商订的徐桐保张之洞摺,也在档案中检出録上。本文纠正了作者先前研究中的错误。     

解读《辟韩》——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

本文从具体语境出发,从三个方面探讨严复维新变法时期的名作《辟韩》一文所涉及的人际关系及其思想内容。《辟韩》并不是一篇纯粹抽象的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文章,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内容。严复之所以辟韩,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道统文化上都是对李鸿章的批评和对张之洞的支持,而张之洞之所以要批驳严复的《辟韩》,主要是为了塞守旧者之口,以防守旧者以此为借口来反对维新变法。     

张之洞币制改革的推行措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政外交一片混乱,而作为一国财政之基的币制问题也日益暴露,愈演愈烈,出现铸币原料匮乏,币值不稳和币制混乱等一系列恶性现象。针对这种状况,张之洞顺应晚清变革的潮流,先后推行了一系列货币政策,主要有采用机器铸造制钱,试铸银元、铜元,发行纸币,订立银本位制,统一国币等。为了保证这些货币政策的顺利进行,他实施了一些相应的推行措施:1.原料上保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铸币原料既是整个币制改革的起点,又是其最为基础的一个环节。首先,张之洞对于铸币原料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在《试铸银元片…     

张之洞与戊戌维新

１９世纪末叶,张之洞日渐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８０年代中期,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氏因在中法战争间的主战态度和运筹帷幄之功而赢得“天下之望”;１８８９年以后,在湖广总督任上及暂署两江总督之际,更以兴实业、办学堂、练新军的实绩享誉中外,威望直追长期主持北洋的李鸿章,时人言：“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①而９０年代中期以降,因甲午惨败和“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声名狼藉,张之洞则上疏力阻和议,并大声疾呼“凡我普天巨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     

慈禧太后与戊戌变法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慈禧太后时往往习惯于认为:慈禧是顽固派,且是最大的顽固派,慈禧与光绪百日维新期间之争是维新守旧之争,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是守旧派与维新派之间派系之争、权力之争。这些观点值得商榷,慈禧不是顽固派,慈光百日维新期间之争不是维新守旧之争,而是变法方式、变法速度之争;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不仅仅是夺权,更重要的是要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稳定。     

辜鸿铭与张之洞

二十年宾主情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生于南洋马来半岛。1885年回国,应邀入张之洞幕府,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深得器重,两人相随共事20余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张之洞对辜鸿铭非常器重,将自己与辜鸿铭、赵凤昌、蔡锡勇、凌兆熊、梁敦彦等五名幕僚共称为“六君子”。     

戊戌时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在改革问题上的差异

甲午战后,在国情、政局均发生大变化的前提下,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和新兴资产阶级维新派均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但是,洋务派的改革是迫于内在压力而显得被动,维新派的改革是基于民族存亡而积极主动;洋务派改革强调“守本”,以维持基本价值和制度、缓和现实矛盾为其特征,维新派改革重在全面创新,以实现国家富强、建立立宪政治为明确目标。     

李端棻与戊戌变法

1895年的公车上书,系帝党所策划,在京公车积极参与。根据现存《公车上书题名录》所载,603人的名单中,贵州公车95人,约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位列第二。贵州人的这一壮举,李端棻作为帝党中的大员,在幕后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之洞与湖北报刊

张之洞与湖北报刊刘望龄张之洞一生的政治抱负,集中概括于他在１８９８年写的《劝学篇》上,在“中体西用”论的指导下,以其所管辖的湖北为试验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新闻事业等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变革,其成败得失,深深地影响着湖北地区乃至清末政局...     

张之洞与广东治水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天旱缺水．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人所皆知;但水多造成水灾洪患,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也很大。就近代中国而言。仅是广东这块南国之乡旱灾、水灾就不断发生,给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极大。因此有志之士呼吁治水不乏其人。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19世纪中叶,清王朝朝政腐败,外侮日亟。朝野有识之士力主“师夷长技”,寻求改革,兴起了洋务运动。最初,清廷洋务派“自强新政”的重点是军事工业,到19世纪70年代则转为发展民用工业方面,钢铁需求量增大。     

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

身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戊戌己亥政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戊戌政变发生后,刘坤一凭借自己在戊戌变法中的"清白"表现,对清廷的株连、复旧乃至废立,大加谏阻,对于维持政变后的朝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坤一也因此赢得了时人的赞誉。但他意在维持大局的直谏,并没有得到清廷的谅解,随后清廷对刘坤一用人问题的警告及派刚毅南下,都显示出了对刘的不信任。最终,刘坤一被清廷视为废立路上的绊脚石,以"虚美名目"的觐见解除其兵权。而刘坤一参与东南互保的事实,亦显示出戊戌己亥年间其对清廷的不满。东南互保中,刘坤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集体行动,似又折射出政变之后一意趋旧之清廷与洋务督抚间的微妙关系。     

论民国政制

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复杂多变。在资本主义国家起过进步作用的总统制和国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制、君主立宪制的名义,民国都有过。执政制、大元帅制,民国自产。委员会制自苏俄引进。但除了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外,民国始终在专制独裁制度之下统治着。民国的历史,基本上提供不出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经验,倒记录着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人们不无启示。本文拟就民国政制中的几个问题略加探讨,不足之处,尚祈指正。     

胶州湾事件与戊戌变法

正1894年甲午战后,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维新选择,然而由于实实在在的危机深深刺激着,中国朝野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迅速放弃了先前洋务运动这个"跛足的现代化方案",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开始了一个维新时代。经过大约两年时间的奋斗,中国面貌可谓焕然一新,大有3年初见成效之气象。然而不到3年,"胶州湾事件"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被改革洪流反噬的改革——清末政制改革运动失败的政治学思考

晚清政府于1901年所推行的清末新政,正式启动了近代中国的政制改革与创新进程。但此次改革不仅未能实现预定的改革目标,反而加速了自己的覆灭。本文从政治学角度对其中的原因、教训进行反思。     

陆羯南与戊戌变法

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以陆羯南为代表的日本民间国粹主义者,反对明治政府的脱亚入欧政策,主张建立中日联盟,以东方国际体系来对抗西方国际体系.以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改革为契机,陆羯南积极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展开工作,对戊戌变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