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葆真的一组文物资料所见俄国灾荒赈济会始末

1920-1921年,俄国遭遇严重旱灾,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王葆真,理清当时复杂微妙的国内外形势,以赈济邻国灾荒为载体,积极推进中俄建交历程,率先在国内提出赈济俄国灾荒的倡议,发起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本文通过一组王葆真女儿捐献给河北省博物馆的相关文物资料,揭开了俄国灾荒赈济会从创建到开展活动的一段尘封日久的珍贵历史。     

日本为何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

1972年9月,上台执政仅两个多月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何要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匆匆访问中国,并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田中首相访华以前,又是谁充当了类似基辛格这样的角色,他是田中授权的“特使”,还是冒牌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又有哪些细节值得玩味？今年是中日建交40周年,本刊特编辑了这组文章,以飨读者。     

“国民外交”背景下的中苏建交谈判（1923-1924）

1923-1924年间,苏联派出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为中俄两国恢复邦交进行谈判,双方最终订立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处理两国外交关系的系列文件,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加拉罕提出的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的举措虽不符合国际外交谈判的正常程序,但恰符合当时中国各界民众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从激进到保守的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使本来处境艰难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氛围下进行外交谈判。要了解这一谈判的动态过程,就需要回到当时的报刊资料之中,重建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形成的特殊政治氛围,并考察这一氛围对外交谈判的影响。     

1924-1927年中俄会议研究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放弃在华旧约特权。但在建交谈判时,加拉罕坚持必须谈判新约取代旧约。最后双方妥协成先议定解决悬案大纲,建交后再开正式会议,"在会议中"具体解决悬案。然而,应在一个月内召开、六个月内完成的会议,却迁延了一年三个月才勉强开幕,陆续召开之各分委员会,也因双方认知差距过大,无法达成共识,到1926年夏已大体停顿。迨张作霖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中苏外交关系实质断绝,"中俄会议"随之告终,未能获致任何具体成果。因此,苏联放弃在华特权之承诺,并未落实。     

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还赋予了"一边倒"更丰富的内涵,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两代人的三线情（下）

三线调整转生机 历史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此时,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国际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高,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979年10月,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紧张形势有所缓解。     

1924年《中俄协定》与中俄旧约废止问题--以《密件议定书》为中心的探讨

1917年俄国革命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自愿废除不平等旧约,平等对待中国。北京政府虽不愿立即承认苏联,但乘机清理旧俄在华条约特权。中苏谈判时,苏方坚持无条件建交后,再开会议订定新约取代旧约,北京政府则担心中俄会议不一定会有结果,坚持要立即废止旧约。最后双方妥协,在1924年《中俄协定》中,以《密件议定书》规定:新约未订定前,旧约概不施行。后来中俄会议虽经召开,但未获致具体成果,使得中俄旧约处于虽未废止,但不施行的含混状态。北京政府在移交俄国使馆及其他有关交涉中,均坚持中俄旧约已废,并持续推动其“修约外交”。     

司徒眉生:参与创造历史的人

一位在澳门生活了整整39年的印尼华侨——司徒眉生,上个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作为印度尼西亚开国总统苏加诺的私人外事助理、华语首席翻译,亲身参与了中国和印尼高层的几乎所有会议、会谈,亲眼见证了中印建交、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恢复印、中邦交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中法建交始末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时处东西方冷战期,此举震动世界,媒界称之为"外交核爆炸"。中法两国的建交谈判曲折而富于变通精神,建交公报只有两句话,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法国也是唯一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没有首先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详见《中法建交始末》一文。     

日本组的功绩和遗产——读王雪萍编著《战后日中关系与廖承志——中国的知日派和对日政策》

正一、日中两国的特殊关系1992年,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综合评论杂志的论坛上回顾了关于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义。几乎所有的综合杂志都刊登了为日中友好关系打下基础,包括民间人士在内的"挖井人"的证词。当时,中方的重要证人为孙平化。孙平化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负责中国对日工作的廖承志的部下,曾担任LT贸易廖承志办事处东京联络事务处首席代表,又在邦交正常化前夕赴日,成功促成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他还长期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职务。孙以轻松诙谐的语气回忆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双方的频繁往来:     

毛泽东与新中国谈判建交的开创

谈判建交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一项重要实践,是毛泽东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获得尊重的努力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新。毛泽东不仅是谈判建交的首倡者,而且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同印度和英国的建交谈判中,扮演了决策者、设计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试析尼中建交过程中的印度因素

中国和尼泊尔于1955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建交过程却一波三折。在此过程中,印度的影响非常突出。1947年印度迈向独立的进程促使尼泊尔的拉纳政权试图与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恢复邦交,但国民党的垮台终结了这一前景;新中国的崛起尤其是西藏的解放令尼印两国心生恐惧,尼印双方的"特殊关系"以及印度的阻挠令尼中关系的恢复止步不前;当中印之间就西藏地方的通商和交通等问题签订协议后,尼泊尔在尼赫鲁的默许下最终得以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中吉边界问题的解决及其影响

正中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的边界问题实际上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源于1864年中国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国自沙皇俄国始与其成为邻邦,直至苏联解体的300多年间因边界问题与其有过多次冲突,双方也就此进行多次谈判并签订划界条约。但苏联时期双方曾举行过三次试图解决历史遗留边界问题的谈判都无果而终,自1992年1月5日,中吉两国正式建交起,边界问题成为中吉两国发展双边友好关系需要解决     

中法建交中的美台因素

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中法建交曾被西方舆论称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当时 ,由于美国和台湾当局的阻挠 ,中法建交的过程曾出现一波三折的复杂局面。谈判之初 ,由于法国坚持中法建交不应以法台断交为前提而使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得知中法即将建交的消息后 ,美国和台湾当局又设置重重障碍 ,竭力阻止中法建交。围绕中法建交与法台断交 ,有关各方折冲俎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战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内外因素

正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分析中日关系,更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变化。"本文仅根据一些一手资料,特别是参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日方主要代表的日记,概要论述内外因素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所发挥的作用。     

试析尼中建交过程中的印度因素

<正>中国和尼泊尔于1955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建交过程却一波三折。在此过程中,印度的影响非常突出。1947年印度迈向独立的进程使尼泊尔的拉纳政权试图与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恢复邦交,但国民党的垮台终结了这一前景。当新中国崛起后,尼泊尔的拉纳政权和之后的政党政权均因受制于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所界定的特殊关系,在外交上受到制约。所以,无论执政党或在野党提出与中国建交的倡议均受到印度的压     

“建而不交”:冷战前期的中国与印尼关系(1949—1954)

印度尼西亚是第一个未经谈判而直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关系从建交到实现正常化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中国与印尼建交前夕,台湾当局曾尝试与印尼"建交",但印尼政府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决定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中国与印尼建交后,受国内政治环境和美国反共战略的双重影响,印尼政府刻意与中国保持距离,拖延派遣驻华大使,并屡次做出有损双方友好关系的举动,导致中国与印尼关系陷入"建而不交"的特殊状态。1953—1954年,印尼对华政策进行调整,两国实现互派大使,外交关系才得以走上正轨。     

中英全面建交谈判始末

正从1950年英国承认新中国到1972年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英全面建交谈判时断时续进行了22年。两国谈判的重点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要求英国在联合国投票时赞成恢复中国代表权,不再与台湾当局有任何外交来往。9月,英国投了赞成票,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因为一些国家阻挠而未能实现。     

破冰之旅:中日建交珍闻

今年89岁的肖向前,是当时中日建交过程中的主要联络人与见证人。从中日对抗到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历经了几代人的努力;从民间外交到"以民促官",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那是一段"破冰之旅"的往事。两国领导人举杯相庆的那一幕,永远铭刻在肖向前的脑海中。     

《中俄科塔界约》谈判换约地点考释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地方志资料和作者的调查资料,较全面地考释1883年8月12日签订《中俄科塔界约》的谈判和换约地点。一是认为界约谈判和换约地点不是在城镇,而是在乡村或牧场;二是认为界约中的谈判、换约地"赛哩乌兰齐巴尔"即今哈巴河县齐巴尔镇,"齐巴尔"是"赛哩乌兰齐巴尔"的简称;三是认为两国分界大臣谈判会所主要是俄方行营,而画押换约是在中方行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