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精选文物展品参加《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

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检阅我国文物工作的新成就,文化部在首都北京举办了《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我省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物考古重大新发现中,精选了三十六件文物珍品,参加了这次重要的展览。我省参加这个展览的文物展品,有宜都出土的商代铜罍,应城出土的提梁鴞卤,京山出土的西周提梁方铜卤,黄陂出土的西周铜簋、铜方鼎和铜圆鼎,秭归的“越王朱勾”铜剑,江陵出土的“吴王夫差自作     

山东莱阳仿铜陶盉刻纹释文辨正

《文物》1987年第10期《山东莱阳发现一件罕见的仿铜陶盉》一文,揭示了一件西周仿铜陶盉,器身多处饰有刻纹,其中有一些为西周古文字。原文的刻纹释文多处有误,试辨正如下。1.原文图三陶岙刻纹摹本之2、6、17、18很有可能为装饰符号,不得径释为文字。所释     

西周夔纹铜禁

古代铜禁出土甚少,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陕西宝鸡斗鸡台曾出土一件,原为端方收藏,后被帝国主义分子掠去,藏于美国纽约市博物馆。现在介绍的这件夔纹铜禁是1926年(一说1925年)军阀党玉琨在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盗掘的,以后长期下落不明,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     

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

1970年10月5日和11日,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相继出土了以唐代金银器皿为主的千余件文物(见本期《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一文)。这是我省文物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发现。当10月5日第一批文物     

西周卫尊

1974年我店在武汉铜材厂拣出一件残破的青铜器——尊。经专家鉴定,是西周早期的卫尊。过去卫器已发现不少,多为西周中、晚的器物,属西周早期尚不多见。这件珍贵的文物,曾在1978年《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中展出,1981年又在《武汉市历史文物展览》上展出过。这件西周卫尊,现仅存下腹圜底及圈足的部分。残腹外饰浮雕饕餮纹,足根饰凸弦纹一周,高圈足外撇,素面(图一)。底内有铭文四行,第一行七字,二行五字,后两行各六字。共二十四字:“唯四月乙卯,公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继续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卷唐代写本《论语郑氏注》,即是这些文物中的一件,出土地点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卷中有两处写着抄书人的名款,一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     

淮阳县举办历史文物陈列

1978年国庆节,《淮阳县历史文物陈列》在著名的太昊陵大殿开馆,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这个陈列的内容是,从该县近几年来出土和收集的文物中,精选的二百件展品。展品中有两件西周青铜器很引人注目,一件铜簠、一件铜盘,是1973年11月在     

长沙树木岭出土战国铜匕首的族属问题

《文物》1981年第7期发表了胡顺利同志的《关于湖南一件铜匕首的民族风格》一文,对拙作《湖南发现的几件越族风格的文物》(载《文物》1980年第12期)一文中介绍的长沙树木岭一号墓中出土的铜匕首的族属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件铜匕首柄上的人物形象与‘断发’的越人不同,而与‘魋结’的西南夷属族相近。它是西南夷遗物的可能性更大"。对这一论断,笔者不敢苟同。     

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

一 1970年,大同市博物馆在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清理了一座北魏建筑遗址,遗址中发现八曲银洗一件,刻花银碗一件,鎏金高足铜杯三件,还有石雕方砚一件。1972年《文物》第1期对这座建筑遗址和六件器物作了简单介绍。同年冬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将这六件器物全部著录。所附《说明》对每件器物都有扼要描述。这次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其形制和纹饰具有传世萨珊金银器的特征,显然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尤其因为出土地点是在大同     

江西新余连续发现西周甬钟

1980年4月,新余县罗坊公社陈家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陈火芽在邓家井丘陵地带的花生地开排水沟时,在距地表深15厘米左右处发现一件西周铜甬钟。新余县印刷厂业余文物通讯员章琳及时向省博物馆反映,使这件文物得到妥善保存。经初步调查,甬钟可能出土于土坑木椁墓,附近地表散布有网     

山东莱阳发现一件罕见的仿铜陶盉

1981年秋,莱阳县文物普查小组在县城以南35公里的前河前村征集到一件罕见的仿铜陶盉。据群众反映,这件陶盉是1981年春在村前整菜地时发现的。该地为西周遗址和墓群,1975年山东省考古队在此发掘出数件西周中期"己"国铜器。此盉出土于原遗址西北部分,就其形制来说,可以定为西周早期器物。陶盉属泥质灰陶,手制。高15、最大     

甘肃武威市雷台出土铜奔马年代考辨

近年来,《光明日报》刊登孙机先生《武威出土的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一文,把这件已经成为中国旅游标志的东汉铜奔马的年代改订为西晋时期。该观点得到了附和,有学者认为这件稀世珍宝铜奔马不是汉代文物,而是西晋文物遂成定论。但是     

湖北蕲春达城新屋塆窖藏青铜器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1996年4月,在湖北蕲春县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7件铜器中有铭文者达6件,另1件因残损,没有发现铭文(资料见《文物》本期)。这无疑是湖北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周考古发现中又一重要收获。下面笔者试就这一窖藏铜器的具体年代、主人的身分以及相关问题试作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初吉等记时术语与西周年代问题申论——答李仲操先生

西周年代的研究已成为一件受人关注的大事。去年起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是为解决上古三代年代问题的一个重大举措。该工程拟定的周代纪年目标是:建立一个比较准确的西周列王纪年。要攻克这一“世界难题”(张培瑜先生语,见《西周年代历法与金文月相纪日》《中原文物》1997年1期),必然要解释金文及古代文献中的所谓“月相”。金文中年、月、 日及所谓“月相”四要素俱备的材料将成为建立西周列王纪年的最重要的基础。如果不能成功地解释初吉、既生霸、既望及既死霸等术语的记时含义,势必不能得出让世人信服的西周列王纪年。另一方面,西周列王纪年反过来又成为检验关于初吉等四个术语的各种观点的标准。这其中牵涉到     

刺戈“兹戈友十又二”为术数崇拜质疑

刺戈“兹戈友十又二”为术数崇拜质疑高西省１９６４年洛阳北窑西周墓五发掘出土西周早期刺戈三件。均为长胡两穿,其中Ｍ５：３５援身近阑处铸铭文一行六字“兹戈友十又二”。蔡运章先生在其《刺戈铭与术数崇拜》（《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２．６．１６）一文中指出它是术数...     

天津市发现西周羖(白匕殳)盖

1966年,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在天津电解铜厂杂铜拣选出的文物中,发现西周羖(?)盖一件。(?)盖高7.6、口径18.2厘米。上饰瓦纹。有铭文六行,共六十八字,其中重文二(见下页图一、二):     

寻根求源,实事求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读后

印红标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第7期),是一篇审慎调查、寻根求源、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好文章。它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件重要史实的不准确说法。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性的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狂飙恶浪,是从被毛泽东称赞为“写得何等好啊”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报刊发表、电台广播而掀起的。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重要史情,长期以     

永盂考略

永盂,一九六九年出土于陕西省蓝田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现的极可宝贵的西周铜器之一。其器形和铭文拓本的图版以及郭沫若同志的释文,并见于《人民中国》(日文版)一九七一年十月号。我看到     

匍鸭铜盉与頫聘礼

1988年11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与平顶山市文管会在应国墓地发掘了一座西周墓葬(M50),出土了一件鸭形铜盉。此盉造型精美,在器盖内有铭文43字,内容反映了古代的頫聘礼及西周早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等问题。经考证,这件鸭盉是西周穆王时期的遗物。本期刊发了有关研究文章。     

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铜凤凰的修复保护与研究

文物修复保护及研究是一项涵盖多学科、多因素的系统性工作,不同文物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文化价值和病害情况等都有其独特性。对文物的观察和研究,既能够发现、研究其中有价值的问题,又能够决定如何具体开展文物修复保护工作。本文以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宋代铜凤凰修复保护及研究工作为例,以时间发展和问题递进两个方面为顺序,对铜凤凰进行了信息调查、元素成分、形态结构、制作工艺等方面的综合研究,科学地、具体地、整体地分析在此项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对问题的发现过程与形成因素给出尽可能详细的解释,直观呈现对这件文物完整的修复保护及研究。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思考使用问题导向思维作为文物修复保护中开展工作的底层逻辑,使所做工作都尽可能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