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论日记

我的读书范围很狭窄,对日记文体没有什么研究。据我所知,孙犁晚年读了一些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日记,并作了中肯评论。他读过清代的三大日记,还读过《郭天锡手书日记》、《使西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三愿堂日记》、《西征日记》、《能静居士日记》、《郭嵩焘日记》等。他说:“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孙犁的《书衣文录》里有一则《日记总论》,对日记的性质、作用及其写作,进行了十分深刻的论述。其要点是:     

國家固書舘出版社重点新书推荐

正(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选编(全六十册)精装16开定价:36000元2015年12月出版本书选录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28种,其中元人日记1种(《郭天锡日记》),清人日记27种,如吴骞《兔床日记》、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英和《奉使陕甘日记》、翁心存《知止斋日记》及其孙翁曾翰(翁同稣嗣子)的《海珊日记》,又有文学家方玉润的《心烈日记》《星烈日记》,版本目录学家莫友芝的《郘亭日记》等。     

《缘督庐日记》稿本述略

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手稿现藏苏州市图书馆①。1990年和2002年,两家出版社据日记手稿本分别影印出版了全本日记,使研究者得以见到全部日记。但新印的两个本子都没有介绍手稿的形制。日记中的夹页及扉页等处的零散文字没有影印出来,被涂抹的部分也没有进行介绍,所以日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本。为使研究者能了解日记全本的真实面貌,笔者就在苏州市图书馆所见日记手稿情况加以介绍。     

严复《辛亥日记》

严复日记,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共十一册。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日记一册,宣统元年(1909年)己酉日记一册,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日记二册,民国二年(1913年)癸丑日记一册,民国三年(1914年)甲寅日记一册,民国五年(1916年)丙辰日记一册,民国六年(1917年)丁巳日记一册,民国七年(1918年)戊午日记一册,民国八年(1919年)己未日记一册,民国九年(1920年)庚申日记一册。严复生于咸丰三年(1853年),卒于民国十年(1921年),年六十八岁。以上日记,记录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从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九年(中缺宣统二年、民国元年、民国四年)先后十三年间,严复所用的日记册格式完全相同,都是     

发现水岚村 60年前的世相人生

2001年2月,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在上海意外地发现了一本半个多世纪前的日记——《詹庆良本日记》,日记本身并不起眼,但日记的主人却在无意间描述了一段处于历史和地理边缘的人生世态。日记中记述的那个被称为水岚的村子,五十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这个村子还存在吗?当年那个写下日记的少年今在何处?让我们跟随本文作者,做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从《森冈周治日记》看日本侵华战争历程

正一、《森冈周治日记》新发现《森冈周治日记》即《日支时变日记》,是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第三十八联队辎重特务一等兵森冈周治的战时日记。《森冈周治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记录了1937年8月25日至1939年8月7日森冈周治亲历亲见亲闻的日军侵华轨迹。《日记》共有198页,约3万多字,其中,记载战时情况的部分有107页,还包括森冈周治手绘的19幅行军作战图。《日记》记录了周治所参与的徐州战、     

孙科被“劫持“回重庆

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写的事略稿本,其真实性已经为蒋介石日记原稿所证明,而其收录的与日记相关记载有直接关系的电报、手令、信函等文件,则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蒋介石日记的内容。     

我对日记作为一种文体的看法

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日记的形式,是应用文。日记不一定是文学形式——当其具备了文学性之后才可以说它是文学形式(日记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功力,包括叙事、状物、抒情和修辞等方面)。日记的功能主要是实用,许多人写日记并不是为了创作或者为创作做准备。强调了日记的文学性,就对初写日记者,是一种束缚。青年人,记起了日记,就会慢慢地找到合适自己的形式,在练习中趋向得心应手。现代社会生活繁杂,节奏快,信息多,日记便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有益的文体形式。日记,可能会成为研究近现代历史的学者重要的参考文献。一些幽暗的、不大为人注意的东西,一些历史场景中的细节,一些被歪曲了的真相,往往会隐藏     

促进教学相长的纽带——数学日记

本文论述了数学日记的定义，内容以及如何在教师的指导下写数学日记，及其数学日记在教学实践中的作用。     

乱世下的乡村世界和无法挣脱的梦魇——影印稿本《退想斋日记》弁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根据乔志强教授摘录的山西乡绅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进行了一些研究,现在山西省图书馆收藏的稿本《退想斋日记》将全部影印出版.该稿本原有200余册,既是刘大鹏效仿曾国藩的日记书写的"道德日记",也是他对身边生活世界的记述和其生活哲学的表达.自号"梦醒子"的清遗民刘大鹏将自己内心拒斥却不得不生活其中的新世界视为梦境,日记中对生活世界的记录也就不得不被同时视为对刘大鹏梦境的记录.当人们利用日记展示的多是历史上的官场、世风、制度兴废和事变的时候,不能忽略日记这一个体化文类的特殊性.     

徽州篁墩氏族迁徙考论

在源于氏族迁徙和追求氏族血统的徽州宗族社会形成中,歙县篁墩是一个有着独特和重要意义的地方。它曾是徽州几十个姓氏宗族的始迁地和保祖发祥地,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源自篁墩的宗族裂分是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重要机制,篁墩在徽州人的心目中,具有宗族圣地的地位。     

徽州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文章简要论述了徽州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和徽州文化旅游开发现状,认为发展徽州文化旅游必须解决好以下问题：重点开发,避免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搞好规划,避免破坏性建设和不合理开发;大力宣传徽州文化旅游,推出徽州文化旅游线路;提高导游人员素质     

传承与困惑——徽州三雕调研有感

基于对徽州三雕田野调研的基础,论述了徽州三雕在各时期的发展、传承及困惑,提出了徽州三雕在新时期继续发展的一些观点。     

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

宗族结构是徽州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祁门善和程氏是明清徽州望族之一,在徽州宗族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谱系结构、权力结构、祭祀结构、财产结构、社团结构五个视角研究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藉以反映明清徽州宗族结构的风貌和特点。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徽商衰亡主因探析

徽商的衰亡固然与商帮生存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等因素相关,但外部因素并不足以完全摧垮一个盛极一时的商帮集团.本文认为,徽商衰亡的主因,一在于商帮的核心价值观是取儒而非取贾,二在于徽州文化与徽州社会由初期的开放走向封闭,三在于商帮集团的封建性质,三者共同构成了徽商集团走向衰落的内因.     

试论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

文章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论述了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认为:1、徽州人商业活动起源于徽州物产"结构性失调",徽州"地狭人稠"促使"徽民寄命于商";2、徽商经营行业受徽州地理环境影响,以徽州物产余缺为基础;3、徽州群山环抱,陆路交通闭塞,新安江等水路从而成为徽商境内外贸易的主要通道;4、徽商投资产业多在徽州以外地域,明显受徽州物产和市场因素影响;5、徽州民居建筑在选址、用地、材料、结构、造型等方面,与徽州地理环境和谐、协调。     

中华内地会与徽州的渊源——基于教会刊物China’s Millions的解读

中华内地会是最早在徽州传教的基督教差会之一,但关于徽州内地会传教士的中文记载并不多。文章通过对比内地会刊物《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和地方史料,勘正地方史料中有关内地会在徽州传播活动的记载,介绍传教士唐进贤及其在徽州的传教经历,力图展现内地会传教士对徽州的积极作用。传教士的社会工作,不仅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还有利于徽州文化的对外传播,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徽州的发展。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