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宫廷耶稣会士医学: 皇帝的网络与赞助

本文考察的是在康熙皇帝赞助西学之下,耶稣会士医学和耶稣会士医学活动是如何在一个多族群医疗活动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发挥作用的。宫廷中的传教士,尤其是那些专习医学的传教士,成了欧洲医学与中国医学的穿针引线者。他们通过侍奉康熙皇帝的医学活动,可以接触皇帝甚至是与其周围人有着亲近机会。本研究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满汉文医学奏折,它们见证了耶稣会士医学在康熙宫廷的传播与实践。这些文献的私人和机密性质以及它们反映的部分宫廷政策,显示出医学是如何成为受到康熙皇帝系统赞助的西学的一个领域的。本文还鉴别出一些属于皇帝权力和特权的广泛网络的重要参与者的身份。当康熙皇帝对于一些股肱文武官员及皇室成员的健康问题表现出个人的关切,有时甚至是分发耶稣会士医药给他们时,这种权力和特权表现得尤为明显。     

康熙时期法国皇家科学人员在清宫的教学与研究

17世纪下半叶,为扩展在印度洋地区的海外贸易和传播天主教,在王室支持下,巴黎皇家科学院向中国派遣了由六位耶稣会神父组成的代表团,其目的是集外交、商贸、政治、宗教和科学为一体。本文论述了留在清宫的法国耶稣会成员如何向康熙皇帝传授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哲学等知识,即大量运用巴黎皇家科学院成员的科学成果,尝试在清宫建立一套以“法式科学”为蓝本的科学体系,以及上述知识如何被康熙皇帝接纳乃至在全国推广。西方科学知识融入中国知识体系的这一现象,表现了17-18世纪清代宫廷对新鲜知识和新奇物品的接纳和融汇。论文以大量的法国档案和文献为依据,从法国视角探讨了17-18世纪中法科学交流。     

清宫洋画家王致诚考略

王致诚(Attiret)是法籍耶稣会士,1738年受法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为乾隆朝宫廷画家。王致诚的艺术成就与郎世宁比肩,但其名字却鲜为人知。他不仅为皇室绘制了大量的风景、花鸟、人物画,而且还是《乾隆皇帝得胜图》大型系列版画的主要创作者和圆明园大水法的主要装饰绘画者之一,死后葬于北京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然而,所见中文文献中关于他的记载却不多见,其中文名字也没有定论。本文对Attiret的中文用名以及墓碑遗存等试做考证。一王致诚与巴德尼王致诚自乾隆三年(1738年)来到中国后,数十年服务于宫廷,并葬在中国。他的西文名字是Fr.Jean…     

鄂本笃与丝绸之路

明末清初之际,欧洲耶稣会士大量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他们多从海路而来,但有一位耶稣会士却另辟蹊径,自陆路来到中国,他就是鄂本笃。他所走的路线,正是丝绸之路所经之地,即印度一阿富汗东北一帕米尔高原一塔里木盆地一河西走廊。     

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看耶稣会被取缔后的北京法国传教团

18世纪的耶稣会曾是一个庞大的国际性修会组织,但因其直接服从罗马教廷的领导以及在海外的传教活动广遭诟病,教皇克莱芒十四世在欧洲多国的压力下,被迫于1773年通过敕书"吾主救世主"宣布取缔了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耶稣会。这一事件使得原本在华就存在利益纷争的葡萄牙和罗马传信部开始觊觎和染指北京法国传教团的财产。法国在京前耶稣会士和法国国王及大臣们突破各种阻力,共同展开了一场持续了整十年、跨越两大洲的保卫战。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廷传信部最终于1783年同意将北京法国传教团交由遣使会接管。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重建耶稣会,1842年,耶稣会士重返中国,但北京地区仍由遣使会负责。     

清朝皇帝与西洋音乐

清朝康熙年间,有两位耶稣传教士,一位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另一位叫托马斯·佩雷拉,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当时的紫禁城,除带来一些书籍之外,还带来了许多西洋乐器。康熙十分喜欢那些长长短短、或大或小的西洋乐器,每到夜晚,宫廷乐队除演奏一些清新婉转的民乐,另外还要为康熙演奏一些西洋音乐。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不仅十分欣赏西洋音乐,有时还要亲自演奏。对此,传教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在他的传记中也有详细记载:"清朝康熙皇     

瓷中珍品画珐琅

<正>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派遣嘉乐主教来到北京,就"敬孔敬祖"问题与清朝政府进行谈判,即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否要敬拜和祭祀孔子以及自己的祖先。在嘉乐主教出使中国期间,康熙皇帝曾经特意在皇宫紫禁城内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嘉乐主教及其随行人员。在宴会上,康熙皇帝向嘉乐主教展示了数件内务府造办处刚刚制作完成的瓷胎画珐琅器物。这些制作精美的器物,令嘉乐主教赞叹不已,惊奇     

东西方艺术精神交融下的郎世宁绘画——析郎世宁的《十骏图》和《百骏图》卷

郎世宁(1688——1766年)意大利米兰人,天主教耶稣会修士,1715年来到中国,以画供奉朝廷,历经清朝盛期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皇帝。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绘画生涯中创作了众多的人物、动物和花鸟等图卷,真实地描绘出当时宫廷生活的各方面。他在潜心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以西方古典油画技法入图,     

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

中国从明朝万历到清朝道光年间,都有西方传教士在北京活动,或在朝廷内作官。在此期间各个皇帝与传教士多少都有些接触,其中以康熙皇帝与他们的接触为最广泛,关系也最密切。     

乾隆组建的管弦乐队

大约三百年前,由两位名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和托马斯·佩雷拉的耶稣传教士最早把西洋乐器带入了当时的清朝宫廷,从此,西洋乐器便传人了中国的紫禁城。两位传教士了解到康熙皇帝爱好推崇西洋的文化和科学,便把他们所带的乐器——介绍给了他。后来,     

清朝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

天主教耶稣会士纪理安、倪天爵、纪文和汤执中等人在北京任职期间曾经在蚕池口建立了制造玻璃及画珐琅玻璃器皿的作坊。其多数制品是日用工艺品,亦有数学和天文学仪器,而以金星玻璃为代表的佳作则是中国和欧洲宫廷及教廷之间互赠的礼品。本文大量使用西方档案叙述了欧洲的玻璃工艺,特别是吹制、添色、雕刻和抛光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其由盛转衰的原因。     

试论康熙在热河的学术成就

我国清代定都北京以后的第二个皇帝爱新觉罗氏玄烨,八岁继承皇位,六十九岁去世,整整当了六十一年皇帝,史称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虽然身为封建帝王,但他既是个富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又是个勇敢善战的军事家,同时还是个博才多识的科学家。这在我国历代封建帝王中,是前所未有的。本文试从康熙皇帝在热河的活动中,对他的学术成就加以粗略地分析。     

书中人

《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作者:白晋(法)等著,徐志敏路洋译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时间:2008-9康熙年间,由于康熙皇帝对天主教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趣,大量的传教士得以来到中国,他们倡导"耶儒合流",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进行学术传教。本书收录了最有代表性的"老老外"们的作品,包括白晋、     

比重知识的传入和清初比重常数的测定

从16世纪末起,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近代的一些科技知识。清代宫廷收藏的一些科学仪器就是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大部分应用于天文观测,小部分则用于地理、测绘、医疗等目的,其中望远镜、比例规以及康熙炕桌等,均与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     

平七与镟玉技术在宫廷的传播

乾隆时期是中国玉器制作史上的巅峰阶段。这一巅峰的出现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诸如清政府对新疆玉源地的完全掌控保证了原料的充足供应,宫室苑囿的建设使高档陈设品需求增加,等等,而其中技术的保障是不可或缺的。乾隆时期一直从南方各地尤其是苏州选拔好手玉匠服务于宫廷,这些玉匠将成熟的制玉技术通过日常的技术咨询或有组织的人员培训等方式逐渐渗透传播到宫廷。通过他们,北京宫廷和地方在制玉技术方面充分融合,宫廷玉器制作水平得以提高。但由于材料的缺失,对于南方制玉工匠在北京宫廷传授玉器制作技术的详细情形,缺少详实而具体的记载。镟玉匠平七材料的发现,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本文以清宫档案为依据,对过去学术界极少关注的宫廷镟玉技术的实践活动进行全面论述,以期填补中国玉器史相关研究的空白。     

明清士大夫与耶稣会士的交往及其心态

明清时代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活动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个问题本身实质上是东方化和西方明的一次直面的碰撞。耶稣会士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又奉行了一条走中国上层。     

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的绘画活动及其与康熙皇帝关系述论

清朝前期在活跃于宫廷的西方传教士中，意大利人马国贤（MatteoRipa，1682－1745）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本文拟从明末清初西洋美术作品的流传，马国贤引进和传播西洋绘画的贡献，他在有关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表现以及同康熙、雍正皇帝关系等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正于国内外学者。明朝末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洋美术作品亦开始在中国知识阶层流传。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呈献给神宗皇帝的礼物中，那一幅天主像和两幅天主圣母像，被认为是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品。此外，利玛窦还带来不少西洋雕版图画和书籍。其中的…     

清康熙年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及避暑山庄铜版画

传教士马国贤是清康熙年间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园林西传的先驱人物。他曾在中国宫廷服务13年,将西方的铜版技术传入中国,为康熙皇帝制作了避暑山庄铜版画。后来,他把避署山庄铜版画带回欧洲,使中国园林的图像资料第一次进入欧洲并在欧洲传播,推动了欧洲特别是英国园林设计的革命。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教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利玛窦的传教为例

在明末清初中西交往中,天主教耶稣会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带着传播上帝福音的宗旨来到历史悠久的中国,鉴于社会现实,采取了和平的"文化传教"策略,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又极力迎合了中国士人的心态和融合了中西的文化,在传教过程中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中以利玛窦的传教作为典型。     

从利马窦的中文著作看中西文化异同

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史上,耶稣会士曾起过桥梁作用。由于他们的译介,一些西方科学技术著作得以传入中国,而也正是通过他们,中国的部分典籍被介绍到西方。 利玛窦是来华耶稣会士的早期代表人物,在中国生活近30年之久。他不仅是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者,还是宗教观念和人生伦理的介绍人。他的译著获得当时名家好评,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