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山东的官赈救荒

晚清山东灾荒严重,灾荒发生后,清政府即派官员赴灾区勘灾,审户,实施救治。当时主要采取施赈、调粟、养恤、除害、遣返灾民回籍、赎地贷给籽种、蠲缓赋税、禁止酿酒等善后措施,以及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办理仓储、开垦荒地等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对救治晚清山东灾荒发挥了积极作用。腐败的吏治使晚清山东官赈救荒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晚清政府毕竟担负了山东赈灾救荒的重任,发挥着主导作用。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贵州省赈务会的成立及其演变概况探析

民国时期,灾荒与战争在贵州大地交相发生,由此给生活在黔中大地的人们带来了严重灾祸。在这一背景之下,根据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贵州成立了省赈务会。赈务会的中心任务就是救济因灾或战争而产生的难民,它属于贵州救济难民的一个官方机构。正因其特殊的官方背景,因此,自其成立之后,既要接受国民政府相关救济机构的指导,同样亦应纳入贵州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由此,随着岁月的变迁与国民政府政治的调整与变化,贵州省赈务会成立之后,亦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直至终结的历史过程。通过对贵州省赈务会演变的历史分析,让我们从赈务的层面认识与了解到民国时期贵州官方赈务组织机构变化发展的基本概况。     

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

向贫民发放救助性赈贷,是历代救荒的一项重要措施。明初通过广泛设置预备仓,重构了元末以来断裂的赈贷制度。但正统以后,预备仓逐渐破败,赈贷制度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一,不收利息的"秋成抵斗还官"逐渐过渡到"量取息米",甚至演变为高利贷;其二,乡村豪民取代贫困小农,成为赈贷的主要受益对象;其三,预备仓的赈贷功能明显下降,赈贷越来越多地依靠劝分、赃罚和捐纳等来苦苦支撑;其四,官方主导型的赈贷逐渐弱化,以义仓、社仓为支撑的民间赈贷逐渐凸显。这些变化再次印证了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逃不脱的利息政策异化、放贷对象错位、国家责任转嫁等运行悖论和周期性兴衰循环。     

国际人道主义在中国:从20世纪初的灾赈谈起

<正>中国灾赈事业的国际化,当始于"丁戊奇荒"期间。当时,一批西方传教士在国际上开展募捐时,曾把苏州义赈人士的募捐册《河南奇荒铁泪图》译成英文,以《中国饥荒》为题在伦敦出版。而从英、美各国募集的20万余两白银,也由传教士们散放到华北灾区(中国救荒基金会上海委员会编:《奇荒:中国救荒基金会报告》上海,1879年,第29~31页)。虽然这次西方对华救灾活动的总体效果有限,但其象征性作用不容低估。这次活动似乎激发了中国本土义赈的扩展,在随后二十多年间,以上海为中     

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淮河流域灾害救治述论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各种灾害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害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大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及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等特点。面对灾害,华洋义赈会开展了施放赈款、赈粮赈衣、举办粥厂、建收容所、农贷和工赈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效果还较为显著。此外,作为建设救灾理念的直接体现,华洋义赈会还于1922年成立导淮委员会,不遗余力地促进“导淮”工程,为民国时期的“导淮”做了大量工作。从华洋义赈会的灾害救治活动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高句丽赈贷法发微

面对自然灾害时极易发生民变等危害国家政权稳定的情况,高句丽初期弱小时,采用的是单一的赈济制度,但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大,其统治区和人口的激增,故国川王时颁行了赈贷法,用以解决年景不佳,贫民困苦时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灾后恢复生产的绝佳农业法。正是赈贷法的实施,保证了高句丽此后近5个世纪内,历经数次灾害,但却未发生民变骚乱等内部危及政权统治的情况。赈贷法是面对“无所佣作”的情况,当出现较大灾乱,发生“民饥”甚至“饥人相食”的状况时,仍会辅以“赈给(济)”“赈救”或者“抚恤”等并用手段。因此,赈贷法可谓是高句丽统治者制定的一项成功保全农业生产的法政,有利的保障和维护了高句丽政权的统治和延续。     

略论林则徐对灾赈弊端的认识

嘉道时期,时逢中衰,灾患频仍,灾赈弊端不断,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症。林则徐为官三十多年,多次经手赈务,饱有经验。他并非笼统地说明灾赈弊端问题,而是深入剖析各色人等,一一揭露委员、吏胥、州县、生监、土棍、流民、奸商、殷户八类人存在的弊病,见解深刻,针对性、可操作性强。     

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有清一代,政府对于灾荒的赈济,形成了一套颇为严密的制度。虽然由于封建政治的日趋腐败,有关“荒政”的一些规定渐成具文,甚至存在着种种黑幕和弊端,但无论如何,这种由朝廷和各级政府主持的“官赈”,在很长时期内,毕竟是灾荒救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直到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才开始兴起了一种“民捐民办”,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义赈”活动。这在中国救荒史上,无疑是一个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     

清代一个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 ——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例

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文章梳理了该村从乾隆到光绪时期的灾赈史,重点考察了基层社会的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发现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业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     

1931年皖北赈务舞弊案

1931年的大水灾,在民国灾荒史上堪属空前绝后,计全国被灾区域遍及16个省区,灾民约7000万人之多.为救济这次水灾,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府救灾会),并与美国洽商,借得美麦45万吨,用作救济全国灾民的主要物资.     

清代灾赈数据的生成及相关问题——以乾隆朝为中心的考察

有关历史时期的数据大都有着复杂的生成过程,根据不同史料来源、计量标准、统计方法、估算依据所得出的结果千差万别。因此,进行量化历史研究时,有必要对基础数据本身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已有的灾荒史研究中,由于对灾荒规律、文献特征、荒政制度等方面欠缺考虑,以及统计和估算方法上的粗糙与失误,相关的灾情、灾赈数据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量化数据的获取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实现方法的科学化,更要注意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记录的内在逻辑,实现方法的史学化。在数据的运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数据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其适用范围。     

道德强国之梦:民初俄灾赈济会述论(1921~1923)

俄灾赈济会是在一战后中国思想界重新肯定精神文明价值、国民外交意识增强的背景下成立的。当时各"文明国家"积极赈俄,中国政府则助赈不力,赈济会呼吁国民应以"中国人"的意识担起赈灾之任。时论认为救济外国灾荒实际上是国民"善力"的体现,为国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能够塑造国民形象,使中国成为道德上的强国。而且"善力"还能够推动国民外交,昭示国民力量。赈济会募捐过程中面临官商群体捐款不积极、仅有无资财的学生积极捐款、自身公信力受质疑等困境,募捐结果远低于预期。其中,国力不强是其根本原因。赈济会期待的以国民外交促进中俄政府外交的愿望未能实现,俄方也没有归还中东路。"道德强国"最终成为一场梦。     

"变救为助"与"以贷代赈"——1931年江淮大水农赈理念及其机制研究

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也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其间,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

灾荒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几乎与中国的历史记载一样悠久 ,在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 ,灾荒更是占据着一个相当突出的位置。李文海先生曾经指出 :“一旦接触到那么大量的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后 ,我们就不能不为近代中国灾荒的频繁、灾区之广大及灾情的严重所震惊”① 。尽管此处谈及的只是包含着晚清时期的近代 ,其实 ,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清代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时期。因此 ,尽管清代灾荒史迄今也未成为什么热门课题 ,但从二十世纪初期以后 ,有关研究除偶有中断外 ,可以说是一直不绝如缕。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清代灾荒史研究已是一个成…     

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

当发生较大灾荒或战争时,社会上货币的流通结构与规模、物资的市场贸易与运输均会出现与平时显著不同的变动。通过对"丁戊奇荒"中山西银钱比价变动的初步探析,可以发现,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呈现出钱价明显上升的剧烈变动,但其上升幅度远不及物价,且灾区钱价的涨幅水平与灾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随着赈灾活动的大规模开展,短时间内出现了1877~1879年的全国性钱价上涨局面,这对灾区及外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了赈灾成本,严重削弱了赈灾效果,并造成了全国性的金融波动。此外,与既往观点不同,发生"丁戊奇荒"的1877年才是中国19世纪后半期全国性"钱贵银贱"现象出现的时间节点。     

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运动述论

华洋义赈会为防救农村灾害,为复兴农村,而倡办了农村合作社。这逐渐为其他注重农村的团体所仿效,从而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该运动中,华洋义赈会的成效最为突出,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谢家福与光绪十五年江苏苏属水灾义赈

光绪十五年,江苏的苏属地区发生重大水灾,之前曾在华北等地举办义赈的苏州绅士谢家福发动各方力量举行义赈。他号召大批外地绅士前来协助,与本地绅士一起,共同举行散发钱物、以工代赈和掩埋尸棺等赈灾措施,在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此次义赈是首次以江南地区为对象的跨区域义赈活动,将江南绅士在以往外地义赈中取得的经验运用于本地,使江南地方社会亦能从义赈中受益,从而保证义赈活动能够继续得到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此次义赈还首次提出和运用"官义合办"的新型赈灾模式,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     

宋庆龄两次筹款赈豫灾

宋庆龄两次筹款赈豫灾贾天运原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两次多方筹款赈济豫灾的动人事迹,给河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１９４２年河南大旱,旱灾几乎袭击了河南全省。大麦、小麦、油菜籽等夏季作物颗粒不收。麦季绝收,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秋季、岂料秋季依然...     

试论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及其边疆救荒实践

本探讨了清代名臣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及其边疆救灾活动,认为左宗棠重视灾前防治和灾后生产恢复,其救荒活动体现出注重救治结合、因地制宜和办赈得人等特点。左宗棠救荒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与他早年的困苦经历和所受教育有关,更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