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府政书编纂的法律功能探析——以乾隆时期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清会典、则例、大清律例等政书的编纂过程的论述,初步探讨了清代内府主要是乾隆时期政书编纂与立法活动之间的关系,着意揭示以上政书无论从"钦准"纂修到修订直至颁行,都与其他图书编纂不同,具有代表国家行使最高立法权,并令各衙署遵守的特殊法律功能。因此,不能单纯从编纂书籍来看待其所特有的法律意义。     

清代新疆回民的社会生活

新疆回民的由来,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五年,命回回人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今和田）、可失会儿（今喀什）工匠五千户屯田”,其中就有不少回回人户同维吾尔等族共同屯垦。至元二十七年（1290）“给滕竭儿回回屯田三千户牛、种”。“腾竭尔”是指“胜纳会儿”或“特纳格尔”,即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之阜康市,这里一直是重要的回回垦区。上述为新疆回民来源的最早记录。①清代内地回民更大量迁徙至新疆,除所谓“遣犯”之外,多为屯边、军旅、经商者,主要分布于现今之昌吉、乌鲁木齐、吐鲁番、…     

清代乾隆时期福建宝福局为台湾铸钱小考

福建宝福铸钱局是清代重要的钱币铸造机构.福建宝福局开办于清顺治年间,初名"福建铸钱局".据道光<福建通志>卷53<钱法志>记载:"顺治四年(1647)开福建铸局".雍正年间改称"福建宝福局".     

清代前中期陕甘地区的人口西迁

清代前中期陕甘地区的人口西迁是在清朝势力不断向西北推进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西迁人口主要有官方移民、民间自发移民和绿营兵丁及其眷属三种类型组成,官方组织陕甘人口西迁的主要动力先后经历过三次大的转折,因时而异的移民管理体系为移民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至嘉庆末,迁入安西地区的陕甘移民及其后裔约10万人,迁入新疆地区的陕甘移民及其后裔可能接近或超过55万人,其中大约有六成左右的西迁人口不在官方户口统计范围之内。     

论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以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为中心

清代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一直被视为一起重要的文字狱,本文则探讨伪稿在清代走向鼎盛时期是如何在社会上传播的。笔者认为:各个层级的商人是伪稿案的主要传播者,他们通过商业中心的商行、会馆获得信息,再通过商业网络将伪稿传向不同区域,成为当时基层民众表达和发泄对清朝统治不满的政治文化心理的一种方式。这种商业社会消解着清朝的国家力量,让看似高效、强大的督抚力量在查办伪稿案时一筹莫展,让皇帝无可奈何。     

浅析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回民管理政策的转变

回民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时期政府对回民的管理政策经历了某种转变。清政权建立之初,康熙、雍正为拉拢民心、巩固政权,清政府对回民一度采取较为宽容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乾隆前期仍沿袭前代的传统宽容政策,直至后期清政府对回民的管理政策猛然发生骤变。本文简要阐述并拟图分析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回民管理政策转变的原因、过程以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和社会影响。     

乾隆时期对新疆的开发

乾隆皇帝弘历是清朝,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统治中国长达六十年,作了许多事。这个时期他总结了历代中央王朝统治新疆地区的经验,根据当时这一地区民族、地理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而又不同于内地的统治措施。对结束长期战乱局面,维护祖国统一,保卫西北边疆的安全,对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生产,都在一定时期起了积极和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代珲春地区洪涝灾害与赈灾政策——以乾隆十五年灾害为例

清代珲春地方隶属宁古塔副都统管辖,归吉林将军统辖。珲春南部海域满语称为julergi bira,该地区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历年雨水偏多,特别是珲春河流域一带群山环绕,支流纵横,水资源非常丰富,也是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义仓作为救灾物资储备中心,也是珲春地方唯一的粮食赈济渠道,而经营义仓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政府的赈灾政策将会解决粮食危机。     

清代辛者库身份考——以康熙时期内务府辛者库人为中心

辛者库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之辛者库,是指管领下人中完全依赖发给衣粮为生者。在康熙时期,管领下非辛者库人包括诸披甲人和有自耕田之庄头人等;而辛者库人包括鳏寡孤独等无力耕种者、无自耕田之庄头人、城内及陵上匠役人等、因罪抄家罚入旗下者。就其地位和待遇而言,上三旗辛者库人高于下五旗辛者库人,京师辛者库人高于盛京辛者库人,城内辛者库人高于皇庄辛者库人。就民族成分而言,辛者库人主要由汉人构成。随着八旗生计日艰,辛者库人在管领下人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两者渐趋重合,至嘉庆时经官方确认后,辛者库正式成为管领下人的代名词。     

论清代乾隆时期宫廷演戏的特点

清乾隆时期经济繁荣,使得宫廷演戏在各方面也达到极盛。本文从宫廷戏剧演出机构,剧目体系以及戏台建筑、舞台技术、行头切末这三个方面,阐述了乾隆时期宫廷演戏的特点。     

清代灾赈数据的生成及相关问题——以乾隆朝为中心的考察

有关历史时期的数据大都有着复杂的生成过程,根据不同史料来源、计量标准、统计方法、估算依据所得出的结果千差万别。因此,进行量化历史研究时,有必要对基础数据本身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已有的灾荒史研究中,由于对灾荒规律、文献特征、荒政制度等方面欠缺考虑,以及统计和估算方法上的粗糙与失误,相关的灾情、灾赈数据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量化数据的获取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实现方法的科学化,更要注意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记录的内在逻辑,实现方法的史学化。在数据的运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数据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其适用范围。     

乾嘉时期新疆的金矿开采——以内地人的活动为中心

清朝统一新疆后,采取积极移民新疆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内地人前往新疆,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矿产开发,金矿即为典型例子.但是,出于对地方安全的顾虑,清朝对于内地人在新疆的金矿开采活动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禁到开的发展变化过程.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汉档案及其他相关文献的解读,论述内地人对新疆金矿的开采和清朝对此之管理.     

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心的考察

以代际流动这一社会学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商人家族代际流动问题,有助于从动态的历史性角度找出影响代际流动趋势的因素。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文章以榆次常氏家族为例进行了分析。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子代多继承父业进行经商,从商人数比例远大于从事其它职业的比例,其成员通过捐纳或结交官员上行流动。嘉道年间,东掌制趋于完善,财东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家族人口产生富余,致使未从事商业的子孙转向读书科举或另谋它途。晋商家族代际流动状况还揭示了特定时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动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家族商业破产,社会地位整体下降,而重视读书科举教育的家族成员转型为新精英阶层。     

登峰造极的清代乾隆官窑彩绘瓷器——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为例

正乾隆一朝六十年(1736～1795),景德镇御窑瓷器生产达到历史顶峰,无论青花、彩瓷、颜色釉和仿古釉,都达到极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评价乾隆官器"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清乾隆时期国力强盛,社会安定,烧造品种之丰富,种类之多样,装饰之华丽,令人赞叹。其青花瓷的生产达到巅峰,斗彩、粉彩、珐琅彩等彩绘瓷的烧造,更加精益求精。     

清代“冲繁疲难”制度再审视——以乾隆七年制度调整为中心

"冲繁疲难"制度,是清代订立的行政分等制度,学界已有论述。然随着档案史料的逐步挖掘,许多论断需要重新审视。首先,四要素与四等级之间共有五种对应关系,定制后的对应关系仅是其中的一种,非最合理者,惟专制政府以强制推行。其次,等级、要素之间关系复杂,要素内部又细分等级,二者的强行划一,使制度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同时,亦致其趋于简单化、僵硬化。第三,缺分等级之调整,是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前者多隐晦不显,遮掩了真正的行为动机和权力诉求。     

清代江西棚民的社会上升流动——以铅山篁碧村为中心

清代江西棚民的历史实践显示,下层民众实现上升流动的过程非常漫长,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获得相对稳定的谋生方式,定居入籍;从事山货贸易,积累财富,投资公益事业,跻身精英阶层;支持、资助族人读书业举,考取科举功名,获得官员任选资格;谋取官职,并为子侄创造入仕的机会。明清棚民群体的社会角色与普通民众无实质区别,并非全是学界妖魔化的贼寇。传统时期社会上升流动的实质不是读书考功名,而是普通人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统治者或特定群体授予和让渡的一部分统治权力的过程。     

清代的花衣期制度——以万寿节为中心

花衣期是清代官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即规定官员在若干庆典期间应穿着花衣(蟒袍)。平时实施这一制度的庆典有元旦、上元节与万寿节,其中后者规格最高,变数最多,而且最能体现皇权专制的特性。万寿节花衣期的时间一般为正日及前后各三日,在若干整寿之年会加以延长,有时也会缩短。时间最长的是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大寿,长达一个月。万寿节花衣期的长与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体现统治者性格的晴雨表。花衣期(尤其是万寿节花衣期)内,有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禁忌,甚至呈现出"涟漪效应"。这样的禁忌促使官员尽量避免在此期间上奏,令这一制度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清代宝泉局的工料钱改定与官匠博弈——以乾隆六年停炉案为中心

<正>乾隆六年（1741）七月,京师宝泉局匠役停炉,炉头与宝泉局监督进局劝阻均无功而返,停炉的一个多月后,为首匠役均被逮捕。这场停炉引发了乾隆帝的关注,而事件的起因正是两年前乾隆帝采纳了工部右侍郎韩光基的上奏,将下发京局的工料由铜钱改为白银。这场事件的背后,有哪些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围绕着工料下发进行了哪些博弈？背后又体现出清代钱法管理的哪些弊病？这些问题尚未有专文进行探讨。     

清代河南普济堂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

普济堂是清代河南规模最大的官办养老保障机构,乾隆年间,河南每个州县都建有普济堂,收养大量贫民。普济堂资产来自官方划拨和民间社会捐赠,主要由房屋、土地和现金等构成,其多余资产大量用于出租,获得不菲的孳息,为普济堂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清代河南普济堂是由官方主办主导,但在管理上则多交给地方绅士等人,体现出灵活性,官、民的深度合作使得河南普济堂性质复杂。由于资产较为充裕,清代河南普济堂的功能得到发展,变身为地方公益基金,支持很多地方公共服务事业。同时,地方政府不断要求普济堂承担官方责任,使其趋向官役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济堂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清代河南普济堂只重收养,不知教育贫民自立,距离近代慈善教养并重的模式尚有不小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