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男性之间的同性关系研究

清代内阁刑科题本中的相关档案可以看作是男风在法律文本中的表述。在这类文本中,男风表现为男性之间的同性关系,具体可分为偶然型、同伴型与隐居型三类。偶然型指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的发生频率只有几次的同性关系;同伴型指男性在特定条件下由于共同参与一件事情而产生的同性关系;隐居型指僧道等出家人之间发生的持续时间较为长久且鲜为外界所知的同性关系。这几种同性关系结束的原因分为财物纷争、相处不合、关系曝光、他人介入与知耻拒绝五类。通过对上述同性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清代男风在乡村社会中的传播方式。     

从《乾隆刑科题本》看清代押租制

租地要交付一定数量的押租金,这种做法在明代已开始少量出现,到了清代才形成一种制度。在《乾隆刑科题本》里,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主佃之间因押租纠纷形成的案件,它是研究押租制度极为珍贵的原始材料,而又为其它官修书如实录、地方志所不载。本文根据《乾隆刑科题本》,谈谈押租制的历史及其产生的原因、押租制的特点以及押租制在清代农业租佃关系中的作用。     

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生命、生计与生活——基于嘉庆朝内阁刑科题本与方志的互证性研究

清代内阁刑科题本对底层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有着丰富的记载,是难得的社会史、生活史资料。通过对嘉庆朝内阁刑科题本中陕西案发当事人交代的家庭人口、年龄、子女、婚育等描述性资料做统计性分析,呈现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家庭规模、婚育状况、生命形态等基本样态;结合对刑科题本中案发人的生计的考察,与地方志进行互证性比对研究,揭示清中叶陕西不同区域底层民众的衣着、饮食、居住、交通等生存面相,并思考地域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新趋向。     

清代四川人口统计制度新探——以省志所载人口数字①为中心

利用府州县志、《赋役全书》、人丁题本以及民数谷数奏折,本文分析了清代四川三部省志所载人口数字的来龙去脉,揭示了清代四川人口统计制度以"户"为核心的特点,并对文本中"户"的不同术语作了解释和分类。     

永佃权与清代农民生活

永佃权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刑科题本中有关永佃权的案例以及契约书和方志的记载,再现出了清代农民生活的状况。     

先秦志书篇名、体例问题补证

《左传》《国语》称引的"志""前志""军志""史佚之志"等志书目前仅存二十余则佚文,通过钩稽相关史料及上博简古文字材料可进一步证实:志书又称作"记",一则完整的志书文本由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两部分构成。传世文献征引志书有三种方式:一是只征引警句格言部分,二是只征引历史事件部分,三是征引完整的志书文本。《逸周书·史记》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完整志书。志书体裁具有"二重性",从"学在官府"的背景审视,可以将其看作官府档案;以"六经皆史"的标准衡量,亦可将其视为古代史籍。志书乃史官为君王提供鉴戒而作,实为史家撰作史书之滥觞,对先秦时期史著及史学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清代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基于原始契约与刑科题本,本文揭示了清代地权交易的三大类型,一是债权型融通,二是产权转让,三是股权交易出现.借助于土地但不发生产权最终转移的融通性债权交易的各种形式常被混淆,本文加以考辨与厘清:"押",以土地为担保并以地租或利租来还本付息;"典",约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转移与收益占有来偿还借债;"当",以地权为中介的各种借贷形式;"抵",发生地权分割,并以此抵还欠债.清代出现的这些交易手段使农户在保有地权的同时实现其融通性需求,它们与现代金融工具相似,其名称与方式延续并沿用至今.地权转让与收益补偿等交易形式则包括活卖、绝卖、佃权顶退、找价、回赎等,其规则取向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地权所有者的权益.土地经营的合伙制与股权交易亦开始出现.凡此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不仅在金融工具缺失的时代充当了资金融通工具的替代,农户赖以济危解园,更促进了土地流转,使生产要素组合与资源配置通过地权市场得以活跃和发展.     

从档案史料看清初的圈地与投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大量的清代历史档案,其中内务府的奏销档、来文、呈稿以及内阁刑科题本等文种里,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清初的旗地庄田、土地债务以及旗地的主佃关系等方面的情况,这是研究清代旗地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本文以档案材料为依据,试对清初的圈地和民人投充旗下等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清代档案与清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2019年6月7—9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清代档案与清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值此国际档案日之际,来自海内外18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9位专家学者围绕"海内外利用档案研究清代社会的理论方法""清朝档案反映的法治与社会""清中叶的日常生活""国际视野下晚清档案与清代社会""胶海关与青岛地方社会"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度的讨论。青岛大学副校长于永明教授出席了此次会议,向与会的     

明清幕府人事制度新探——以"幕宾""幕友""师爷"为例

幕府与衙署,均属官府,却稍有差异。一至清代,幕府从临时开府转而变为专设衙署,总督、巡抚随之成为固定的地方大僚,幕府与衙署趋于合一。明清入幕之人,称谓众多。最为闻名者,当数"幕宾""幕友"与"师爷",通称"幕僚",一身而兼具宾、友、师三重身份。明清私人聘请的幕宾,其职掌主要在于佐治、检吏两个层面。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凭的关系:幕主得幕宾之助以治事,幕宾得幕主之脩金以糊口。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东翁与西宾之间的关系。     

《清史治要》出版

山东大学黄冕堂教授的又一力作《清史治要》41万字,已由齐鲁书社出版。著者充分利用多年阅抄的数百万字一史馆刑科题本档案,结合其他文献,对乾嘉年间的经济变化及与资本主义萌芽有密切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如清代农业租佃制的变化趋势、“雇工人”和“无主仆名分”雇工之性质等,以及清之代明的必然性和苗疆与中原关系的新发展等政治文化问题都作了深刻的剖检.本书资     

俍兵并未消失：清代俍兵俍田的制度与实践

据清代俍兵档案、刑科题本和俍目粮户凭照等官私文献可知,清代俍兵俍人并未消失,不过因制度和管理方式变化有了多样化发展：官府调征并设土官衙门建立兵堡而屯守桂东岭西的俍兵基本被裁（后部分恢复）;部分以招俍耕守方式东迁的俍兵俍人以民兵方式保留,耕俍田纳俍米,防守隘卡并免差役。乾嘉两次清查俍兵提供了清代俍兵俍田的数量及分布情况,而横州个案则反映出俍兵在清代的生存发展状况以及乾嘉清查俍兵政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现今以俍目粮户凭照形式留存的俍兵占田及身份凭证,正是俍兵后裔记录并坚守祖先俍兵身份记忆和祭祀仪式的凭据。     

资源、生计与族群：清至民国时期青海湖湟鱼的捕捞与运销

清至民国时期青海湖裸鲤鱼陆续有"无鳞鱼""黄鱼""湟鱼"三种名称。蒙古族是清代捕捞湟鱼的主要人群,民国中后期湟源县的汉人成为后来居上的捕鱼群体,湖周部分藏族民众则是特殊的捕捞者。共同捕捞湟鱼、谋求生计是推动蒙、藏、汉族群之间产生"同化"现象的重要原因。"同化"既有"蒙番(藏)汉化",也有"汉人蒙化""汉人番化"。多民族的共同参与,促进了青海湖湟鱼资源的开发利用。     

《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考

今本《韩非子》首篇《初见秦》作者(即文中所谓"臣")的身份问题,是古今"韩非学"中的一桩重要公案。以往研究对该文的文本分析并不充分。《初见秦》文本语境大致对应于秦昭王五十年至五十六年之间,内容主旨是"臣"利用赵楚魏三国合纵抗秦局势,历数魏冉、范睢事秦"不忠",以求得到秦昭王"信""用"。取代范睢而后快的明显企图与对范睢批判的"不彻底"之间的矛盾是其显著特点。《初见秦》的历史语境与蔡泽入秦时间吻合,而该文内容及文本特点与蔡泽入秦目的及其入秦后相关史事、当时的秦国内外局势、秦国对外战略行动调整方向等均可形成对应关系。"臣"是蔡泽的可能性最大。     

对日本战争称谓问题的一个考察

在日本,因开战当时就对战争目的缺乏统一认识,加之战后美国实施的占领政策以及之后日本国内近现代史相关认识的"政治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所发动的对外战争有着多种称谓,并且战争称谓问题至今仍被热烈讨论。因此,现有的称谓基本上均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官方则一直在使用"之前的大战"一词。各种称谓中,"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均能表示1941年12月8日以后展开的战争,而从所涉地域来看,"大东亚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则明确了日本当时战场之所在,另外"太平洋战争"一词则更让人联想到发生于太平洋上的日美战争。至于国际通用且价值中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日本的视角出发对其自身参与的战争进行叙述时,此一称谓无论从时间、地域还是"感觉"上来看都不甚适合。因此,现今"太平洋战争"一语虽被广泛使用,但展望未来,在选择能将1941年12月8日以后的中国战区亦纳入其中的恰当称谓时,是否可以考虑使用抹消其意识形态色彩的"大东亚战争"或"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两个用语。     

故宫旧藏“云产石”释疑

"云产石"是清代相关档案和文献中的旧称,在清宫旧藏的文物中,有些器物所附的黄条上也有同样字眼。仔细观察这部分藏品的特点,并通过档案调查、产地分析,进行无损拉曼光谱检测,与源于数据库的翡翠光谱曲线进行对比后,得出结论:"云产石"当属翡翠无疑。现将这部分器物进行系统的归类、对比和分析,以期找出与其他玉器之间的共性与不同。     

清代东北流民与满汉关系

清廷对东北长期实施封禁政策,禁止民人(主体是汉民)流入。实际情况是,尽管有制度和政策限制,仍有大批内地民人不断进入东北地区垦荒。他们在发展边疆经济的同时,对当地民族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刑科题本等史料,以流民问题为切入点,重点就民人出关与清廷"封禁"、民人流动与旗民关系(主要是满汉关系)、民人流入与旗地流失、旗民杂居与"理事官"设置、商业发展与文化陶融等五个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以期就清代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变化,理出一条更为清晰的线索。     

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保证语”浅析

本文列举了唐朝民众或低级胥吏申报、申辩文书中的几种不同的"保证语",主要有:一"求受罪""求受重罪""求依法(准法)受罪";二"求受违敕之罪";三"求受重杖十下""求受重杖廿"下等三种不同类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保证语"与时代有一定关系:从开始时的战战兢兢,到"依法受罪"的踏实;"求违敕之罪"告诉我们在律令格式之外还有"违敕罪";"求重杖"若干告诉我们"重杖"已经成为实际刑罚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了。民众依据不同时期的刑罚标准采用不同的"保证语",所以虽然在某一时期看起来"保证语"是套话,但从整个唐代看去,"保证语"则非常直观地展示了刑罚的变化,并且非常底层地反映了民众所具有的法律意识。     

清代档案史料的“虚构”问题研究——以《巴县档案》命案为中心

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命案为我们研究司法档案虚构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来源。《巴县档案》命案显示,司法档案文书存在"真实"与"虚构"并存的复杂面相。司法档案存在"虚构"的问题在《巴县档案》"曹宗志自缢案"中展示得十分突出,从堂讯叙供到"通详""招详",直至四川总督的案情描述均有着程度不等的差异。而在"任四烧伤身死案"中均未发现"虚构"的存在。通过对"曹宗志自缢案"的解读发现,县衙上呈的"通详"文书认定的案情与县衙堂讯叙供及结状的差异是档案虚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从《巴县档案》命案可知,在借助清代司法档案进行学术研究时,必须将通详与县衙堂讯叙供、结状等文书进行比较,方可避免档案虚构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误导。     

从《离骚》、《神女赋》中神女模式窥探君臣之间的角逐

自屈原、宋玉以来,一系列以神女追寻为题的辞赋,连同赋写情、色的相关作品,形成中国辞赋史上极为重要的"神女论述"传统。在不同时代下,男性书写者策略性地展示出他们在政治、情欲上的对应姿态。换言之,成为同是男性的君臣双方,彼此交涉对应的身份筹码;作者如何出场,君王如何观看,性别的模拟与转换,刻画出政治场中的角力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