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代山西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

契约文书作为我国民间社会的法律文件和私家档案,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在基层社会运作的直接反映,可补政书、典章、史志和其他公私文献的缺憾。近几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搜集到了清代山西5067件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种类齐全、内容丰富,主要囊括了卖契、典契、委托书、遗嘱、赡养文书、纠纷合同、分产文书、布告、归并地约、公议文约等类型。它们从时间跨度上来说,贯穿整个清代直至民国;就地区分布来说,遍布晋南、晋北、晋中、晋西、晋东南各个地区。这些契约文书细致地反映了清代山西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被誉为山西的"民间正史"。由此可见,清代山西契约文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清代抚民厅制度形成过程初探

抚民厅是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由明代的派遣厅(府同知、通判的派出机构)演变而来。这两种厅在清代长期共存,需要有一个标准将两者区分开来。区分的标准应该由清代官方文献的记载和现代政治地理学理论结合而成。在此标准之下,通过对《清实录》、地方志中相关记载的疏理,认为抚民厅制度萌芽于明代末期,在清代设立新厅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乾隆十二年(1734年)潼关抚民厅的出现,标志着抚民厅制度的全面形成。     

建构与解构:明代浙东湖水纠纷中的利益表达——以上虞皂李湖为中心的考察

浙东上虞皂李湖灌溉区域以运河为界,运河北岸为湖水灌溉区,南岸则不在灌溉范围之内。运河干涸时,县级官府希望开湖水济运,这与南岸民众旱时要求分水灌溉之愿望契合。因此,在明代的湖水纠纷中,北岸灌溉区湖民与县级官府、南岸民众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北岸灌溉区湖民通过构建湖由曹黎二姓割田而成之"史实",抵制官方济运与南岸分水之诉求。万历年间,南岸精英家族通过编纂由县级官府主导的地方志,意图将湖泊变为公有,使双方矛盾彻底激化。湖水灌溉的地理区域界限、运河两岸农田分布差异和家族势力等综合因素,决定了湖水纠纷的发生及运作过程。矛盾双方通过对文献的建构与解构,以实现护水与分水之目的。     

鄱阳湖面临干涸：何时才能重现秋水长天

事件随着2008年早春的到来,鄱阳湖,这个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水域面积从最大时的4000平方公里减少到不足50平方公里。曾经碧波千里的浩瀚水面消失了。据统计,因鄱阳湖大旱,河畔的城市有上千万人遭受了水资源危机。鄱阳湖喊渴,除了自2006年以来沿湖地区持久干旱、上游来水少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以外,围湖造堰、速生杨吞食鄱阳湖湿地、无序采沙加剧湖底沙漠化等人为危害更为可怕。     

从《江南禀稿》看奏折处理中的弊端

奏折是清代独创的一种官方公文,是高级官员向皇帝请示、报告政务的主要文书。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公务文书,都是统治者实施统治政策的工具,自然地产生并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奏折文书亦不例外,从它开始作为一种官文书使用,就鲜明地表现出它自身的特点和活力,成为清统治者的有力工具。奏折文书自康熙中期开始使用,最初仅是皇帝的亲信,用来密告下情、请安问好,与皇帝私相往来。至康熙后期,奏折开始被推广使用,逐渐取代了题本的主要功能,而成为官员上报政务的主要文书。当这一文书制度逐渐形成并扩大使用之初,在撰拟、封发、呈递,以至批、转、办、结等种种环节上,都具有堪称最为严谨、慎密的规定,其程式简便,传递亦迅捷。它的使用不仅是清代文书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尤其对清代皇帝的集权政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全力，为健康

正(一)我是陈光明,江西鄱阳人,中共党员,现在是一晟(武汉)医学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1996年6月,我从湖南湘潭大学毕业,来到江西省第一劳改农场(珠湖农场)工作,成为一名农场工作人员,拿着239元/月的工资。但初入社会的我年轻气盛,总想着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闯一闯,于是半年多后,我离开珠湖农场来到了浙江。     

论清代边疆地区的族群间解纷机制——以厅制为中心

厅制是清代回应旗民蒙汉之间跨族群纠纷解决需求的官方建制之一。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厅较为独立,旨在突出“重视其地”,实行“变通之策”,解决边地跨族群纠纷问题,实现统一国家之于边疆多民族杂处区域的社会治理功能。厅之司法功能运作,是清统治集团权力下沉至边疆多族群杂居地区的适应性调整,在边疆法律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拟以厅的机构设置、解纷主体、司法程序为样本,分析清代特定区域族群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创造。     

八旗制度概述

过去民间曾流行一句谚语:“不分满汉,但问民旗。”也就是说,清代社会主要由民人社会和旗人社会两部分组成。当然,如果细分起来,旗人社会有满蒙汉的差别,而民人社会就更复杂了。所谓旗人即入八旗之人,民人即未入旗之人。八旗与有清一代相始终,作为社会组织和典章制度,在清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对清王朝的建立、发展和     

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一书认为 ,就海外贸易政策总体发展趋势而言 ,明代是开放的 ,清代是封闭的。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从官方出海贸易政策、海外国家朝贡贸易政策、本国商民出海贸易政策、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关税政策等五个方面分析 ,明朝与清朝前期没有本质的差异。清朝前期的许多海外贸易政策不仅直接继承于明朝 ,而且在很多方面比明朝更加务实 ,更有利于国计民生     

清代对八旗营房中旗人的束缚

八旗兵是清代统治的基础,宫庭对京师八旗的管理尤其严格,制定了种种制度约束八旗兵丁的行动,使八旗兵成为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忠实奴仆。为了保持八旗制度的军事职能,八旗兵丁常年被圈在营房之内,行动很不自由。据章润普所著《满洲谈往》一书中所述,八旗营房制度有十条:(1)旗人不准私自远出,(2)不准经营商业、与民人争利;(3)不准与民人交产;(4)不准与民人通婚姻;(5)读书者不得染名士习气;(6)     

从朝贡文书看清代的朝贡体系——兼评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

<正>2016年,何新华先生的新著《清代朝贡文书研究》由中山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该书被誉为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代朝贡文书的著作,是作者继《威仪天下:清代外交制度及其变革》、《清代贡物制度研究》、《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天下体系:一种建构世界制度的中国经验》之后,第五本系统研究清朝朝贡制度的专著。作者对清代的朝贡文书作了详细而系统的梳理,史料翔实而丰富。全书共收集了532件朝贡文书,涵盖了清朝与当时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各种文     

清代江西诬扳漕运军丁讼案浅析——以《康熙四十五年诬扳军案集录一本永远存据》为例

清代漕运军丁是由明代卫所军户演变而来,原有卫所屯田的屯丁成为赡运漕粮的军丁。由于漕运军丁担负的造运漕船之责不仅耗费甚巨,而且兑漕任务艰辛危险,军丁避之若虎,因而军丁隐匿逃避,互相推诿,甚至诬扳民人为军丁的案件时有发生。本文通过对清代康熙年间发生在江西吉水县的诬扳军控案进行个案分析,由此探寻诬扳漕运军丁身份纠纷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进而剖析诉讼展开过程中官方考量与民间诉求的互动关系。     

契约与民生: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之反思

明代以来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下,此类经济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徽州农村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地方和国家的利益.虽然清代微州民间和官方采取了不同措施以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但棚民开发在清代却长期存在.文章从契约和民生的角度分析认为,政府对契约法律效率的承认,百姓的生存以及谋利的需要,是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难以驱禁的两大重要原因.     

从草洲到码头:咸同以降黄陂范氏的宗族建设与码头经营

在江汉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宗族组织发展与水域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以往研究表明,清中期及以前的江汉平原,对湖产和垸田的争夺是该时期宗族组织建设的主要诱因和推动力。但对晚清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宗族的研究并未延续前述思路,多从近代化的角度予以阐述。从晚清民国时期黄陂范氏的宗族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到江汉平原宗族组织如何适应、利用新形势来维护和延续业已形成的"业权"所属。从湖产、垸田争夺到码头开发,构成了清代以来江汉平原湖区开发的历史缩影。     

清代徽州棚民问题及应对机制

从明后期开始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 ,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 ,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他们的活动损害了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 ,清代徽州民间和官方有不同的反应。由此引发我们对“棚民”的再认识和对 1 9世纪前期国家控制能力的再思考     

播州杨氏族属探研

播州杨氏是指从唐朝末年到明万历年间生活在川南和黔北地区的杨姓氏族。对于杨氏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史学界历来就有争论。认为杨氏是少数民族的,但究竟是何种民族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之所以选定这个题目,是因为它不仅是研究播州历史要遇到的问题,而且还是个现实的民族问题。在贵州还有上千的杨姓群众自称是播州杨端或杨应龙的后裔。在前几年的民族认别     

民族与时尚:清代的鹿肉消费及其特征

鹿在满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鹿肉是满人消费的重要对象。清代官方记载食用鹿肉的来源主要有三:东三省进贡、木兰围场和新疆进贡。通过鹿肉赏赐,汉人品尝到具有满族特色的食品,并对鹿肉的美味津津乐道。京城旗人消费鹿肉,皇帝赏赐官员鹿肉,显示了清代鹿肉消费的民族特色。鹿肉产量较少,故鹿肉的赏赐形成了制度。鹿肉价格较贵,对鹿肉的消费始终被限制在一定的阶层范围内。     

三都水族地区的鱼眼钱

在清代,贵州私铸钱币的问题十分严重。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乾隆55年(1790年)4月贵州巡抚额勒春奏:“黔省接壤滇、粤、川、楚,深山密箐,每有奸民藏匿私铸。”又奏:“奸民私铸,须搀入铅斤,铜少铅多,因以牟利。”①乾隆59年(1794年)六月清廷诏谕:“至云、贵、四川本系出产铜、铅之地,取携甚便;而湖广汉口地方为云、贵、四川总汇,奸民杂处,私贩私铸诸弊丛生。”“各省小钱在在充斥,尤以云、贵、四川为甚”②嘉     

安徽师范大学博物馆藏两道诰命考述

清咸丰十一年(1861)吴楠夫妇诰命和同治五年(1866)吴棫夫妇诰命是清代晚期封赠文书的新发现,不仅有着证史、补史的作用,而且为清代封赏制度、官文风格、文书档案史等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