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

高利贷资本与地主制经济、商业资本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高利贷资本向封建贵族、官吏、地主和商人放债,其中尤以向农民政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本文拟从高利贷资本与农民经济关系的角度,对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发展问题,作点粗略探讨。（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有着多种性质的借贷关系。封建政权、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有低利息或无利息的借贷,如赈贷。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的借贷,以及农民之间互助性质的结会借贷等等,这些都不属于高利贷的范畴。以高利息率为特征的高利贷,则是封建社会农…     

清代前期文官选任制度之演变

关于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目前学界大都根据光绪朝《大清会典》所载清后期的情况作静态的概述,鲜有对制度在前期的演变过程作动态的考察。按照选任方式的不同,清代文官可分为两大群体:中央京堂以上、地方布按以上高级官员和京官司员以下、外官道府以下中下级官员,二者在选任制度上的变化明显不同。高级官员选任制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会推和论俸推升制度改为开列具题,结合特简授官,皇帝牢牢控制这部分官员的选任。中下级官员选任制度的演变,集中体现在从月选中分出以题缺为主要内容的留选制度,使中下级官员中的要缺,转由各部院长官和地方督抚于属员中拣选有才能者就近补授,具有一定的行政合理性。这两方面的改变都分割了吏部的选官权力,并对清代政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唐代中央派员出任蕃州官员吏员考

唐代中央派员出任蕃州官员有品官与流外两类。虽然唐代羁縻州原则上都督、刺史由部落首领世袭,但是部分蕃州都督、刺史,乃至县令也可由中朝官员担任。中朝官员任佐官的现象,不仅见于在部落本土设置的南北羁縻州,也见于以内迁唐经制州境内部落设置的羁縻州。佐官的层级从羁縻府州上佐长史、司马,至其他僚属录事参军事、诸曹参军事等,羁縻县则有县丞、县尉。其中有固定居所的羁縻州,或以游牧部落在经制州内设置的羁縻州,中朝官员为佐官的层级较多,比较完备。流外吏员在羁縻州使用程度不一。定居、有固定治所的羁縻州使用不同名目的流外人员,具体到参与羁縻州诸曹事务;在游牧部落本土设置的羁縻州,流外人员主要负责起草、接受文书,确保羁縻州与各级政府之间的沟通。     

论清代京察一等外放问题

京察一等外放是清代京官考核与选任有效结合的一种人事制度。京察一等是清代中下级京官考核最优等第,得一等者可依据外放原则优选外放地方道府以下官员。京察一等者经皇帝两次引见面察,由军机处或吏部记名后方有外放资格。外放地方道府人员将次用完,可从京察一等引见未记名中拣选顶补。但京官素质直接决定外放地方官的任职状况,因此,强化京官考核一等的公正性与解决京官、地方官工作经验衔接问题,成为完善京官外放制度的重要手段。     

清朝兼务官养廉银小议

清代官员在正常的俸禄外增加养廉银后,对于官员的兼职也给予一定数额的养廉银,即所谓"兼任养廉"。兼任养廉是清代养廉的一种特殊形式,作为兼务官,除了自己本职所得的养廉银之外,还获得所兼任职位的养廉银。兼务官的养廉银依据"增事则增养廉,事毕则停养廉"原则支给,一定程度体现出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清代外官大计“考语”与“事实”探析

清代大计"考语",是督抚对属官考核的综合评语,亦为考察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考语"分为卓异官、平等官、应去官三类,具有概括性,而相关"事实"则为官员细化的日常行政表现。清前中期政府重视大计"考语",为此多次进行调整,其注写方式渐趋简化,"八字考语"成为惯例。官员实政则体现于上官出具的"事实"。"考语"的固定模式,对清代后期地方官年终密考、州县事实考核等规制皆产生较大影响。在清代的不同发展时期,大计官员的"考语"、"事实"的格式和内容都有变化,从侧面折射出地方吏治的清浊。     

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

有清一代．官吏的检选和除授例归中央,为吏部之责,然而,总督与巡抚作为地方一级的最高长官亦参予铨政。他们以保举和题补的形式,向朝廷荐举人才,升调属吏。因而,清代的地方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督抚选用的。这是清代文官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也是清代官僚制度的一个特征。督抚管辖的属吏,除落桌二司外,主要为道府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即从正四品至未入流,除道员而外,他们分别隶属府、州、县三级衙门中,由正印官、佐贰官和教职人员组成。有人作过统计,清代官员的总数,“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颂督抚所辖的地方官约占60％…     

清代前期账局、放账铺研究--以五种账局、放账铺清单的解读为中心

清代前期不但有资本规模较大,主要针对商号及官员放贷的大账局,也有资本规模较小,可能针对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农民放贷的放账铺。至少从乾隆年间开始,账局、放账铺已经比较普遍地运用合伙制的方式筹措资本。账局的重要业务之一就是对官员放京债,这种放贷利率高、数额大,但风险也甚高。与此同时,账局也开始大规模地对商号商人放贷,每家较大型的账局至少可能对三十至五十家以上的商号放贷,放贷数额常到一千两以上,最少也有一百两。这种放贷,直至道光年间还很兴盛。账局、放账铺已经具有了商业银行的功能,但是否够得上商业银行,还须进一步探讨。     

清代月选掣签制度考论

明代吏部尚书孙丕扬行掣签授官之法,用于官员铨选之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吏部铨选制度的不足。清代在文官月选中沿袭掣签授官,并成为定制,掣签的时间、地点、对象与明代相比发生一定的变化,且为了防弊,增加了监察官员监掣、九卿验看、皇帝引见等一系列措施。为了能使人地相宜,清代又制定题补等其他选任方式,以补掣签授官之不足。掣签授官制度虽保证吏部掌握部分中下级外官选任的权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选官的公平,但却与量才授官、人地相宜的用人原则存在本质矛盾。     

湖南博物院藏清代“凤凰花黼黻”考证研究

补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官员服饰的主要饰件,用以标明官员身份等级,佩戴于官员服饰的正后背及胸襟,运用织、绣、缂丝等工艺制作,分文官与武官补子。文官等级纹样为“禽”,武官纹样为“兽”。清代补服等级制度基本上沿用于明代,但是随着满洲贵族王朝的建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其在装饰纹样风格上有了不少变化,有着鲜明的清代补服特色。     

清代官员的仪仗

清代的官员们为显示其威风和地位高贵,出来的时候有仪仗在前,官越大仪仗越多。在北京城里,因为有皇帝在那里,官员们不能显示他们的威风,所以出来的时候没有仪仗。外省的官员们,在他们做官的地方就摆出仪仗。现就在桂林所看见的,叙述如下：     

唐宋高利贷资本的发展

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发展至唐代,进入一个完备、发达的时期,高利贷资本各种经营形式、各种利息都已具备;高利贷对社会经济及人们的生活影响也越来越大。至宋代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考察这种发展变化,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规律及唐宋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动都是很有意义的。近年来,史学界对唐宋高利贷分别进行了研究,但是还没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作整体考察。本文拟从高利贷经营形式的发展及利息变化两个角度对这一发展作简要叙述。     

新乡市博物馆藏帽筒

正帽筒,又称"官帽筒",据专家研究,"帽筒这一器物产生于清代的嘉庆年间,初始时用于放置官帽,后来流入民间,一直受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喜爱。帽筒的制作工艺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结束于建国后的20世纪50年代,前后跨越了两个多世纪,约15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帽筒创制于清代嘉庆朝年间,经历了清代咸丰、同治、光绪朝乃至民国时期,最开始是仿古所作,官员用于放置顶戴花翎,代表了上层社会和统治阶级,有一定的身份等级象征寓意,随着其不断发展,逐渐世俗化,成为寻常百姓家的装饰品     

宋代官员分司制度

宋代官员分司主要有自请、责降、叙复和优待四种方式,神宗以前,自请和优待者居多,神宗以后则以责降为主。分司官有一定任期,但职事简单,并逐步虚化,直至全无,由此也导致了分司官之分司地与居住地由完全一致向完全分离转化。官员分司之初官职一般会发生变动,或升或降取决于分司方式。分司官可享有升转官资、荫补亲属为官等政治特权以及以俸禄为主的经济待遇,但分司官之间、分司官与现任官之间都存在一定差别,并因时而变。宋代官员分司制度既承袭了前代的做法,也有自己的创新,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对宋代以后的作用并不明显。     

试说雍正钱

清代钱币中，雍正钱相对少见，在出土或存世的大量清钱中，仅占1％。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雍正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流通所需货币越来越多，而制造铜钱的原料黄铜生产不足。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户部建议，除乐部等必须用黄铜铸造者外，一律不许再用黄铜制造器皿；已成者，当作废铜交官，估价给值；倘有再造者，照违例造禁物律治罪；失察官员，买用之，亦照例议处。同年九月，再下禁令，只准三品以上的官员用黄铜器皿，其他一概禁止；现有铜器，一律要在两年内清缴。     

略谈宋代的“堂除”

宋代的文官选任,除两府至侍从官等高级臣僚由皇帝指定外,主要经由两类部门负责。一是由中书门下(政事堂)负责的“堂除”,一是由吏部经办的“部注”。后者负责处于官僚队伍中下层的大批常调官员,实际上包括吏部尚书左选(原审官院)与侍郎左选(原流内铨)两层等级。元裙元年(1086年)吕陶的一段话,大体上概括了这种情况:朝廷差除之法大别有三:自两府而下至侍从官,悉禀至旨,然后除授,此中书不敢专也;自卿监而下及已经进擢或寄禄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预也;自朝议大夫而下受常调差遣者,皆归吏部,此中书不可侵     

试论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朝珠

朝珠是由满族人独创的官制服饰品,为历代官制服饰所独有,体现了清朝官制服饰的独特之处和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朝珠的起源为女真贵族承袭于汉族佛教用品,经清入关前使用和佩带,至入关后逐渐形成规制,最终于清中期成为皇帝、后妃和王公大臣、文武官员的服饰品.清代朝珠本身具备了汉族、满族两种文化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与研究价值.本文除对清代朝珠的起源、发展及定制做以研究外,还对沈阳故宫博物院现藏清宫朝珠予以重点介绍.     

清代官员选任制度述论

官员的选举与铨任制度,决定官僚队伍的质量、权力的分配、人才的配备使用、官员的选用数量以及会否产生“冗官”现象等多方面的问题,与王朝的统治、吏治乃至治乱兴衰有直接关系。清代官员的选任制度基本沿袭时代,在某些方面有所损益或发展。另外,清王朝是以满族为主体满汉联合统治的政权,在官员的选任上也体现了这一特色。本文拟对清代官员的选任制度作综合性考察,总结某些特色,并阐述其对清代政治的影响。一、官员的选择途径清代选拨官员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由学校入仕者可不经过科举,国家专设有培养士子直接进入官僚队伍的学校。…     

唐“通籍”考

唐玄宗開元以後頻繁出現的＂通籍＂一詞,學界或認爲是著録藩鎮僚屬所帶朝銜的籍,或解釋爲釋褐之官,或釋作在朝任官、京職。這些解釋都不夠準確。＂通籍＂的確切意思應當是常參官,中晚唐常參官可按制度規定隔日入閤在内朝正殿紫宸殿面見皇帝,所謂的＂通籍＂即＂通内朝之籍＂。與＂通籍＂意思類似的詞還有＂朝籍＂、＂通閨籍＂、＂升朝＂、＂登朝＂等。＂通籍＂等詞的頻繁出現,表明開元以後常參官在官僚體制中具有特殊地位。     

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

抄家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有现象;中国历史上不乏抄家事例,唯在清代将之作为惩罚官员的手段广泛推行。借助今天的电子检索手段对清代中央档案进行全面搜索并逐一加以确认,已发现了超过两千起抄家案例。它们在时间分布上高度不均,而以18世纪雍正、乾隆两朝和19世纪光绪朝发生频次最高。对这些案例进行事由统计发现,亏空、逆叛和贪腐是最多见的罪名,因各种渎职、军事失利、文字狱、包括被连带抄家者数量亦不少。另外,抄家的发生与清代律例规定关系并不密切,特别关于官员的抄家,更多是皇帝个人意志、偏好与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