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

从群体结构看,武昌起义时在职的地方督抚仍然是一个旧式的官僚群体;武昌起义后新任的地方督抚群体则注入了新的因素,同时也暗伏了新的变数。各省督抚在武昌起义后的反应,可谓情形不一。那种认为督抚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说法,未免有简单片面化之嫌。其实,真正转向革命阵营或死命对抗革命的督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还是存效忠清廷之心,虽然因无法控制新军及当地绅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但他们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灭,还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应对措施。这既与其切身利益有关,也与其思想观念状况有关。辛亥鼎革之际,因清末新政过程中清廷不断收束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表面上演变为“内重外轻”之格局,但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其总体表征是中央与地方权威一并流失,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地方无力效忠中央。“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直接后果是清廷中央与地方均无法有效地应对革命,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军人势力的崛起,出现军人干政,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略论北洋军事集团对清末民初政局的影响

北洋集团以小站练兵为契机起家,经北洋首领袁世凯精心经营、巧借时势,由新建陆军扩充至武卫右军、北洋常备军,及至北洋六镇编练成军,逐步成长为一股重要的军事政治力量。在清末民初这个新旧社会的变更时期,北洋集团作为代表清廷统治阶级内的一股新兴政治势力,对清末民初政局产生重要了深刻的影响:北洋集团是支持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大支柱;也是影响辛亥革命使之政权转移的主要力量;袁世凯复辟帝制恶化了民初政局;北洋军阀之间混战为国民党建立统一政权创造了条件。     

袁世凯政府与广西地方势力的经济关系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分崩离析。在新的社会体制尚未建立之际,各地的封建军阀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912年2月,袁世凯逼孙中山退位,掌握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实权后,各地封建军阀之间的争夺依然在进行,袁世凯的统治地位很不稳固。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是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为许多地方势力所不及。     

八省土膏统捐与清末财政集权

清末鸦片税收是中央与地方争执较多的领域,地方固守与中央控制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八省土膏统捐是清廷在扩张财政以编练新军的背景下,将地方经营有效的联省合办统捐的权力收归中央的重大举措。地方督抚对此暗中排拒,使清廷推行财政集权的意图难以如愿贯彻。这一事件反映出清末中央与地方逐渐疏离的趋势,亦可概见练兵新政推行中政治与财政环境之纷乱。     

从“内外”到“三权”——辛亥革命前夕帝国的权力新格局

自1930年代以来,学界探讨晚清权力结构,都在“内”“外”的框架下言说,或称咸同军兴以来一直是“外重内轻”,或称清末新政期间演化成了“内外皆轻”。谈及晚清权力结构的影响,学界都与民初的军阀割据相联系。其实,预备立宪期间,权力结构发生了超出“内”“外”格局,朝着三权鼎立方向发展的新变化。在此过程中,崛起的不仅仅是军人,还有绅士。这两个集团在推翻清廷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在民初共享政权,北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不但有军阀,也有绅士,不但有割据,也有宪政,这是清季权力结构新变化造成的影响。     

清末新政与晚清权力格局

清朝末期,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清廷下决心推行新政,企图挽救危局。这场改革,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力度,在中国历史上,都堪称"前无古人,后乏来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以强国雪耻为目的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不但没有稳固清朝的统治,反而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本文从清廷、地方督抚和立宪派三者的相互博弈中研究晚清的权力格局,并以权力格局为视角探讨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     

民初军阀界定

一直以来,史学界将袁世凯执政时期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笔者针对国内外学者对军阀的不同界定,结合袁世凯政府取得的政绩,对民初军阀做出科学的界定。民初军阀酝酿于袁世凯执政期间,形成于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时期,而1912～1916年这一阶段,正是从地方实力派到军阀的过渡阶段。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整合格局的变化

晚清以降,在内忧外患交侵之下,乡族自治传统下的地方社会秩序陷入困境。随着国家扩张权力需要的增强和地方资产阶级化新兴士绅的倔起,一种以国家与新型地方精英的合作为基础的新的地方权力格局呼之欲出。当然,由于传统势力的牵制以及国家权力与地方精英权力之间的张力,清末民初的地方权力重建过程充满了复杂的纠葛与冲突。     

权力的扩张及其分配：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再思考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有“内轻外重”“内外皆轻”等概念的提出。权力并非静止或者此消彼长的概念,而是极富弹性。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创设诸多新机构,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权力分配方面,以财权的争夺最明显,双方利益此消彼长一目了然,最终达到动态均衡。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虽然都或多或少失去部分权力,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拓展各自的权力空间。由于地方权力的扩张速度快于中央,导致中央逐步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权力格局一旦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外部条件的重大改变,才能走向另一种平衡。     

北洋集团与清末东三省新政

1907年,北洋集团借改设行省之机将势力移植东北地区。以徐世昌为首的北洋集团在东三省大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农、工、商、交、金融各业;普兴教育,发展化事业;整顿军事防务,加强国防力量等。这些措施构成了清末东三省新政的主要内容,对清末民初的东北边疆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局

1907年的丁未皖案是一个突发事件,却推动了清末政局的进程:在权力高层,既影响到丁未政潮的政治走向,间接促使清政府决意设资政院和筹办谘议局;在朝野舆论,将满汉关系、革命党等问题推向舆论焦点;在长江中下游巡防设置上,清政府改变了此前的长江防务格局,试图抵制革命势力的发展,引发了清政府与沿江督抚的博弈。从整体上把握清政府、革命党及其他政治势力的相互角力与影响,可以细致深入地展现清末革命与改革之间"互动"影响的史实联系。     

清末咨议局中的旗籍议员

<正>在汉人(民籍)势力渐强的晚清社会,尤其是在清廷推动地方议会选举的时刻,汉人纷纷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成为各省议员,其政治力量不仅逐渐抬头,甚者更有取代地方督抚,进一步主导地方政局的趋势。过去的研究者,大都只注意到民籍汉人在清末宪政运动中的活动,却忽略了八旗士绅在宪政运动中的作用,尤其是咨议局中的旗籍议员。有关清末"咨议局"的议题,海峡两岸的学者虽然皆有不少研究论著,但是倘若从整体的研究成果来看仍有不足。首先,在研究内容上,其探讨最多的是通论性质的叙述,以及某些与国家大事或特定民籍事务相关的事项。     

清末新政官绅纷争与北洋女子公学兴衰

以性别意义上女子解放为旨趣的北洋女子公学属于清末新政的产物,而新政整体框架亦成衡量办学效果的标杆。北洋女子公学筹办关联报界、政界,涉及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政利益集团与《大公报》主持人英敛之、《日日新闻报》主持人方药雨等地方绅士的两派对决。北洋女子公学筹办过程多有反覆,人事复杂,纠纷甚多。表面看是报人英敛之、吕碧城的情感离合,背后则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筹办女学的政治意图,特别是北洋集团在教育领域的权力及其资源的分配。新政语境中北洋模式呈现的是传统性、现代性并置的混杂局面,亦涉及幕府转向军政利益集团过程中刷新"开明"形象的社会转型及其趋向。     

黄河故道之变与土地权属之争(1855—1937)

明清时期治理黄河,在今兰考以下河段南北筑堤,形成长逾千里、宽约数里至数十里的河道。河道除行水外,尚有面积广阔的河滩。鉴于河务、漕运之重,国家奉行“不与水争地”,严禁垦殖。1855年黄河北徙,故道成地数百万亩,但复故与否,清廷内部争论未决,直至辛亥鼎革仍无明确措置。民初,主政江苏的冯国璋为辟财源,上呈中央,欲将故道之地划归地方处理。然而,变卖官产已成北京政府开源之既定政策,冯的计划落空。袁世凯死后,地方势力膨胀,掌控江苏省的齐燮元无视中央法令,公开放领故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动导淮,黄河故道与之关系甚大,中央议决导淮委员会接管,但无论在统治核心的江苏还是山东、河南,相关工作皆举步维艰。故道土地权属之争,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实态。     

试论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原因及其政权的特点

一、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主客观原因(一)皖系集团是包括了各种人材的势力网络清末民初,在段祺瑞政治地位日益重要的同时,他的周围逐渐积聚了一批军人、官僚、政客,形成皖系集团。这个集团以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乡关系、亲属关系等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包括各方面人材的势力网络。这些人是皖系能够控制中央政权的骨     

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

自袁世凯死去后,北洋军阀首先分裂而成三大派,加之原先一些地方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民初军阀林立、割据的政治局面.至于军阀割据之所以形成的原因,论述看很多.梁启超曾用向心力和离心力来分析之.毛泽东曾概括两个根本原因,即“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一些研究者也都曾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但他们多从社会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论述.本文不揣冒昧,从文化学角度来剖析民初军阀、军阀割据形成的原因,并揭示其迅速走上统一的历史必然性.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试论皖系军阀的形成

1.内轻外重的政治状况是孕育军阀和军阀派系的温床。清朝沿用元、明两代旧制,在地方设总督和巡抚等加以治理。在专制王权全盛的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对这些地方督抚还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但到晚清,由于农民起义和列强入侵的内外交困,王权开始走向衰微。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督抚的权力,则在平内乱、御外侮的幌子下,日益坐大。“兵额彼自定之,兵费彼自设厘金以筹之,军队驻在地,彼自择之,彼等以文人而绾兵符,故国家之政,彼与闻之。彼为两江总督,则以两江之军务属之,彼为北洋总督,则以北洋之军务属之”。而且,清政府一旦遇有重大问题与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