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吁击鼓兮，祈甘霖——岷县十八湫神崇拜

以“九州”、“九服”划分世界的“天下观”为中华帝国行政之基础。族群杂居的岷县（古岷州）地处远离中华帝国政治中心之“雍州”,从异域到边疆,中央王朝以卫所、屯垦、赐姓、羁縻等手段管理之。此外帝国统治者深谙意识形态对基层社会的治理作用,利用本地民间信仰——十八湫神崇拜的民间基础和“日常性”,于信仰符号和意义中强化“礼”的主流文化认同。汉藏因共同信仰的神明——“分巡圣母”而产生族群间的交流与互惠,国家则将民间信仰视为帝国边疆管理之“利器”。而民间社会为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开始有意识纳入“规范”,在仪式层面模仿国家,于是神的膜拜即成为国家观念的外化表现。     

近代以来“反宗教运动”的历史回顾及其反思

以"废庙兴学"和"破四旧"为例,回顾民间信仰经历的政治运动,分析背后的话语与意识形态,以及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因此,尽管是对"废庙兴学"和"破四旧"这一过程的分析,无形中把学者们对原生态文化的看法也作为客观分析的对象,从而揭示原生态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现实的复杂背景。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青年学生志愿从军”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北大核心CSSCI

抗战后期以动员青年人为主的从军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主要是配合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改革和国民革命军的现代化改革。进入1944年后,由于经济压力和豫湘桂大溃败等原因,国民政府的危机局面日益严重,国内对国民党不满的政治力量日益活跃。美国要求蒋介石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蒋介石试图通过扩大从军运动的规模,动员民间社会,以此推动国民党在军政事务和党务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彰显自己的领袖地位,减轻美国的外交压力。     

晚清陕西关中方志中的民间信仰类型探析

民间信仰在此主要指非正统的、非宗教性的,流行在民间的神灵崇祀习俗,官方参与的信仰、某些祭祀仪式和活动亦包括在内.关中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传统、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造就了晚清关中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灵物崇拜、赋予超自然力量的人神崇拜、行业神崇拜等不同类型的民间信仰.同时也体现了关中民间...     

从“青年学生志愿从军”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抗战后期以动员青年人为主的从军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主要是配合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改革和国民革命军的现代化改革.进入1944年后,由于经济压力和豫湘桂大溃败等原因,国民政府的危机局面日益严重,国内对国民党不满的政治力量日益活跃.美国要求蒋介石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蒋介石试图通过扩大从军运动的规模,动员民间社会,以此推动国民党在军政事务和党务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彰显自己的领袖地位,减轻美国的外交压力.     

国民党时期的县级管理整编

在国民党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中,县一级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县党部与县政府一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基层统治的薄弱和政权的不稳定。对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的认识。     

一九二九年宿迁小刀会暴动与极乐庵庙产纠纷案

1929年2月13日,宿迁县小刀会突然"暴动",砸毁国民党党部和学校,绑走党员和教职员,持续三日之久。这次"暴动"与同年3、4月发生的另两起刀会"暴动"被描绘为旨在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政治改革。与事件无关的极乐庵之所以成为主角,与宿迁国民党党部"庙产兴学"的政治意图不无关系。小刀会事件引发的极乐庵庙产纠纷案,是地方社会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庙产兴学"、"反迷信运动"的因应。     

台湾地区郑成功信仰之历史研究

“郑成功信仰”在台湾汉人社会中的发展,早自清领台湾时期,便已超越了乡土的情感和地域的观念,统合宗族性、地缘性、民族性等多重特质,而成为台湾此一移民社会的共同信仰。“郑成功信仰”别于其它一般汉人社会里常见的民间信仰,官方的介入极深,其中隐藏着强烈的政治意图。在探讨“郑成功信仰”的时,民间与官方为两大方面,加上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不同主政者接二连三地为郑成功重新定义,而有了不同的诠释,使得此一信仰文化复杂而影响深远。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是客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章从客家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外廷、客家民间信仰的特性、客家的神明崇拜与风水信仰等方面对近十年来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行了评析,以期展现十年来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的走向。     

北伐前广东农民运动中国民党的身份冲突与调谐简

北伐前国民党在广东兼有执政党与国民革命党的双重身份,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存在冲突。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倾向于支持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以换取农民对国民革命的支持。但作为基础不牢的执政党,为维持政权稳定,国民党不敢也不能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掌控乡村政权的士绅地主阶层。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采取了渐进式的农民运动发展策略,试图在革命与维稳之间维持平衡,调谐革命与执政的身份冲突。但农民运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农民斗争的演进轨迹超出国民党领导层的预期,党政各方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农民与地主的激烈斗争中。广东革命政权完全巩固以前,左派的主张占据上风,且因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统一战争,国民党对农民运动大体持积极态度。“中山舰事件”后,维稳的需要压倒了革命的信念,中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态度转为消极。     

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

1927年春,蒋介石为了对抗武汉政府所采取的种种削弱其权力的措施,开始利用帮会势力曲折夺取所占领地区的党政权力。在与老资格国民党人反复磋商之后,出于另立中央、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目的,发动了所谓“清党”行动。全面夺权目标实现之后,另立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又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发动了影响面更大的第二期“清党”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没有达到初衷,反而因其所造成的各种权力重新洗牌的局面,以及事实上向改组以前回归的倾向,使得原本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部更加分化。     

1947年《中央日报》揭露宋、孔豪门套汇走私事件始末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历来是国民党当权派的喉舌,为党国要人们服务。可是在１９４７年７月,该报却发生了一起不寻常的事件：该报中一些人员冲破重重阻力,刊登文章揭露了国民政府党政要人宋子文、孔祥熙等豪门家族,利用权势,猖狂进行套汇走私牟取暴利的罪行,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几乎酿成一场政治风暴,最后,由蒋介石亲自出马,经过政治高压与精心策划,竟以小数点的玄机化解,不了了之。整个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与腐败。宋、孔豪门套汇猖撅　舆论哗然齐呼严惩 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国民政府以…     

论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治的影响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战时国民党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团体,其存在时间极为短暂,却对国民党的政治、党派关系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渗透与控制是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实施战时动员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央政权进行社会基层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选取浙江三青团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浙江档案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以及杭州市档案馆等所存的有关档案与资料,重点阐述三青团渗透与控制浙江地方基层政治,从中折射出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基层政权的运作,以及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途径及效果。     

关于民间信仰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民间信仰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主要存在于民间社会所存在的历史时段中;它发生于文明诞生的过程中,与民间社会共同萌发、共同形成。同时,民间信仰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精神世界,不同时代的民间信仰因其信仰群体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围是民间社会所发生与传承的种种信仰,对于官方社会中所存在的民间信仰的行为,可视之为民间信仰的影响与延伸。     

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

对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性质和渊源,学界多从信仰上帝为独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依据实地调查及对各类官私文献的重新释读,指出在明清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的过程中,浔州府地方往往将社、庙神明正统化并依赖其来维系既有地方社会秩序,清中后期更以社、庙祭祀为中心形成了村落联盟组织。这样的地方信仰及组织深刻影响了拜上帝会的形成。在与正统神明崇祀及村落联盟组织的激烈斗争背景下,拜上帝会一系列的毁庙举动,表面上以打破民间偶像崇拜为旗号,实际上蕴含了对抗当地村落联盟等地方组织的族群政治意义。对此事件进行深入剖析,或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有其更为复杂的地方历史背景。     

论撒拉族政治参与历程与基层和谐社会建设

撒拉族是一个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融入稳定期、剧烈变革期、稳定发展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撒拉族基层社会具有不同的社会状态特征。不同的国家权威塑造方式决定了撒拉族政治参与和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状况,这为今天促进撒拉族有序政治参与及基层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启示。     

民间信仰的多元图景——以武烈帝陈果仁为例

隋唐以来,武烈帝陈果仁便是常州及附近地区重要的神祗,在江南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并被列入官方正祀。但陈果仁本人的事迹却在正史编纂和民间传说中,有着极大的差别,并渐渐地从历史性的形象转化成为复数性的、非历史性的形象,呈现出一副极为复杂的图景。而官方、士人、民众等不同社会阶层对待他的态度也并不一致：国家力图实现对民间信仰的控驭,地方士绅则希望以此来维护地方利益,普通百姓则可以通过信仰来获得心理慰藉和进行娱乐。而正是通过民间社会和国家间的不断互动和交换,民间信仰才得以发展起来。基于此,本文便拟通过考察陈果仁从人到神的过程及其在民间的影响,来展现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在社会不同阶层中所体现的不同图景,以探讨民间信仰与官方意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