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和党的历史演变

一、中和党的肇始——中和堂中国中和党的前身为“中和堂”。其创始人为兴中会的发起人之一尤列。1895年尤列参加孙中山先生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西贡,后因同志星散,革命无人主持,又潜回了香港,为了团聚革命力量,他联络会党及下层群众,于1897年4月16日在九龙成立“中和堂”,这是中和党的肇始。“中和堂”系公开的会党组织,其任务是组织、发动会党群众,支持兴中会的秘密反清斗争。取名“中和”是取儒家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义。九龙中和堂成立后,次年尤列又赴日本活动。     

二拜为何是“高堂”

古代新人成亲的时候,都会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拜高堂就是拜父母,那么为什么要用到“高堂”这个词呢？《说文解字》日：“堂,殿也。”也就是说,堂和殿是一回事儿。但唐代之后,“殿”专指帝王的居所,和“堂”就区别开了。老百姓住的屋子,有堂屋的,就是正房。“高堂”的“堂”,指的是内堂,是父母的居所。过去的习惯,是要到父母的居处去问安,问候尊长的起居。至于这个“高”字,有一种解释说,是因为要在高大的厅堂里拜见父母;而另一种说法认为,“高”字表示尊敬之意。不管怎么解释,“高堂”本来是指一种处所,是显示父母之尊的地方,所以就引申为父母的代称了。     

六朝建康之“中堂”

六朝都城建康之“中堂”位于大司马门到宣阳门之间的“御道”西侧,乃是六朝建康军事防卫体系的核心,是禁卫京师、护卫君主的最后一道军事屏障。“中堂”与魏晋南朝政治的关系,主要体现它在建康军事防御时的中心地位,六朝历史上在建康城所进行的军事布防,基本上都是围绕“中堂”而展开。六朝的“中堂”除了具有禁卫京师、护卫君主的重要军事价值外,还与“释奠”祭孔、“听讼”断狱、策试秀孝、讲论学业,甚至是即位典礼等其他政治活动也有关系。“中堂”与太极殿及东、西堂并无地理上的构成关系。     

曹雪芹祖籍铁岭,不是辽阳

曹雪芹的祖先自其祖父曹寅始、依次上推为曹玺、曹振彦、曹世选（又名曹锡远）,以上断代无考。过录曹雪芹直系祖先一支的《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的“入辽始祖”是曹俊。曹雪芹的祖藉是其祖先居住占籍之地,其祖父为近世第一代祖先,自曹寅上至曹俊的籍地,都是铁岭,不是辽阳。一、曹　寅史料记载曹寅籍地有五：“世居沈阳地方”（《八旗文经》）、“世居沈阳”（《清史稿·文苑传》）、“沈阳县人”（《白山词介》）、“奉天人”（《国朝词综》）、“三韩”（韩艹炎《有怀堂文集·织造曹使君寿序》）。沈阳地方、沈阳县、奉天（府）,都是…     

刘坤一洋务思想及其实践

刘坤一是晚清同光时期的重要疆吏,也是一位重要的洋务派人物。他积极而广泛地参加了洋务活动。其思想高于其他洋务派的地方,是他反对洋务企业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而主张商办,呼吁保护国内工商业。他主张全面、系统地引进“西学”,不遗余力地提倡兴学堂、设报馆、遣留学、劝游学。他主张在对外交涉中要“据理力争”,但对列强的侵略又主张“以夷制夷”。刘坤一的洋务思想和活动自始至终贯串着他的爱国思想。他的洋务思想及其活动,对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决策,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库兵”“库工”“楼船士”考议

山东青岛土山屯刘赐墓出土《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载录诸多行政史料中,包括涉及“库兵”“库工”“楼船士”等信息。地方武备的强化,应当基于对维护治安的考虑。临淮郡堂邑县临江近海。“库兵小大廿七万三千三百六十七”的数量,可能体现出对“临淮海贼”与“江贼”的高度戒备。“楼船士”设置,是水上军事交通事业发展的证明。     

较雨量晴“中和堂”——再论康熙“中和堂”款瓷器的民窑性质

清康熙“中和堂”款瓷器究竟是否系官窑为圆明园特制?笔者依据几块瓷片提供的信息(图1、图2),通过格物、稽古、证史,于2010年起相继发表了《鉴藏界一桩民窑误为官窑的百年积案—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藏清康熙“中和堂”款瓷器考辨》《“中和堂”及“漱玉亭”诸事考——兼与迈克尔·巴特勒爵士并张东先生交流》《瞻公为康熙民窑“中和堂制”品牌创始人之确证—顺就“中和堂瞻公制”款识说“瞻公窑”》。     

节日里的宗族——山东莱芜七月十五请家堂仪式考察

山东莱芜七月十五以请家堂为主要活动内容。从地方节日体系来看,当地七月十五本质上已经是一个宗族节日。对请家堂的考察更多着眼于仪式生活,既关注仪式的具体细节,也关注仪式举办的组织结构。七月十五请家堂仪式承担、发挥、操作、延续了宗族的组织功能,在宗族文化的传承上具有重要意义。     

客家研究所2007年大事记

1日,在房学嘉所长的带领下,全所师生前往梅县松口考察,为本月中旬举行的“走进客家社会”研习营活动作准备,先后考察了元魁塔、李氏“世德堂”、松口老街等,并与当地政府和考察点的管理人员进行了沟通。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作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为系列论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鸦片战争前广东学海堂学长关于鸦片问题的讨论

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 ,字伯元。１８１７—１８２６间任两广总督）督粤时在广州建立的学海堂 ,是晚清一个重要的地方学术中心。学海堂设立八大学长负责日常管理 ,曾在学海堂担任学长的几乎都是当时广东最有名的学者 ,同时他们也是热心地方事务的著名士绅 ,从鸦片战争、洪兵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到筹组晚清资议机构 ,都不难发现学海堂学长活跃其中的身影 ,①俨然是“广东高级官员的智囊团”。 ②鸦片战争前 ,鸦片严禁、弛禁问题是引起学海堂学长积极参与讨论的问题之一 ,重建相关史实 ,不但可以补充鸦片战争史的若干细节 ,还从一个侧面反…     

“快乐教学”在政治课中的应用

近几年,随着新课改在全国各地方的开展,各地教育部门都根据新课标的精神,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意的教学改革思路,其中,“快乐教学”已经成为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热点。许多地方一提到教学改革,就必然提到快乐教学,甚至于有的地方教育工作者认为,能否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快乐教学”是一堂好课的标准。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历史上美国旧金山的华埠选美

<正>美国各地华埠一年一度选举“华埠小姐”已成惯例,然而最大的选美活动当数在旧金山华埠举办的年度“全美华埠小姐”评选会。选举之期,众多年轻华裔佳丽会聚一堂,尽情展现各自的美貌和才艺。一旦荣膺“华姐”桂冠,便得万人瞩目,不仅为社区和家庭争得荣誉,也为个人今后的生活事业打下基础。华埠选美因而成为海外华人社区内一件颇受关注的文化盛事。     

潜龙之邸顺庆府

2012年4月,南充市顺庆区在东南城区红光路恢复重建仿明清建筑的顺庆府署竣工。重建后的顺庆府署坐北朝南,占地8000余平方米,由照壁、大门、大堂、演恭门、二堂、三堂组成。大门上方悬挂镏金“顺庆府署”的牌匾;左右两边门柱镌刻“一心为民两袖清风”“三思而行四方太平”的对联。     

清代河南普济堂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

普济堂是清代河南规模最大的官办养老保障机构,乾隆年间,河南每个州县都建有普济堂,收养大量贫民。普济堂资产来自官方划拨和民间社会捐赠,主要由房屋、土地和现金等构成,其多余资产大量用于出租,获得不菲的孳息,为普济堂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清代河南普济堂是由官方主办主导,但在管理上则多交给地方绅士等人,体现出灵活性,官、民的深度合作使得河南普济堂性质复杂。由于资产较为充裕,清代河南普济堂的功能得到发展,变身为地方公益基金,支持很多地方公共服务事业。同时,地方政府不断要求普济堂承担官方责任,使其趋向官役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济堂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清代河南普济堂只重收养,不知教育贫民自立,距离近代慈善教养并重的模式尚有不小差距。     

李佳白与尚贤堂--清末民初在华传教士活动个案研究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早期在山东传教,维新时期创办针对上层社会传教的机构“尚贤堂”。从晚清至民国初年,李佳白通过尚贤堂联络中外人士、举办文化活动、宣传和平主张和实行各教联合,曾受到广泛关注。尚贤堂的创立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反映了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华传教士活动的新变化、新特点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逐渐淡出中国历史舞台的过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漳州张氏德远堂“安龙清醮”仪式

漳州张氏德远堂为南欧、大坝、塔下、曲江四个村社共享的宗庙。祠前林立着23根石龙旗杆,在全国宗庙中别具一格,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明代华一娘开基以来,该庙堂枝繁叶茂,除在大陆繁衍了3000多人外,其子孙遍布泰国、缅甸、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及台湾地区,共有族众3万余名,是名副其实的客家侨村。一百年来,为巩固宗祠庙号“龙势”,促进宗族繁衍,达成族众祈求地方平安、外出谋生顺利的愿望,张氏德远堂一直保留着“安龙清醮”习俗。     

贵州曲艺今昔谈

贵州曲艺始于何时,史书尚无确切记载,从考古工作者70年代在黔西汉代古墓中发掘出的说书陶俑推断,贵州至少在汉代便有了曲艺的存在。清末,贵州洋琴、青岩唱书、黔北草书已经成熟。光绪二十年,以王石青、蒋发三、丁小瑞组织的“三友社”洋琴演唱班影响最大,遍及全省。民国时期,贵阳出现了由桂百铸组建的“百蕙堂”洋琴演唱班,他们操琴技法熟练,演唱音色悠美,为洋琴演唱的最高水平。“百蕙堂”位于贵阳民权路,传统的青瓦木结构房屋,石板铺就的小院,配有两扇腰门的宅门,均透出浓浓的贵阳民居的地方特色。1939年,遭受日机轰炸后的贵阳城满目苍痍,市井箫条,唯“百蕙堂”的演唱给贵阳带来些许生气。他们演唱时从不关大门,任过往行人驻足围观。一天,他     

中药店“堂”的由来

“堂”,如北京的同仁堂、宁波的叶老寿伫堂、济南的宏济堂、沈阳的天益堂、贵阳的同济堂、兰州的三爱堂等等,一些中医的处方落款时往往在前面冠以“坐堂医生”四个字。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