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明法科与律学馆

唐代的明法科设置于武德六年,然明法出身的官员起点低,升迁速度远不及进士、明经科,故不受时人青睐。律学教育则地位较低,从属于经学,然在稳定社会,普及法律知识,减少犯罪率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总之,明法科选拔法律人才,律学馆培养法律人才,二者为李唐律令国家的"两翼",共同巩固了帝国的统治。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作为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存在于魏晋至宋。律学之废,并不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律学的兴衰,与科举制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关系密切。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历经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从唐代的提倡、鼓励政策到宋朝制度上的要求,再到明清成为法律上的规定。独立律学的消亡,并不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     

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探索

结合2010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情况等,我们2012年对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其工作既考虑到已有的成熟经验,保证基本方面的稳定;又根据社会对法学人才需要的实际,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根据基本稳定是基础,修改、变动有依据,围绕法科生多重能力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墓志中所见唐代弘文馆和崇文馆明经、清白科及医举

唐代墓志是一个丰富的史料宝库,唐代墓志的史料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唐代墓志中有许多关于科举制度的史料,不仅可以补充《登科记考》中有关明经、进士科记载的不足,而且还提供了一些被文献忽略的科目,例如弘文和崇文明经、医举(医术科)、清白科、明法科等。     

北京大学法科的缘起与流变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科"自日本传入,历经长期、曲折的发展和演进,至20世纪30年代几经国家的规训而定型。清季京师大学堂法学教科体系从思想、文本到制度建构,近承日本,间接以德国为模范,亦因本土文化心理制约,发生由"政科"、"政法科"到"法政科"的特有流变。民国初年,确立由法律学门、政治学门和经济学门合组的大陆派法科样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东吴大学法科成立,北京大学法科被单独授受法律的"法律学系"所取代,英美普通法派权势日炙,改写了长期由大陆法派主导法学界的格局。旋因"中法系"执掌中央教育行政,法国学派乘势而起,确立社会学取向的法学院建制。国民政府统一后,在司法"党化"背景下,大学学制美国化与法学教科大陆派走向相辅而行。     

周炳琳夫妇与毛泽东

周炳琳和毛泽东都有北京大学的学术背景。周炳琳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系,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法学院（下辖法律、政治、经济三系）院长。毛泽东1920年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书记（抄写员）,主管新闻阅览室。     

出土简牍法律文献的定名、性质与类别

百年来出土、发现的出土简牍法律文献,数量众多,类别丰富,因而从文献学、法律史学的视角辨析其定名、性质、类别的必要性毋庸赘言。就定名而言,律令类简牍或可不从"文书"之类,而当归入书籍并作为独立门类。就性质而言,应辨析墓葬出土法律文献抄本与原本的关系,追问"为何抄写"、"如何抄写",将有助于对文献的产生、性质、流播的判断。简牍法律文献的大致类别,有律、令、课程品式、法律解释、案例汇编、散见案件、司法档案、司法文书及官箴吏训。类别之明,可透视当时法律文献的生成途径。     

试论我国古代律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上,春秋以前,以刑为主,律不多见。明人丘濬说:“三代未有律之名”。商鞅相秦,改法为律。此后,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法律最为主要的形式,世代相因,达二千余年。直至清末变法,西学渐进,古老的中华法系逐步解体,律也随之化为历史的陈迹。一律的历史发展律是我国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是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律自产生至消失,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在这两千     

汉代持质的立法、执行及流变

后世所谓持质的法律概念,在西汉初期的律文中并不明晰,而是包含于劫人求财的律文中。后来虽有专门的法律对持质加以规范,但持质作为独立的罪名,仍存于律之外的法律形式中。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立法变迁后,至曹魏修订新律时才正式入律。从史料可知,汉代立法、执法处理持质犯罪的基本思路是维护社会治安,消灭盗贼,而不是保障人质的人身安全或人身权利,所以法律要求官吏不顾人质安全,对劫持者进行攻击,但执法者却常常对豪贵者加以特殊对待。与此同时,持质所属律篇的变化,则反映出对相关犯罪概念认识的深化与立法标准的改变。     

论高校法科教学中德育渗透的方法简

德育应成为广大高校教师共同关注的课题。伴随德育地位的显著提高、德育研究的不断深入、德育政策的明确要求,法科教学应注重德育渗透研究。但是,当前法科教学德育渗透还存在认识不足、育人机制不健全、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高校法科教学中德育渗透应采取典型示范、自我教育、理论教育、情感激励等方法。     

论高校法科教学中德育渗透的方法

德育应成为广大高校教师共同关注的课题。伴随德育地位的显著提高、德育研究的不断深入、德育政策的明确要求,法科教学应注重德育渗透研究。但是,当前法科教学德育渗透还存在认识不足、育人机制不健全、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高校法科教学中德育渗透应采取典型示范、自我教育、理论教育、情感激励等方法。     

国家政策与明代的律注实践

明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订颁布时,官方并没有出台统一的具有司法效力的注疏;在私家注律兴盛的明代中后期,国家也没有形成明文规定,对这一领域进行规范和管理。但是,从嘉靖十一年发生的孙存案来看,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对于律文的注释和刊刻已有"成典"。都察院尤其是其中的巡按御史,还有地方的提刑按察司等官员,集风宪和司法功能于一身,具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实际承担了对各私家律文注释的甄别和筛选工作,成为以官方形式刊刻《大明律》律文注释的合法群体。明代国家有关《大明律》律文注释的以上政策和实践,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官方和民间法律知识发展的特征。     

论汉律

九章律在汉代法律史乃至整个中国法律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内容为魏律和晋律所继承。《二年律令》并非吕后二年颁行的当代法典。不宜以"正律"、"旁章"、"单行律"、"追加法"、"律经"等概念认识汉律结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汉律不同律章在形式或法律地位上存在区别。至少在《二年律令》时代之后,九章律只是汉律的一部分,不是汉律的总名或泛称,萧何"作律九章"与汉律不止九章之间没有矛盾。     

一六四四年至一八四○年的清朝立法概况

清朝的法律制度,渊源于明,基本体系和内容与明朝法律制度相同,但随着社会的前进也有所发展。正象清朝统治下全面保护满洲贵族的特权一样,清朝的法律制度也带有鲜明的民族统治的历史特点。众所周知,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封建末代王朝,满族从建立后金政权时起,便基于阶级矛盾的发展和统治的需要,颁布了一系列军政法令。但总的说来,迄至入关以前仍处于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的阶段,法律制度比较简单,“皆因时立制,不尽垂诸久远”。1入关以后,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原有的简单旧律已经不能适应清朝统治全国的新形势,因而很快便开…     

浅析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所见刑名的刑等

本文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律文,并结合《二年律令》其它相关律种律文对《贼律》中出现的各刑名的刑等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排序,以探求西汉初年法律的刑罚等级。     

裴政及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贡献

裴政一生的贡献主要在法制方面。他亲自参与修订的《开皇律》，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封建法律的经验，并对以往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裴政是《开皇律》的主脑，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

学界普遍认为秦、汉的法律是法家制定的,其中并无儒家思想的成份在内,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始以儒家思想改变法律的面貌,以礼入法,中国法律经历了一个儒家化的过程。然而,将出土秦汉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可发现秦汉律的基本框架、原则和内容商鞅变法时已经确立。它是一部等级性法律,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等级秩序和家庭伦理秩序。因此,秦汉律所蕴含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观念从其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而非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礼与法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对立的只是儒法两家的社会主张。战国秦以来法律所表现的等级性和家族主义就是李悝、商鞅等创制的不同于西周旧礼的新"礼"。     

从睡虎地秦简所附《魏户律》看战国后期宗法关系

睡虎地秦简《魏户律》与《魏奔命律》是研究战国后期法律、军事与政治史的重要文献。但是一直以来,这两条法令的文字训释与条文解释总难以令人满意:既有文字上的训诂失误,也存在着法律主体和法律后果不相对应的法律逻辑问题。在遵循训诂学原则与法律逻辑的前提下,对律文进行整体的重释,可知《魏户律》的适用对象仅为"弃邑居壄"的"赘婿后父"。该条法律禁止的是贫宗男子离开宗族而至邑外郊野入赘女家的行为。《魏户律》与《魏奔命律》一方面反映了战国后期宗法制度及宗族结构全面坏毁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统治者以法护礼的意图。     

法学素养:法科学生实质毕业标准

近年来学界从高等法学教育培养目标改革、教学模式创新、课程体系完善、法学教材编写以及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然而,这些探讨缺乏整体性的经验考察与细致的因果关系分析,探讨法科学生毕业标准成了理论回应实践必须深化的重点并不能忽视的问题,以此视角,法学素养方是法科学生的毕业标准。     

关于国家图书馆2000年入藏的《大顺律》

2000年5月,嘉德古籍善本春季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册《大顺律》残本(已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大顺律》是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大顺政权颁布的法律,各种史料中均未见记载.因此,这次《大顺律》残本的出现,当然地引起了收藏界和学界的普遍关注.经过现场竞拍,国家图书馆成功购得此《大顺律》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