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从学科属性来判断方志的性质

方志的性质,是方志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方志学理论的基石。自古以来,对方志性质问题的论说很多,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研讨尤为热烈。     

新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新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郭凤岐一、理论研究的特点新方志学理论研究是随着新方志编纂兴起而发展的。新方志编修取得了巨大成果,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也出现了十分活跃的状况。编修新方志,建国以来进行了三次启动一次高潮。其高潮是８０年代开始到现在,这也是理论研究的...     

扬州学派代表人物方志编纂理论述论

扬州学派是我国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流派,他突起于乾嘉学术盛世,滋衍发展绵延二百年,因其学术研究融会贯通,独树新帜,故而取得了硕大的学业成就,学术成果遍及各个领域。扬州学派在方志学研究方面亦是有所作为,成就斐然。其间,其代表人物诸如焦循、阮元、刘淇、刘宝楠、刘师培等,不但积极参与志书的编创实践,编撰出一批名志,而且深入展开方志理论研讨。其所论,不但在当时产生积极作用,而且有裨于今日方志学理论的研究探讨,对今日志书的编修和续志工作带来启迪与借鉴。     

韩章训《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问世

<正> 韩章训研究员继理论专著《普通方志学》、《方志学基础教程》之后,又有一部新著《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由方志出版社于     

《一代志坛--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与实践》出版发行

在方志领域 ,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甄人先生十多年来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近期他的新著《一代志坛———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与实践》已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在本书中 ,他对新方志学科构建的许多基本理论作了相当深刻的记述 ,既辨析了前人和今人的方志理论成果 ,又从中吸取营养 ,在许多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或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 ,使理论论述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或植根于新编方志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予以梳理、分析、提炼、升华 ,形成新的方志理论。书中论述贴近现实 ,具有鲜明的时…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首轮修志及方志学研究的回顾

当前,新一轮地方志编修及伴随而起的方志学研究正在全国兴起,它标志着前后经历了二三十年时间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首轮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基本结束。对这段现代方志学构建与创新探索的历史进行回顾总结,不仅有助于人们对其深入了解,正确评价,而且有助于人们由此探寻规律,汲取借鉴,促进新一轮修志及方志学研究工作,促进现代方志学的建设发展和中国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本文拟对此作一历史的回顾,并试作一粗浅的归结性的探论,以期促进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一、方志编修及方志学研究的复苏新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兴起过一次全国性的社会主义…     

论近代方志学的渊源与转变

本文系统考察近代方志学渊源与转变的历史,认为发源于"编纂之学"的方志学理论,在近代方志转型的背景下,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有了新的变化;而受西学影响,"分科治学"大行其道,时人在修志实践中注重"科学方法"的应用,方志学重心亦由重视"编纂之学"向以"专门学问"为旨归转变,伴随着近代方志学学科体系的不断构建,方志学亦趋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可以说,历代方志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对近代方志学渊源流变的考察,可以窥探方志学基本内涵衍化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为当前全国方志编修以及方志学学科建设,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方志文本理论的奠基之作——读《方志文本学基础教程》

<正>浙江衢州韩章训先生既是方志编纂实干家,又是方志理论研究专家。章训先生在繁忙编务工作之余,勤奋笔耕,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方志学术专著:《普通方志学》、《方志学基础教程》、《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方志接受学基础教程》。其精力之过人,才思之敏捷,创见之迭出,令人惊叹感佩。近日又拜读章训先生所著、由研究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的《方     

一部提升修志理论和编纂水平的必读之作——《仓修良探方志》读后

由著名史学、方志学和谱牒学专家仓修良先生撰著的《仓修良探方志》于2005年10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本独特而厚重的学术著作，书中收录了作者40多年来有关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基础理论、方志编纂学等方面的部分论文，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方志的历史和方志理论；二是对首轮修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商讨和评论，对于好的和具有特色的志书加以评价，向读者推荐；三是谈论新一轮志书如何编修。全书论证严谨，资料翔实，创见迭出，填补了方志学研究的许多空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是了解方志学科的入门之作，也是提升修志理论和编纂水平的必读之作。纵观《仓修良探方志》，笔者认为该书的出版意义是多方面的。     

地方志编辑学探究

地方志编辑学既是从属于方志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又是涉及方志目录学、分类学、资料学、校勘学、版本学等方志学分支学科的一门综合性、边缘性学科;有的专家、学者将编辑工作称为“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其内涵、外延的广泛性,决定了方志编辑学较强的理论性及丰富的实践性,对于编修地方志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此,笔者从建设方志学的总目标出发,结合一般编辑学的理论及方志编纂工作实践,对建立方志编辑学的重要意义、基本出发点及其构想等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探究或思考,以期与方志界的专家和学者切磋、探讨。     

章学城的方志编纂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是他的方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在首轮修志结束、新一轮续志开始之际,我们联系修志实践,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借鉴其有益的经验,避免其时代的局限,从而开阔思路,与时俱进,搞好续志的编修,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方志目录学刍议

构建新方志学学科体系是方志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本文对新方志学的分支学科——方志目录学曲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目前建立方志目录学的基础和有利条件,阐述了方志目录学研究的六个方面的内容和九种目录类型,提出方志目录学发展的三段论,并分析了方志目录的发展趋势。     

学习借鉴首届新方志的编写经验

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既缺乏理论指导,又没有新方志编修的实践经验,大家只能边学边编,“摸着石头过河”．许多地方的方志编纂都走了弯路．付出了代价．初期的编写质量是不高的。     

从《城市区志编纂概论》谈方志学创新理论问题

有了城市区志编纂实践,才有城市区志编纂理论的产生,才出现《城市区志编纂概论》这一理论专著。该书总结了首届编修城市区志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具有独创性和创新性、体系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学术性、指导性和实用性等特点。它不仅为社会主义方志学体系建设提供一个方面的内容,而且提供一条路子,一个全面认识首届修志实践经验的总结方式。创新的理论来自创新的实践。创新社会主义新方志学还在努力之中,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深入探讨和总结全国修志实践经验,作出理论上的概括。     

略谈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

自1980年开展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开启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新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以旧方志学为思想理论资源,伴随新方志编纂进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升华不够、学术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没有形成成熟概念与逻辑体系,学科地位不高等欠缺。要进一步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要加强方志理论研究,特别是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三要强化方志学学科建设的保障措施。     

论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官职”、“官责”与“官修”

目前,编修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已进入将全面完成修志任务。同时,续修下一届方志的工作又将展开。在这承先启后的历史性时刻,充分分析全国修志形势,总结成败得失,对于把握下届修志是十分重要的。     

鸟瞰当代方志学发展动态——读《新方志理论著述提要》札记

本文作者通读《新方志理论著述提要》一书,在全面了解20世纪80年代至2003年时段内我国方志学术研究的总体情况下,归纳出这些方志理论研究成果的几个特点,即：一、通论类著述,体现出方志学体系逐步完善;二、编纂学著述,体现出方志体例在继承中创新,对方志编纂的方法和技巧研究逐步深入;三、方志史分期的研究众说纷纭,大势基本明朗;四、志书评论和方志管理备受关注。作者还对涉及叙而有论、生人立传、盛世修志、突出地方特色、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一些问题的不同观点作了归纳。同时作者通过一些有意义的统计,对修志队伍和理论研究进行了积极地探讨。     

建立地方志编辑学探究

方志编辑学对于编修地方志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此,笔者从建设方志学的总目标出发,结合一般编辑学的理论及方志编纂工作实践,对建立方志编辑学的重要意义、基本出发点及其构想等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探究或思考,与方志界的专家和学者切磋、探讨。[第一段]     

近代对章学诚方志基本理论的扬弃

方志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方志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方志学赖以成立的科学基础。近代志家、学者在接受章学诚“志”即“史”观点的同时,又面向现实,认识到“史”、“志”的不同。这一认识上的飞跃,相应地促进方志编修的体例、篇目、内容、编修方法,以及实用性认识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