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游秦《汉书决疑》佚文与颜师古《汉书注》比义

颜师古撰《汉书注》曾取义于颜游秦《汉书决疑》。然而,颜师古却没有将《汉书决疑》列入参考书目,撰书中亦未称引。其学术失范行为受到了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但迄今学者未曾就《汉书决疑》佚文与《汉书注》进行全面的比义研究。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就《汉书决疑》的19条佚文与《汉书注》的相关注文作逐条比义,可以发现颜游秦的15条注文被颜师古完全采纳或基本采纳,占今所能见颜游秦佚文的近80%,故后人谓师古注尝窃采游秦义为不诬。但瑕不掩瑜,师古注比游秦《决疑》丰富得多,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汉书》注本。     

《子思》的流传及辑本

子思学派是介于孔孟之间的重要儒家派别,但体现其主要思想之著述——《子思》却亡佚了.本文首先对《子思》之结集、流传与亡佚情况作了梳理,认为《子思》最初结集时称《中庸》,流传过程中或称《子思》,或称《子思子》,这表明它们的史料来源是各不相同的.其次,对现存《子思》的七个辑本作了对比研究,发现诸辑本各有优劣,皆非善本.最后,认为有必要对《子思》进行重辑,并提出了重辑《子思》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曾慥《类说》引《玉泉子》佚文辨正

唐末佚名撰《玉泉子》5卷原本久已散佚,传世的1卷本由明人辑自《太平广记》,存文真伪相掺.南宋曾慥所编《类说》引录《玉泉子》18条,其中16条不见于今本,故被视为原书佚文.本文从文本内容、他书征引情况、《类说》引录文献特点等角度考辨所谓的“《玉泉子》佚文”并不可信,是明刻本《类说》引文篡乱的结果.     

楚简《五行》试论

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所出战国楚简《五行》,与同出的《缁衣》、《鲁穆公》诸篇,被李学勤先生定作子思一系的作品,称作《子思子》。《子思子》南宋时已佚。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记《子思子》“今有一卷,乃取诸《孔丛子》,非本书也”,不知是否是汪(日卓)所辑的一卷本。但从古书记载来看,《子思子》在北宋时可能仍书存多篇。《汉书·艺文志》记“《子思》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记《子思子》     

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其中《兵令》篇舆传本《尉缭子》的《兵令》相合,已在本刊1977年第2、3期《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中发表;《王兵》篇内容与《管子》的《七法》、《兵法》等篇相合,已在本刊1976年第12期《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王兵〉篇释文》中发表。现在发表的是《兵令》、《王兵》以外的十一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竹简的缀合和繋聊工作主要由裘锡圭同志负责进行,各篇注释工作分工如下:《守法》、《守令》,朱德熙:《兵令》,曾宪通、李家浩;《王法》,李家浩;其他九篇,裘锡圭。整理《守法》、《守令》、《王兵》、《兵令》各篇时,曾参考过罗福颐《临沂汉简分类考释初稿》的"墨子残简"、"管子残简"和"尉缭子残简"三部分。     

《夷坚志》佚文小辑

南宋洪迈所作《夷坚志》,共420卷,明代以来陆续散佚,今所存仅约原书之半.自上个世纪初开始,先后有人对该书进行辑补,其中张元济、何卓辑有二十七卷(见中华书局1981年版新校本《夷坚志》);康保成有《〈夷坚志〉辑佚九则》,载《文献》1986年第3期;李裕民有《〈夷坚志〉补遗三十则》,载《文献》1990年第4期;王秀惠《〈夷坚志〉佚文辑补》,载《汉学研究》第7卷第1期;李剑国辑有佚文22则和一些片言只语,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及《天津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河东柳氏宗谱》所见《谱牒论》非柳宗元作

《寻根》2006年第1期发表柳哲《柳宗元佚文〈谱牒论〉》,说:"笔者以为该文为柳宗元所写无疑."他把伪作看成佚文,而且说得这样肯定,对读者产生误导,需要澄清,以免伪文流传,混淆视听,误人不浅.今从五个方面进行考辨.     

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之嬗变——以《孟子师说》至《子思子辑解》为视角

黄宗羲的《孟子师说》与黄以周的《子思子辑解》既是儒家文化的经典,又是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成果。从《孟子师说》到《子思子辑解》,充分展示了清代浙东学者对儒家道统的构建和细化。从《孟子师说》到《子思子辑解》,清代浙东学派逐渐由对义理的关注转化为对考据的重视,至《子思子辑解》更趋细密严整。另外,在哲学本体的选择上,《孟子师说》立心,《子思子辑解》尊礼,但在功夫修养上,两者皆以“诚”与“慎独”为津梁。从《孟子师说》到《子思子辑解》,清代浙东学派亦经历了回归当下与还原经典的变迁。从《孟子师说》到《子思子辑解》,不仅真实展现了儒学思想之演变,而且透露了清代浙东学派文学思想嬗变的消息。     

道家科技之奇葩——《淮南子科技思想》述评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决不能忽略《淮南子》一书。它曾被唐代的刘知几说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被胡适誉为“绝代奇书”、“集道家之大成”。陈广忠教授以孜孜以求的精神,二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淮南子》和道家文化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著有《淮南子译注》、《淮南子会考》、《刘安评传》、     

《史记》、《战国策》"人名不同"说辨

《史记》所载战国历史曾取材于《战国策》,学者对此多无异义。赵生群先生则认为今本《史记》与《战国策》所载多有差异,如人名不同者即有20条之多,意在否定《史记》对战国历史的记载曾取材于《战国策》。然今考之,这20条中,包含有28对"不同"的人名,其中14对本是同一人,其余的14对人名虽异但也各有原因。可见,《史记》取材于《战国策》之说不能轻易否定。     

南京滨江开发区15号路六朝墓清理简报

2008年发掘的沙石岗孙吴天册元年墓距1979年发掘的城土盖村棱角山天册元年墓仅约百米,亦为平面呈双凸字形的前、后室砖室结构,出土青瓷器、铜器等精美文物20余件。此二墓墓砖上模印的花纹和铭文完全相同,证明墓主可能均与兒(倪)侯有关呈谔觳嵩昴故歉玫?区发现的第4座孙吴晚期大型砖室墓,对研究该地区高等级孙吴贵族墓葬的分布及孙吴时期丧葬礼俗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唐宋徽州程灵洗的神话故事考

程灵洗信仰是由一组神话故事构成的,主要创作于唐宋时期。唐代的神话故事是以徽州的蛟斗事件为依据,以晋许逊的斩蜃故事为蓝本,以唐高宗的千年石刻和武周革命为背景综合创作而成。宋代的神话故事是对唐代的复述,但在细节表达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南宋偏安江南的社会现状并受到当时社会流行的性命义理学说影响。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共有竹简3346枚,大约抄写于西汉中期。这批竹简形制多样,修治工巧,书法精美,保存状况极佳。竹简背面多有较浅的斜直划痕,可以作为简序复原的参考。竹书内容极为丰富,包含有《苍颉篇》、《赵正书》、《老子〉、《周驯》、《妄稽》、《反淫》、《日书》、《堪舆》、《雨书》、《六博》、《荆决》和医书等近20种古代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的发现、整理与研究,将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文学和书法艺术等多个方面,提供宝贵的新资料和新认识。     

圣地秘宝 最接近天空的宝藏展中的造像

佛教源于印度,7世纪传入西藏以后,历经1300余年的发展,一方面吸收了印度、尼泊尔和中原佛教的精华;另一方面又融入了本土宗教——苯教的诸多元素,使得佛教在西藏脱胎换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藏传佛教。     

晚明华北宗族与族谱的再造——以山东青州《重修邢氏宗谱》为例

山东青州邢氏原是务农的家族,在邢玠科举成功为官之后,转型为官宦之家,成为地方望族。从万历时的邢玠开始,到崇祯时的邢彤庭,邢氏从事宗族建设,制定并实践各种宗族制度,宗族乡约化、组织化。邢氏受到宋代程颐、程灏的宗会思想很大影响,通过"宗会"复兴"宗法"。这是宋以后宗族组织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以往的宗族研究重视不够。邢氏也编修了族谱,有家庙或者家堂,将御赐的祭田作为族田,还设置了宗学、义仓,族长实际上就是宗正。邢玠受到苏洵苏氏谱法以及睦族主张的影响较大,邢氏族谱着眼于睦族,收录大量宗族制度的文献,内容非常丰富,面貌大为改观,成为重要的民间文献。晚明不仅再造宗族,也再造了族谱,完成了中国近世宗族与族谱的基本形式。     

《类说》所收唐人笔记小说异文的史料价值

曾慥的《类说》是宋代一部重要的类书,历代学者颇为重视,征引较多,但系统的研究却极为少见。以其收录的唐人笔记小说为例,通过《类说》所收条目与原书单行本或丛书收录本比对,可以整理出《类说》独存之书、独存之条、内容互异等三种情况。其中异文共有书六十三种,条目八百七十三条。本文举要探析了这些异文条目的史料价值,认为《类说》具有考证辨疑的重要学术价值。     

唐大明宫浴堂殿方位考

唐长安大明宫有浴堂殿,在德宗至文宗朝为皇帝的主要寝殿之一,常于此召见翰林学士或重臣,成为这一段时期朝政活动的重要场所。弄清其地点,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然其所在,诸说多有抵牾,自宋代程大昌《雍录》确定其在紫宸殿东,后世学者大多沿用。本文对文献记载重新进行考辨,从而确定浴堂殿位于金銮殿西、东翰林院北。     

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

康有为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写的《民功篇》和《教学通义》受到今文经学家龚自珍的影响,表现出某些今文经学观点。光绪十四、十五年康在京师进一步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受到了喜好今文经的当朝权臣翁同徘、潘祖荫等的影响,也受到了廖平所著“平分今古”的《今古学考》的影响。光绪十五、十六年之交康在广州会见已经转向今文经学的廖平,受廖平谈话的影响,他完全转向今文经学。随后康在弟子们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这“两考”没有袭用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因为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看过他的“两篇”。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     

雷海宗的世界历史上的中国观

雷海宗是20世纪中叶国际知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其世界历史上的中国观可分为历史观和当代观两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特点和地位,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关系。雷海宗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但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之处。其他文化除西欧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而亡;唯独中国文化却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经历了两个周期,并未灭亡。由殷商西周至五胡乱华为第一周,由五胡乱华至20世纪为第二周。雷海宗关于世界历史上的中国的当代观,是其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观的继续,他一方面沿用斯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中国文化第三周的口号。至于中国与西方列强及西方文化的关系与态度,雷海宗指出,我们对西洋文化中的一切不可再似过去的崇拜盲从,而要自动自主的选择学习,并加强对欧美的研究。     

雷海宗批评“欧洲中心论”——以《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为例

雷海宗先生1928年对韦尔斯所著《世界史纲》的书评是我国学者第一次明确批评"欧洲中心论"的作品。雷海宗先生深刻地批判了该书"欧洲中心论"的重大理论缺陷,指出作者在谋篇布局、篇幅比例方面存在问题,而且该书还通过随意选材、牵强附会、掩抹史实等手段贬低其他文明凸显欧洲文明。雷海宗严厉批判了"欧洲特殊论"、"欧洲至上论"、"欧洲模式普世论"、"欧洲主导论"等多种"欧洲中心论"的错误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