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名士·神仙——汉晋东方朔形象演变与定型

今日之东方朔的形象,多是以插科打诨角色面世,但在汉代史家眼里,东方朔是一个矛盾人物,他的言辞虽不能打动汉武帝,但他却能被汉武帝接受,是一个庄中有谐的近臣、名士。这个形象在魏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受魏晋文艺思潮裹挟,东方朔的名士风度和其夸饰的性格,被当时文人有意放大,同时东方朔神怪的形象又遭到民间热捧,其本体形象渐渐膨胀变形,最终被涂抹成一个超凡脱俗、飘飘凌云上的神仙异人。这种变形表面看似神化,实是世俗化。在传播、定型过程中,东方朔已非历史本体,他已成为一种符号象征,被各色人等进行改造,以期寻求心理呼应,安顿自己或无奈、或好奇、或攀附、或知己的心。     

试析汉晋之际士风学风的发展与演变

汉晋之际,士人知识分子的心态逐渐发生转变,特别是经过两次党锢之祸,士人之士风从原本的绝对效忠于皇权逐渐转向高自标置,从尊经术、贵德行、重功业逐渐向追求任性率真和崇尚个体之自由方面转化。学风也随之呈现出清简通达之风。然而无论是两汉士风的注重"兼济天下",还是魏晋士风更侧重"独善其身",实际均不出儒家所倡导的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情怀。     

族谱所见钱氏家族名士——以钱产、钱弘俶为例

《关中丹阳钱氏族谱》一书中详细记载了钱氏家族自发源起,历代的名士与人物。他们不仅影响了本家族的命运,而且对所处的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秦末隐士钱产和纳土归宋的钱弘俶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而《族谱》对于其人其事的记载,有部分不见于传世文献,极大地补充了史料内容,使我们对于他们能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名士政治和“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

名士参政是魏晋时期的政治特点。在魏及西晋时期,名士主要为皇权服务,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大批的皇族劫余无多,偏安江左的司马氏政权不得不倚傍名士的号召力而维持其统治,从而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     

元明之际的学风

元明之际社会的急剧动荡与朱陆合流的学术气氛 ,促使大批文人退居讲学和自由结社 ,从而形成了这个时期既主张格物致知的笃实功夫 ,又主张敬以直内的心性冥悟的学风。这种学风 ,对明代学风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贵阳城北李家坟与几位黔籍名士

在贵阳城北阳关与粑粑坳之间的川黔公路旁,有一个地名叫李家坟。1927年底,因享誉京师的清末良吏、贵阳人李耀初与原配夫人杨氏归葬于此而得名。李家坟原属贵筑县白云区阳关乡,后隶属贵阳市乌当区野鸭乡,现为金阳新区金岭社区上寨村李家坟村民组。李氏墓前原立有一排硕大的石狮和一对高耸的石华表,系民国时贵阳城北川黔公路上的标志性建筑物。     

汉魏春秋学图籍、学者及其演变态势

本文考定汉魏春秋学图籍、学者之数,制成《汉魏春秋学图籍一览表》、《汉魏春秋学演变折线图》、《汉魏各派春秋学者一览表》及《汉魏各派春秋学者演变折线图》。从诸图表可以看出,汉魏时期春秋学之演变态势有如下显著特点:公羊派在整个两汉时期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三国时期则由盛转衰;谷梁派在西汉时期有一定地位,东汉三国时期则一直衰微;两汉时期左氏派呈上升趋势,至三国时期遂形成压倒优势,与公羊、谷梁二派均告衰微形成鲜明对比。     

论唐宋之际题名记、诗文总集与方志转型关系

唐宋之际,出现了记一地官员与进士名氏的题名记（碑）和总一地诗文之文学总集,这些地方性文献均有一定的编纂目的,或为存史,或为资治,或为教化,与转型中的方志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从而在两宋之际被方志编纂者逐渐接纳进方志。方志也由此实现转型。     

明清之际的学风与张尔岐的《仪礼》诠释

张尔岐主张在经中寻得圣人之意,其所撰《仪礼郑注句读》以发明郑《注》、辨析贾《疏》为宗,一反宋明以来轻视汉唐注疏之治学理路。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于《仪礼》文字有校勘,其所撰《监本正误》和《石本误字》还对《仪礼》监本和石本做了校勘。张尔岐还将所传《仪礼考注》的内容与吴澄《仪礼考注序》进行比较,指出世传《仪礼考注》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与吴《序》不合。清人从事《仪礼》诠释时,对张尔岐的《仪礼》解义颇为重视,并时有征引。张尔岐的《仪礼》诠释可谓有清一代《仪礼》学之先声。张氏《仪礼》诠释崇实黜虚,顺应了明末清初反王学末流的学术大势,成为清代实学之先声。     

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与学风演变

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 ,针对晚明儒学经道分离而发。经道合一有其思想源流。明代中叶以来 ,面对经道分离 ,一些学者给予批判 ,初步提出经道合一思想。承明人倡导 ,清初儒学在摒弃空谈性与天道的研求之后 ,不约而同地趋向于讨论经与道的关系问题 ,其论述视角虽有不同 ,但使经道合一的思想更加明确、系统化了。提出经道合一 ,意在矫挽明末经学空疏之弊 ,然而由于受明清之际社会的剧变 ,以及学术自身的影响 ,使儒学发生演变 ,即由明道向经世转变 ,由穷经向通经学古转变。康熙后期 ,经道合一呈以经代道的趋势 ,这一趋势的形成是学术与政治的互动结果 ,也是历史的必然     

春秋时期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研究

春秋时期是河洛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这里的少数民族以戎、狄为代表,分布在以黄河为中轴线的山地丘陵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恶劣,大多仍处于游牧阶段。其与诸侯国的关系是和、战并存。二之间安和局面的出现既有诸侯国为了自身的需要而利用少数民族为其争霸服务,也有少数民族依附于某一强大诸侯国以求得庇护的因素。其衰亡既有自身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也有诸侯国统一战争的必然。     

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及其知识背景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南京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初所创设、后逐渐在国共各治区推行和实施的地方层级制度,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也产生重要影响。该制在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局势的重大变化,在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以后,相继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在国共各治区也有不同的特征和命运。在行政督察专员制创设和演变的过程中,也不应忽视其与学术界流行的相关知识、观念的关联。     

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美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联、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艺始终是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新中国的美术家在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中,艰苦地、小心翼翼地寻求政治与艺术的结合部,在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领域中,创作出一批批属于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力作。毛泽东晚年的极“左”路线,最后也将“三突出”、“高大全”、“红光亮”的美术推向顶峰与终结;同时,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美术,提供了复兴与发展的机遇。     

同光年间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嬗变

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捐纳、保举的扩张,州县候选人员激增,流品混杂。与此同时,各省督抚选用州县官常常不拘文法,突破成例。在上述背景下,清廷力图从多方面进行整顿,但多不能行。这一时期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化虽然只是在旧制基础上的渐变,然而这些问题却成为清末新政时期铨选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因。     

学术转型期的民国史研究--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2002年8月21－23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从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可以看出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几个基本特征：民国政治史在致力于突破,民国外交史因新史料的出现而凸现新意,民国社会史的研究日益深化,民国经济史的研究更加细化,民国思想文化与教育史领域的研究在不断拓宽,民国史料的不断发掘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视。     

徐树铮与外蒙古撤治及其影响

1919年。在外蒙古撤消自治已具备相当有利的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徐树铮抓住有利契机,经过深思熟虑的准备,运用正确的策略方针。把握和推动时局,迅速和平地完成了撤治使命,使外蒙古最终于1919年11月17日正式呈请政府“情愿撤消自治”。徐树铮在撤治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外蒙古回归,不仅在外交上打击了一切侵略、分裂势力,政治上实现了民国以来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与统一,而且撤治本身对外蒙古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化的恢复和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日学术交流与汉语训诂学研究

日本学者在汉语训诂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本文结合作者在日本大学中文专业任教三年的体会,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训诂学研究的积极作用。     

春秋时期徐国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近年徐州众多的徐国遗存被发现,证明献中关于春秋时期徐人曾在汉彭城一带活动的记载是真实的。     

春战变革与集权趋势

社会自然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互为因果,是春战变革的原动力,中央集权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