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

1987年9月21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上发表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在认为西藏历史上即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使整个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和平区’和‘缓冲国’”的方案。将中国的领土西藏变成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国的说法,最早是由英帝国主义提出的。他们曾入侵西藏,企图将西藏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之我见

近年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诸多场合反复宣称,不再寻求“西藏独立”,而改行“中间道路”,这一主张只是要求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在西藏及其他藏区实行“高度自治”或“真正的自治”,并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宗教和生态环境,也才真正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和团结。他在今年“3·10”讲话(注:195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国外,后将这一天定为所谓“西藏起义日”)中又称,“让西藏民族能够真正当家作主,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是我唯一的愿望,而这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是做了明确规定的,是可以实现的”。…     

高原盛开邦锦花

今年是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头一年,在这一年里,西藏各族人民怀着喜悦的心情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1951年5月21日,在首都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签定标志着世界殖民强国肆意干涉西藏内政,企图把西藏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阴谋彻底破灭。从此,西藏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与五十六个兄弟民族一道建设新中国。“十七条协议”签定到今天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半个世纪     

泥土·脚印·范用

“文革”期间,范用在一次批斗中被打断了肋骨。他到医院求治．坐在诊室外等候,此时．传来护士的高声大喊：“饭桶!”没人应答,护士再叫：“饭桶!”范用猛然醒悟．想到可能是护上把“用”字看成了“同”字,连忙大声答应：“有!”屋里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有人能起这样的名字？     

评美国的“西藏问题报告”

2003年5月8日,美国根据其《2003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一方面重申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却声称支持达赖喇嘛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中间路线”,敦促中国政府重视保护西藏独特的语言、宗教和化遗产,尊重藏族的人权和自由。并说促成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最终以谈判方式     

"西藏问题"与肯尼迪政府对华遏制孤立政策考察

始于近代的所谓“西藏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1949年后,美国是以该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最为积极的西方国家。本文讨论了肯尼迪政府玩弄“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手段,重点分析由中情局负责组织实施的一系列旨在破坏西藏稳定、分裂西藏的活动,认为其实质是借此对新中国实施遏制孤立政策。针对肯尼迪等人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中国采取了必要的坚定立场,中美紧张关系在当时不可能得到根本缓解,更难以有所突破。     

莫当“好好先生”

明代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徽在同别人谈话时,无论好与坏,不管是与非,总是说“好”。一天,有人问他：“你好吗？”他答曰：“太好了。”有人难过地对他说：“我的儿子死了。”他也回答：“那太好了。”他的老婆因此批评他：“人家认为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才告诉他的伤心事,你怎么还是说好呢？”     

关于“十七条协议”“附件”之研究——为西藏和平解放60厨年而作

作者认为国内外对“十七条协议”之“附件”的描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十七条协议”共有两个“附件”,附件一和附件二首次向社会公开的时间分别是1991年和1995年。西藏和平解放期间达赖喇嘛居住地问题（去留问题）与人民解放军能否进军西藏密切相关,也是“附件”产生的直接原因。制定“附件”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和平进军西藏的“十七条协议”。“附件二”的内容比起“协议”的第四条更能体现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最大诚意、宽容和忍耐。“附件”的制定有效促进了“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感谢西藏

几天前，一个在西藏生活多年的中国作家对我说：“一旦你踏上西藏的土地，你的生活就会发生某种变化。”他把我当作一个例子：“１９９４年你去西藏旅游，现在你在做西藏文学的博士论文，说不定那将是一生工作的地方。”那时，我还不太在意，只是隐隐觉得他言之有理。国内...     

告别“米什”的僜人村

米什,居住在西藏察隅地区的僜人,过去曾被称为“米什米什人”,也就是“不开化的人”。僜人是西藏人口最少并在西藏和平解放后被国家列为一个特别的族群,称为僜人,他们在身份证的“民族”这一栏,填写的是“其他”。     

希特勒在西藏的秘密行动

二战前后,中国的西藏远离战区,躲过了战火与硝烟,但并没有躲过纳粹德国的视线。1938年和1943年,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亲自组建了两支探险队,他们深入西藏,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亚特兰蒂斯神族存在的证据,寻找能改变时间、打造“不死军团”的“地球轴心”。1945年,苏军攻克柏林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前身）军官在德国帝国大厦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名被枪杀的西藏喇嘛。这一切都使纳粹在西藏的秘密行动成为二战中一个难解的谜团。     

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与昌都战役问题研究

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筹划实施昌都战役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中央人民政府遏止了西藏“亲善使团”,并将“西藏代表团”定位为西藏“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而争取其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历史没有给予避免昌都战役而实现昌都和平解放,进而推进西藏和平解放的客观条件。昌都战役“以打促和”,成为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个必经阶段。昌都战役从1950年10月6日开始,实际结束于10月21日。昌都战役后,达赖在和谈问题上有一个渐进而非急进的演变过程。     

他们都没犯“偶语罪”

何满子有一篇文章《朱元璋惩“偶语”》。(见《五杂侃》)文中说：“朱元璋不但以文章罪人,也实行秦始皇的‘偶语者弃市’的苛政”。他先举一个例子：朱皇帝微行京都,听见一位老妇人“密呼”他为“老头子”,于是就龙颜大怒,“即令籍没民家甚众”,罪名是犯了“偶语罪”。为了提高读者对偶语罪的识别能力,何先生又举了两个例子,虽与朱元璋无关,但却都罪涉“偶语”。     

喜见藏胞重见光明

记有幸参与了“视中行动”(视觉第一中国行动)二期的采访,踏足神秘的西藏,深深地被谭荣根主席、西藏军区总医院医务部主任郭灵常、眼科部主任易贵荣、“视中复明大使”周伯展医生等的事迹和爱心所感动,数次近距离采访,笔都不禁喉头哽咽,热泪在眼眶内滚动。     

“鸡”姓居民为儿起名发愁姓“死”叫啥名字好？

我姓鸡,请帮忙起个名吧 给儿子征名结果是：“鸡蛋”、“鸡低批”、“鸡屁股”,这名字怎么叫得出口。 有人姓鸡,他为儿子的名字愁坏了。他在网上发帖,“我姓鸡,孩子该叫什么好？”     

交通：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支柱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藏、川藏公路通车60周年之际做出重要批示,概括提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这是继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确定为全国支援西藏建设发展的战略目标,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做出“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20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对西藏工作的新指示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形势下,要继续弘扬“两路”精神,养好两路,保障畅通,使青藏、川藏公路始终成为民族团结之路、西藏文明进步之路、西藏各族同胞共同富裕之路。如果说“老西藏精神”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么“两路”精神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精神层面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卓越的政治眼光和创新精神,领导推动新时期的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为西藏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正确道路,西藏的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全国人民的帮助,离不开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两路精神”必将成为促进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强大精神力量。     

西藏将建成世界一流的高原生态旅游目的地

“十二五”时期,西藏将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高原生态旅游目的地和藏文化特色旅游目的地。 旅游业是西藏的特色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随着青藏铁路通车、林芝、阿里和日喀则机场通航,西藏旅游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十一五”期间,西藏共接待国内外旅游者2125万人次,年均增长30．6%;实现旅游总收入226．2亿元,年均增长29．8%。     

茶馆里的热门运动

拉萨甜茶馆内,藏族传统体育运动——“藏式台球”吉韧重新风靡。一对对拉萨人在一个个方型木板桌旁盘腿而坐,一边品尝香醇的青稞酒,一边用手指弹击桌上的木制棋球,当球进入桌洞,观战的人们发出啧啧赞叹。“玩一玩吉韧十年少呀!”60岁的米玛半开玩笑地说,吉韧是他的长寿“秘诀”。西藏吉韧大约已有300多年历史,如今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西藏每年都要举行高水平的吉韧比赛。     

一个不如禽兽的皇帝朱温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皇帝一共不过几百人,人数并不算多,但是由于他们的权力太大了,不少人任意妄为,恶性发展,就出现了一些完全丧失人性的怪物。其中就有这么一个“皇帝”,历代史家对他的评论归结为五个字：“淫虐无人理”。他就是五代史中的第一个“皇帝”——后梁“太祖”朱温。     

客户的忠诚是我们的骄傲 专访三菱汽车销售（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饭田健治

在汽车圈中,饭田健治是出了名的“中国通”：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以语言研修生的身份被派驻台湾学习两年中文,从而说得一口流利的“台湾式”普通话。自此之后。也开启了他与中国市场的不解之缘：早先曾就职于三菱总部汽车事业本部负责中国业务,直至今日身为三菱汽车销售（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按他的话来说,“其间我人生中将近1/2的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