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丛报》与梁启超的“新”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他一生涉猎甚广,尤为突出的是他在报刊业和学术、思想文化方面。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持的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编辑和发行人署名冯紫珊,实由梁启超负责。刊物上的重要文章也大都出于梁启超之手。《新民丛报》为辛亥革命前维新派的重要刊物。     

《清代学术概论》之管窥

《清代学术概论》是一部清代学术思想史名著。在这部书中,作者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做了一番精到的梳理、概括,把中国文化迈向近代的发展主线和基本特征,清晰地给读者呈现了出来。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关照、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思考以及他对治学精神的评判,贯穿这部书的始终。这部书至今对研究者仍极具指导意义。     

沉默也是一种言说——论梁启超笔下的严复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严复和梁启超是两个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一个着力译书,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堪称理论之源;一个致力办报,传播西方文化,堪称舆论之母。但是二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微妙。以往学术界针对严复在清末民初讽喻和指责梁启超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梁启超的反应基本未予涉及。本文从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入手,于不疑处起疑,借用烘云托月的手法,通过将梁启超与同时代其他学者进行比较,力图勾勒出梁氏著作在论及严复思想时存在的凹陷现象,并分析了梁启超对严复批评保持沉默的原因。     

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中国的发轫——以《欧洲战役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1914年年底问世的《欧洲战役史论》,是梁启超撰写的中国最早的“一战”史研究专著,该书致力于探讨“一战”爆发的原因等问题,不仅文辞畅达,引人入胜,而且蕴含了其经世意识与史学观念的变革,集中反映了梁启超自觉开拓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风范。从梁氏自己撰述、主持《大中华杂志》、主编丛书的设想和各种评论等综合角度来看,他在兴起阶段的中国“一战”史研究中实具有一种全方位的先导性,充当了引导者和指导者的重要角色。对他之后中国“一战”史研究加以细致清理,便能证实这一点。梁启超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考察和思索,不仅有助于理解他由热衷政治到专事学术的人生转变,而且可以见证其史学及文化思想从崇尚“进化论”、追求“现代性”到对其予以深度反思的心路历程,具有某种转折意义。     

梁启超的治学“六力”

本文介绍之"六力",读后让人对梁任公的佩服真不外三个字:了不起!梁启超是一代文化巨星、学术巨人,一生著作等身,因其数量多,且所涉学问门类广,同辈人称梁启超为"无所不通的杂家",郑振铎则戏称为"广零散"。梁漱溟评价梁启超则认为,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但他     

关于"经世致用"思潮的几点质疑

“经世”的词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本来是非常明确的,历经2000余年而无歧义,从不与“致用”一词搭配使用。自从梁启超开始使用后,“经世致用”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现代许多学术论著中。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潮时,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一股“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并且产生了一个“经世派”,不仅如此,还把这种“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后的“师夷制夷”相联系。其实,不仅“经世致用”的提法不妥,而且“经世派”存在的现实根据也不足,就连“经世”观念与“师夷制夷”之间的历史逻辑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     

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

提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都是提“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从梁启超对进代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突然想起中国整个新文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究应从何时算起这个问题来,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对此,我想我们也应当重新思索。说起梁启超的“新民”文化运动,我认为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梁于1902年写《新史学》一文,提倡史学革命, 这件事至少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在《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之下,虽然其作用和影响不及后者,因为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史学集中了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另一件事,就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着重提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在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恐怕算是最早并最多提“思想解放”的人了,他把思想解放与人的个性解放即人的自由平等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培养“新民”必须从此入手。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首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发表了各自有关梁启超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梁启超的国民和性别观、思想和文化观、哲学和科学观、政法、经济和社会观、民族和宗教观、史学和文学观、新闻、舆论和教育观以及梁启超和同时代重要人物、事件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选题广泛而细微,视角独特而开阔,或对传统看法进行了再审视,或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多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发现和运用了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学术创新精神。     

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

梁启超融合中西史学方法之精髓而提出“历史统计学”的概念,是中国本土最早倡导历史统计学的史学家,而且还身体力行,在历史文化地理和佛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卓有成效地运用,并提出了许多用历史统计学进行研究的设想.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统计学几乎成了一种学术时尚,尽管,人们对其评价并不完全一致.梁氏对历史统计学的认识与运用是他在20世纪初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的史学遗产,给予我们宝贵的启迪.     

梁启超"《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诸子学的近代复兴,与梁启超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1922年,梁启超公开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与胡适进行学术争胜.而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接受了叶适、汪中、崔述、康有为等本土学者的观点,还在于其间接地受到了日本学者斋藤拙堂《老子辨》五篇的学术启发.因此,这一整合中外的学术观点一经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回响.而该说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于,不仅进一步破除了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还推进了学术界关于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的大讨论.总之,"《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复兴.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史学特点之比较及其学术关联

本文认为,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进程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家。他们先后引领了三大史学思潮,体现了史学近代转型的阶段性进步。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之间还有学术关联,彼此之间存在不少学术争论,又反映出其治史特点的差异。胡适、郭沫若均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梁、胡有直接的学术交往,梁、郭则没有。胡、郭的学术交往反复曲折,学术论争中夹杂着政治和个人义气的因素。文章最后对近年来贬损郭沫若史学地位的倾向作了辨析。     

胡适与梁启超学术关系之考察

胡适承认其学术思想受益于梁启超。两人在《管子》、《老子》、孔子、《墨子》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而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则互有启发;其学术关系大致可概括为,胡适对梁启超最初推崇,后心存芥蒂,最终释然;总体上梁启超有长者风度,胡适则尽了后学之谊;他们的学术争鸣体现了健康的学术生态,值得提倡。     

“学术与政治之间”——以梁启超“荀学”评价为对象的考察

梁启超在不同时期对荀学评价的变化,展示了他一生游离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活动轨迹。在梁启超热衷于政治宣传的时期,他抨击荀学。在政治失意游历欧洲之后的几年中,他借学术手段而行其政治思想,这段时间他对荀学的评价与早年不同,但并不客观。梁启超晚年全身心投入学术事业以后,能够客观评价荀学,为其一生的学术事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张西堂、黄珮先生存藏学人翰墨过眼录

张西堂是我国著名经学家,“古史辨派”的重要成员。其生前与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商承祚、马衡、刘盼遂、容庚等多位大师先贤多有过从,彼此诗赋唱和、学术结缘,故存藏有众多著名学者的手泽翰墨。这些遗物,不少已成文物,不仅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从中亦可窥见当年大师硕儒深邃内敛的高情远趣。尤以新发现梁启超先生1925年亲笔信札,内容涉及有关重要学术见解,殊为珍贵。将这些学人翰墨刊布于世,必可裨益学界,嘉惠艺林。     

梁启超：自由主义的激进与保守

梁启超对中西文化调和的态度,使五四时期的梁启超似乎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梁启超与晚清民初时的梁启超无论是从思想的内容还是从思想的走向来说都是一致的,梁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其最初的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正是其最初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决定了其晚期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本文是第一次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来探讨梁的激进与保守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关系。     

梁启超与方志学初探

一、梁启超其人 提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大家都熟知他在近代史上与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是维新派领袖之一,以“康梁”并称于世。晚年在厌倦了政治以后,他又致力于讲学与著述,在清华、南开、东南诸大学纵谈时政,阐释文化,演讲学术。他广泛的学术研究成果,显示了他广博的兴趣、炽烈的“学问欲”和卓越的秉赋。     

梁启超的“口述实录”

近代中国文化巨擘梁启超一生除投身政治外，还醉心学术，著书立说，身后留下皇皇巨著，足见其学问的广博和为学的勤奋。除此之外，关于梁启超还留有“口述实录”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注意。     

近百年来不同范式下梁启超与北洋外交思想研究综述

近百年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北洋外交思想研究的学术变迁与东态,其不仅诠释了近现代的历史的变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更折射出了个体历史人物在时代变迁与转型过程中受到深刻剧烈的时代性刻痕与烙印。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对梁启超历史观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解释框架之内,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王朝更替的历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完全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进步史观”,而成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强调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又主张解释历史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而尚需运用直觉的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文化积淀而不仅仅是物质更新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历史观对我们思维的长期制约,也可避免“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极端解释取向所造成的偏颇后果。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仅是一位以诗文名世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给予他高度评价：“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