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异录》版本源流考

《清异录》最早完成于五代末至北宋初,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笔记,保存了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很多重要史料,书中一半以上的条目分别被《辞源》和《汉语大词典》采录,其价值可见一斑。该书宋本已经不存,而传世各种版本甚多,内容文字差别颇大。现在的通行本是在元代孙道明的映雪斋残抄本和明代《说郛》抄本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梳理《清异录》版本源流,对认识其原貌以及进一步研究《清异录》,都有很大帮助。本文在考察现存主要版本的基础上,大致理清了《清异录》的版本源流,并对各本的特点、优劣作了初步分析。     

《才调集》版本源流考

《才调集》自南宋刊刻以来,版本甚繁。其源头为南宋陈氏书棚本,明代先后出现孙、钱、焦、赵四家宋抄本,明末又先后出现徐玄佐补录本和沈春泽刻本,冯舒、冯班等人又先后加以校补,直到毛晋重新刊刻,才较为明确地分成两大版本系统。一是汲古阁刊本系统,二是述古堂藏本系统。后一系统又分为两支,一是从述古堂影宋刊本到四部丛刊本,再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选唐诗(十种)》本;一是汪文珍垂云堂刻本。相较而言,垂云堂本可以说是现存最好的《才调集》版本。     

《杏花村志》版本源流与比较

康熙乙丑郎遂撰贵池《杏花村志》聚星楼刻本刊行,同年又有金陵十竹斋刻本问世。乾隆年川《杏花村志》聚星楼刻本作为全国唯一村级志书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民国4年胡子正撰《杏花村续志》。民国年间刘世珩搜寻郎遂《杏花村志》原刻本,以唐石移刻本刊行。上述各种版本均存本寥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多家出版社将《杏花村志》《杏花村续志》影印出版。2009年安徽省杏花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重印《杏花村志》唐石移刻本。本文着重厘清《杏花村志》版本源流,并对各种版本（合影印本）作比较。     

《颜延之集》版本源流考论

传本《颜延之集》可以归为四个系统:黄辑汪校本系统、《七十二家集》本系统、《名家集初刻》本系统和《颜氏传书》本系统。黄辑汪校本系统《颜延之集》版本最差,校勘价值不大。《百三家集》本《颜光禄集》所收内容没有超出《七十二家集》本,但刊正了《七十二家集》本中的若干文字错误,具有同等重要之校勘价值。《名家集初刻》本综合严可均辑《全宋文》中颜延之文和《百三家集》本中颜延之诗汇录而成。《颜氏传书》本《颜光禄集》属于典型的家刻本,内容最为全面,体例谨严,校刻精良,是传本《颜延之集》中最善者。对版本源流的梳理考察,有益于新辑整理校注本工作的展开,也有益于对《颜延之集》中作品的进一步研究。     

《吴越备史》的成书、流传及版本源流考

笔者在尽可能走访了中国大陆现存《吴越备史》的所有版本、搜集抄录了37则序跋、23则著录的基础上,按照“版本实际第一,前人的著录文字对版本的描述、交代第二”以及“宁阙疑,勿妄断”两个原则,通过对各版本文字上的比对,并结合前人的序跋、著录,梳理了《吴越备史》一书的成书过程、流传过程、版本的存佚及其源流。文章的结论有三个：一,《吴越备史》的成书分三个阶段;二,《吴越备史》的流传过程;三,中国大陆现存的23个版本共有三个源流。以上三个问题的结论可从文章附录的《吴越备史版本录》、《吴越备史流传过程和版本源流示意图》及其《吴越备史流传过程和版本源流示意图说明》一目了然。     

《高丽史》版本源流与编纂体例考

《高丽史》为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系统记载10-14世纪高丽王朝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社会、文化的纪传体史书,其历经五次修纂,先后有甲寅字本、乙亥字本和木刻本以及手抄本,但存世不多,流传不广。现存最早的《高丽史》版本,为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乙亥字铜铸字本,然已残缺不全。其所藏太白山史库本等和韩国东亚大学收藏的《高丽史》,则是以乙亥字本为蓝本雕版印刷的木刻本,并非活字本,但为现存较早的全本和善本。英国剑桥大学收藏的《高丽史》是流布海外抄本中唯一的全本。     

孔子博物馆藏《申鉴》版本源流考述

孔子博物馆收藏的明刻本《申鉴》,2010年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梳理历代《申鉴》的版本源流,对系统、深入研究《申鉴》,读懂荀悦,了解汉末社会现实状况和绵延两千多年前的儒家学术思想流变具有参考价值。     

江淹文集版本源流考

自宋以后,江淹文集的版本日趋复杂,理清其版本实为必要。本文从历代书目及有关文献入手,作了探讨。依其源流和编排情况,将江淹文集自宋迄今的主要版本,分为两个系统:即宋本系统和整理本系统。每个系统内部,以时间为序,对诸版本的授受源流、钞刻时代、篇目增删以及版本特点进行了说明,并比较了它们之间的优劣异同。     

《唐女郎鱼玄机诗》版本源流考

唐女郎鱼玄机的诗歌至少在五代时已集结行世,约刻於南宋中晚期的临安陈氏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是至今保存下来的惟一宋刻本。在书棚本之前,当有一个与之差异较大的本子,这个本子部分地为《唐人万首绝句》和《才调集》保存了下来,但错讹尤多。明清及民国的刻本或影印本都是据书棚本或书棚本的临写本而来。诸本中,以书棚本为最佳,流行最广。其仿刻本中,以清沈恕、沈慈刻本,江标刻本最为逼真。明本改窜最甚,然也有可取之处,如所补缺字,就为他本所不及。《全唐诗》本虽有讹误,然又是收录诗篇最全的本子。叶德辉仿刻本还将诸家题跋和卸章以宋体字适录。当代整理本有两种,但在利用底本或校本上都有缺憾。故对其版本的源流梳理和优劣比勘,对校注《鱼集》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孚惠全书》和乾隆治国思想

对乾隆帝治国思想的研究,可以正确分析清代盛世的形成和衰落。《孚惠全书》作为乾隆朝蠲免政策之总汇,明确体现了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清政府的政策倾向,是乾隆帝治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从中可以看出,“继志述事”的法祖思想保证了清代政策的连续性,“应天以实不以”的委实思想,使人民确实受益多多,大大缓解了人民的贫困状况;反对聚敛,“损上益下”,是乾隆朝长达半个多世纪盛世不衰的重要原因,重视边疆,宽严相济,也是他维持国家安定,保持盛世的重要思想。     

隋代《区宇图志》的编纂问题——兼论隋炀帝对地理学的贡献

隋炀帝大业年间编纂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3部大型地理图书。前后参与其事的编纂《区宇图志》者近50人,现在可考者约10人。隋炀帝时,《区宇图志》多次重修,其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修撰者的文体繁复,二是体例失当,三是修撰者狭隘的民族观、区域观念。而隋炀帝时编纂多种地理图书的条件之一,是隋朝对全国各地吏治、民情、风俗、物产的调查。其直接原因,则是隋炀帝的文化素养,以及实际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即地理图书作为国家征收赋税土贡的根据,以地理图书来记载其统一华戎的功业、以地理图书归美隋炀帝的政治目的。隋炀帝对地理学有其贡献。     

试述万历《杭州府志》的编修特点

明代杭州府志有七次编修,万历《杭州府志》是最后一部,也是杭州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方志,但迄今未有对此研究者。本文从“修”的五种形式颇具特色、文献引用与记述多有创见、人物记述归属得当三个方面,探讨万历《杭州府志》的编修特点。     

夫余与玄菟郡关系考略

夫余是我国东北重要的地方民族政权,在东北诸多边郡中最早统辖夫余的当是玄菟郡,虽然玄菟郡始设于汉武帝元封四年,但玄菟郡对夫余的经略并非始自玄菟郡设立伊始.本文拟重点探讨玄菟郡移徙过程中对夫余的经略及玄菟郡存续期间夫余的叛附,旨在阐明直至夫余灭亡时,这一东北古民族始终在中原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最终以中华民族的一员融入到中华一体之中.     

余绍宋与民国《龙游县志》

余绍宋为近代著名方志学家，由他主修的民国《龙游县志》和《浙江通志》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先生对民国《龙游县志》推崇备至，在其所撰《龙游县志》序中，将余绍宋与章学诚相提并论。本文对余绍宋先生与方志学的渊源，并对其在民国《龙游县志》学术成就加以阐述。     

豫章郡得名的历史地理考证

豫章郡是江西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第一个名称,有设置于秦朝或西汉初期二说.关于其得名的原因,历史上有因树得名、因水得名和自江北迁移而来三种观点.古今学者多持因树得名说.然而,从因树得名说的历史渊源,古代政区命名的一般规律,樟树本身的植物学意义及其分布以及先秦秦汉古籍所记“豫章”二字的真实含义来看,因树得名说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因此是错误的.豫章郡的得名原因是因豫章水而得名的.     

从《思恩太守年谱》看沙济富察氏源流与世系

《思恩太守年谱》6卷,约18万字,由富察敦崇自定。年谱除按年次记载谱主生平行迹外,还记载了沙济富察氏家族的传袭,及其族人当时社会生活状况。所录内容十分丰富,堪称一部沙济富察氏族谱,其中许多资料是首次公开。本文拟根据年谱记载,对沙济富察氏始祖至十六代族人的衍进做一整理,为沙济富察氏家族史的研究,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与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楹书隅录》误定版本考略

《楹书隅录》著录宋元校钞二百六十九种,但由于作者杨绍和极少利用刻工、讳字等方法鉴定版本,因而失误之处不少。本文据版武、刻工、讳字、序跋等,以知见为准,共蒐集到九种误定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