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统县政区的改革——以直隶州为中心

清代的直隶州曾相当普遍地出现于中国的大多数省份 ,其数量超过了元、明两代。清代前期 ,中央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明代施行过的复式三、四级政区层次被完全简化成单式的省 -府 (直隶州 ) -县三级制。而在简化层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府的幅员的缩减 ,进行这一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增置直隶州。所以 ,直隶州的调整、变动成了清代前期行政区划改革中的重要方式     

清代县官吏与讼师——以《樊山判牍》为中心

本文以《樊山判牍》为中心,通过书中提及的徐毓坤,王庄临,张兴有等讼师来窥探清代县官吏与讼师的关系。本文将从讼师的身份,讼师的行为,以及县官吏对讼师的态度三个方面来研究清朝的讼师。     

清代地方官学的恢复与重建——以清代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学在封建王朝的教化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采取兴文教的举措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定鼎之初,便要求各地恢复战争中遭到毁坏的地方官学。但由于财政拮据,没有足够的款项资助地方官学的重建,所以地方官学的恢复和重建大多是依靠地方官员和绅士、生员的捐助来完成的。     

清代的花衣期制度——以万寿节为中心

花衣期是清代官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即规定官员在若干庆典期间应穿着花衣(蟒袍)。平时实施这一制度的庆典有元旦、上元节与万寿节,其中后者规格最高,变数最多,而且最能体现皇权专制的特性。万寿节花衣期的时间一般为正日及前后各三日,在若干整寿之年会加以延长,有时也会缩短。时间最长的是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大寿,长达一个月。万寿节花衣期的长与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体现统治者性格的晴雨表。花衣期(尤其是万寿节花衣期)内,有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禁忌,甚至呈现出"涟漪效应"。这样的禁忌促使官员尽量避免在此期间上奏,令这一制度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清代城市人口构成问题研究——以清代陕西县治城市为例

古代城市的地理范围和城市人口构成,是历史城市人口必须先行解决的两大理论问题。本文提出用"城居人口"这一概念,来泛指历史城市全部人口,并以陕西县治城市为例,详细探讨清代陕西县治城市人口的一般构成,认为其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即支俸人口、赋役类人口、城防守兵以及包括宗教人士、乞丐、游民、罪犯等在内的其他人口,在给出检验、修正、估测这几类人口数量的基本方法和区间范围的基础上,构建了估算历史城市总人口的基本模式:Z_支+F_赋+C_兵=0.97X。     

置县存废下的博弈与妥协——以清代以来魏县、大名、元城三县行政关系为例

乾隆二十二年(1757),漳河水患淹没了河北平原南部魏县与大名县治。经直隶总督方观承查勘,清廷最终将魏县并入大名、元城两县。原本三县中地域最广的魏县被拆分,为魏县在民国3年(1914)与20年的两次复县运动留下了伏笔。然而两次复县运动的结果却总是半途而废。分析魏县及元城被废原因及复县诉求,可知在不同政治背景下,不同利益阶层围绕三县行政关系的利益博弈与妥协,这同时也是国家决策在地方行政中的具体体现。     

清代粮价数据质量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及王业键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量化了1736—1911年间长江流域九府的米价数据质量。研究表明,乾隆朝的粮价数据质量高于嘉庆、道光两朝,嘉庆、道光两朝的数据质量高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当我们运用粮价数据考察清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时,首要之事就是要针对具体的时间、地点,进行数据质量分析。清末的数据质量尤其值得警惕。     

清代河南普济堂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

普济堂是清代河南规模最大的官办养老保障机构,乾隆年间,河南每个州县都建有普济堂,收养大量贫民。普济堂资产来自官方划拨和民间社会捐赠,主要由房屋、土地和现金等构成,其多余资产大量用于出租,获得不菲的孳息,为普济堂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清代河南普济堂是由官方主办主导,但在管理上则多交给地方绅士等人,体现出灵活性,官、民的深度合作使得河南普济堂性质复杂。由于资产较为充裕,清代河南普济堂的功能得到发展,变身为地方公益基金,支持很多地方公共服务事业。同时,地方政府不断要求普济堂承担官方责任,使其趋向官役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济堂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清代河南普济堂只重收养,不知教育贫民自立,距离近代慈善教养并重的模式尚有不小差距。     

论清代内务府官学——以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为中心

康熙年间清廷首创景山官学,奠定了内务府初级教育的基石。自雍正年间咸安宫官学成立以后,内务府官学在原有初级教育之外,分化出了进修教育的功能;至乾隆初年,又逐渐向精英化教育演进。但总体而言,这种办学思路却没能使内务府官学成为人才济济之所。尽管如此,清代的内务府官学通过教化八旗中的优秀子弟,使他们淡化了旗籍观念,增强了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体现了清代八旗学校教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     

清代云贵地区的矿务管理与地方行政——以厂员、店员、运员为中心

以往研究对于清代滇铜黔铅开发与云贵地方行政、边疆治理之间的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从矿务管理者(即充任厂员、店员、运员的云贵地方官)切入,分析清代滇铜黔铅矿务管理与云贵地方行政之间的关系,探讨清代矿务管理对地方行政的作用与影响,以期全面认识清代滇铜黔铅开发。     

清代华北儒医的形象与社区角色——以地方志记载为中心

清代政府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医疗体系建设中并未承担主要职责,这为儒医在社区生活中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儒医在承担济世救人角色的同时,也是如慈善、修桥铺路、义学书院、水利工程等地方公共事务的有力参与者、支持者和推动者。医疗技艺、医患互动和行医的道德资源,使儒医能够参与组织多方面的社区公共事务,并因此获得在基层社会中的特殊身份地位,从而与依靠功名、财富和德行及宗族等社会资源的乡绅,共同成为在基层社会发挥影响力的重要群体。     

清代立嗣过继制度考察——以法律、宗族规则和惯习为中心

清代立嗣过继受到法律、宗族规训及谱例、民间惯习等制度的约束和引导。清朝法律强调立嗣过继应遵守昭穆秩序,但又有允许择爱等弹性规定。宗族组织的立嗣过继规训、谱例与法律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甚至其正统性意识较官方政策更强。民间惯习中立嗣过继的循序原则一定程度上被软化了,以便使这一行为更符合立嗣者及其家庭的利益。立嗣过继个案显示,民众的立嗣过继行为并非不折不扣地遵循法律条文,而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调整,立嗣过继中的违规做法也非个别现象。     

清代民国时期广西温泉研究——以地方志的记载为中心

温泉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自古以来受到世人重视.清代民国时期,广西地方志资料增多,为全面考察广西温泉的具体情况提供了条件.清代民国时期广西温泉的地理分布格局与今天一致,名称多样、冬暖夏凉、汇入江海是广西温泉的三大特点.广西温泉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东南部是温泉资源分布密集区,西部地区温泉资源则较为匮乏.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广西...     

清代直隶的旗地圈补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清代卫所变革为中心

清初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旗地,清廷为补偿被圈民户推行拨补政策,形成了大量的拨补地,明代卫所屯田是拨补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拨补卫所屯田推动了清初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但也引发了直隶地区州县与卫所之间的土地纠纷。由于拨补州县卫所与受补州县相隔较远,业主在经管拨补地时往往采用“一地两养”方式,这造成了清代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式以及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同时,建基于明代卫所与清代八旗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权力结构、人群构成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清代学额制度在地方的运作: 以散厅、废县和分州分县设学立额为中心

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县级政区的分配。清朝近三百年间,地方行政制度多有变化。厅制行政区划为清代独有,其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有废县(州厅卫)置乡;还形成具有“分征钱粮”职能的分州、分县。不过,按照规制非州县不得设学校。通过统计和案例分析可知,为保证各地都有一定数量基层绅士(生员),减少不同地区的学额之争,产生了散厅、废县置乡、分州分县设学立额的现象。清代看似严格的学校学额制度,在地方实际运作中有一定的灵活度。又通过适当的变通,保证了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地方的有效分配。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凌辱斯文”与清代生员群体的反抗——以罢考为中心

清代生员作为功名持有者和特权群体,在面对"凌辱斯文"的责罚时,往往以罢考作为回应手段,共同进退,而在地方社会中,官员也尽量避免招惹这一同质性群体,但"凌辱斯文"之事却依然时有发生。朝廷对生员群体罢考行为的惩处,经历了"严宽之变",这是伴随着18、19世纪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强弱变化而发生的转变。在朝廷语境变化背景下,19世纪士人对于士子群体罢考行为,不再噤若寒蝉,而是敢于发声,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因此,可以说在朝廷的主导下,19世纪统治阶层完成了对生员群体的主动"让步"。     

铁路交通与中俄贸易 ——以20世纪初期呼伦贝尔为中心

20世纪初期呼伦贝尔地区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铁路交通的建设深入带来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打破了呼伦贝尔地区传统的畜牧业经济,从而改变了呼伦贝尔地区的社会面貌.20世纪初呼伦贝尔地区的中俄贸易研究,集中反映了时代变迁和地缘格局对于呼伦贝尔地区带来的重大影响.本文以呼伦贝尔为切入点,对于这一时期中俄的外贸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以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中心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考察清代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试图以此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念。不过,黄宗智在立论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性,陷入了国家/社会二元论的窠臼。围绕清代基层社会法秩序这一共同话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对话,中、美、日三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力图勾画出清代基层社会的法秩序,这些论争及其提出的问题对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