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日记》述略

《阎锡山日记》,初名《感想日记》.台湾“阎伯川先生纪念会”于1997年(民国86年)5月23日,出版阎的《日记》,并易名为《阎伯川先生感想录》.《阎锡山日记》始写于1931年(民国20年)2月17日,止于1950年(民国39年)12月31日,历时近20年.1938年以前,基本上是逐日记述;1939年至1950年时断时续.阎曾自述其日记经历:“其时余适旅居大连.21年春,余出任晋绥事,事繁而日记未停,多于晨起与盥洗时间为之.抗战军兴,作战、训练、穿衣、吃饭等事之策筹,已使人精疲力竭,故此日记亦遂不能按日记载.”台版阎之《感想录》出版说明补述日: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系事后补写

蒋介石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记载,可考证的最早是事变后不久的1937年2月,公开发表的《西安半月记》。《西安半月记》是以日记的体裁出现的。发表《西安半月记》的目的,蒋在其“引言”中说,一是因为“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所以他“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供人们了解、参考。二是记载他“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自我反省和检讨,这当然是蒋介石的客套话而已。     

阎锡山台湾日记述略（中）

六、关于国民党“行政院”由广州逃迁重庆、成都之记载阎1949年10月11日记“:偕财政部长关吉玉由穗飞台北,谒蒋总裁。”10月13日记“:李代总统由穗飞桂林,行政院各首长由穗迁重庆。”10月15日记“:偕关部长由台北飞重庆,宣布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10月16日记“:加大地方权责案     

《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考论

《海王村所见金石书画记》是一部有关琉璃厂的钞本文献合集,存有《琉璃厂书肆记》《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三篇及未定名日记和金石书画古籍目录各一部。其中《琉璃厂书肆记》系李文藻所撰,其馀四部文献作者不明。本文根据未定名日记中作者交游、家世等相关信息的考证,认为日记作者为清代学者王仁俊,目录与《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中的内容也与日记可以对应,故亦为王仁俊所撰。该目录系王仁俊在京师公干期间寻访金石、书画、古籍时所撰录,所记宋元善本、明清钞本以及名家所藏金石书画甚多,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日记记载了王仁俊交游、问学的相关情况,对研究王仁俊的生平、治学具有参考意义。《琉璃厂书铺表》《琉璃厂古玩铺表》乃《琉璃厂书肆记》后第二部详细记载清末琉璃厂状况的文献,是研究琉璃厂和中国旧书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吴世家》史源探讨

一、《左传》以外的记事史料《吴世家》记事部分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就是《左传》.不过有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较《左传》更为原始或者更为可靠的史料,司马迁当然不会放过.例如关于诸樊元年吴楚交战,《左》襄十三有记载:“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而《吴世家》记云:“秋,吴伐楚,楚败我师.”这里《世家》依据的就不是《左传》,而可能是某种原始的吴国史记.“我师”应是吴国史官记事之辞,本不宜出现在汉人的著作里,也许是司马迁偶有疏失,没有将人称更改,遂使后人得以略窥其史料的来源.《吴世家》:“(阖闾)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此事在《春秋》、《左传》中都有记载.定公五年《春秋经》云:“夏,於     

修志不可忽视旅行记资料

旅行记资料是文献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可忽视。笔者自1984年起查阅地方史志资料的实践,深切感到,在新疆,应该充分地利用各种有关新疆的旅行记或考察记(以下简称为旅行记)。因为由古及今,行记资料不仅异常丰富,无所不包,而且比较系统、真实性强。这是修志工作中所不可忽视的。 一、旅行记的重要性 1、历史的传统。清代学者都十分注意收集行记。清代王锡祺在光绪十七至二十三年(1891—1897)所编《小方壶舆地丛钞》(包括补编、再补编)曾收集了洪亮吉《伊犁日记》,方士淦《东归日记》等十余种。光绪二十年(1894),同康主人编《中外舆地图说集成》一百三十卷,其中卷二十一收录了方观承《从军杂记》,卷二十六有林则徐《荷戈纪程》倭仁《莎车行记》,卷二十七有洪亮吉《天山客话》等。 民国九年(1920),吴兴王文濡编成《新游记汇刊》,卷三十三收录了《新疆风土记》、《伊犁旅行记》,卷四十五单骑《西征日记》,并在序言中称此书“继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而作,力避重复所选为民国及清季之文。”其《新游记汇刊续编》卷二十六收有耐道人《阿尔泰山附近情形》,卷三十七有刘雨沛《西戍途中日记》等篇。     

刊首导读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是《民国档案》第６０期。 本刊民国档案的公布,历来重视社会热点问题。国民政府经济部《酝酿制定“西南、西北及江南三区轻工业开发计划”史料两件》及有关民国时期西北的交通运输和黄河水利设施旧貌的两组老照片,是我们在西部大开发新形势下,积极发挥民国档案的历史借鉴作用的一个尝试。今后本刊还将陆续刊出民国时期西部开发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黄思汉的《上周琐事记》是一篇时人日记,记载了沦陷前后日军在南京城乡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公布这篇日记,对于研究日军侵华罪行及驳斥日本右翼势…     

略论龙江县建县之初的隶属

《龙江县志》首章“历史演变”之“历史沿革”中记载：“民国2年（1913）,龙江府改为龙江县,隶属龙江道。”《齐齐哈尔辞典》“龙江县”条目沿袭了这一说法,即：“光绪34年（1908）,裁黑水厅,置龙江府,次年8月正式建立,直接辖理境内事务,隶属黑龙江行省公署。民国2年1月改为龙江县,隶属龙江道。”     

美国所见中国善本书志

明末抄本甲乙记政录 《甲乙记政录》二卷《续丙记政录》一卷《续丁记政录》一卷,明佚名撰。明末抄本。红格。半页十行十六字。四册。近人邓之诚跋。 邓跋云:“此书盖记天启四、五、六、七年魏阉之祸,据邸根按日编纂,最为得实。夏燮校《两朝剥复录》、《先拨志始》实推勘月日,用力颇勤,惜其未见此书。杨凤苞《秋室集》以《甲乙记政录》为记唐王事、盖只见禁书书目,实未见本书,不免妄相推测。此旧抄本当是原稿,体例殊不划一,恐未必有刻本。已卯之夏,燕京大学图书馆偶从书贾得之,诧为秘笈,因校抄一本,而书数语归之。是岁十月十有二日,五石居士邓之诚”。之诚,字文如,号明斋,江苏江宁人。曾参加反清和反袁护法运动,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其著作中最重要者为《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等。     

张学良促阎谏蒋联共抗日

张学良先生在本世纪30年代,为中华民族生存,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共同挽救国家的危亡,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张学良是一位可敬的民族英雄、抗日救国的“千古功臣”,其英名将光照华宇,永载史册。 张学良先生当时为达其联共抗日的愿望,在西安事变前,曾与国内诸多实力派人物进行联络,意图说服他们谏蒋联共一致抗日,其中与山西阎锡山的联系尤多。 阎锡山在1936年10月9日和10月15日的日记里,就曾记载张学良派机要秘书李金洲和任过陆海空军副司令部的参谋长、东北军军长的戢翼翘(字劲成)先后来晋,商讨联共抗日,但细节未录。1989年我因公去美国,曾在洛杉矶阅李金洲之《西安事变亲历记》一书。其中谓:“张氏(注:张学良)对剿共产生怀疑,为明了素以老谋深算之阎伯川氏对剿共意见,密令作者以私人身份前往太原。作者到太原后先谒赵戴文氏,据称阎主任以剿共非计为念,理由为对内则将来无以对外也。继由赵陪同谒阎,所谈亦同。并称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蒋进言。返陕后     

《出云国风土记》的方位记事及古代道路

公元733年出云国建立,云臣广(山岛)等编写的《出云国风土记》(以下简称《风土记》),多使用数字等客观方法对出云国作了记载,这在日本地志中被认为是有较高价值的文献.另一方面,在《风土记》中一些零散的记述与实际地理情况相对照往往使人难以理解,特别是关于方位记事中有疑问的地方较多,这些疑问说明了当时地理知识的局限.对此,笔者从《风土记》等地志写作上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认识以及分析史料的角度,来探索说明《风土记》的方位记事中标准的道路体系.     

汪精卫的《日记》和“遗嘱”之谜

历来研究民国史和日汪史的人,都认为汪精卫是从不写日记的,更不见有遗嘱的记载。但1964年在香港出现了汪的遗嘱《最后之心情》;1987年又在上海发现汪的《日记》。相信者谈其有,不信者道其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日记》的发现 1987年11月12日,民革成员朱景正、方铿夫妇,将汪精卫的《日记》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朱、方为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和上海徐汇区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他们的举动,受到了上海市档案     

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读《红尘冷眼》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年2月记至1962年12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蝗虫”语出陈四益的《臆说前辈》,他在回忆朱东润时说：     

刘邦歌诗

一、击筑慷慨歌《大风》,泣血深情悲《鸿鹄》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割记》中批评司马迁写《史记》不大重视文献记载,对“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较之班固《汉书》,这的确是《史记》一个缺憾。但司马迁自有收文标准,对于自认为特别美好特别关键的文献,记载得就特别详细。比如刘邦的两次唱歌,既录其歌词,又记其背景,细节生动．氛围感人,千载之后读之,犹闻其声,可见其在司马迁心中的分量。     

冯梦龙写了一本鲜为人知的通俗文学著作

宏模于１９９６年在日本书店买到一本明·墨憨斋编《王阳明出身靖乱录》,台北广文书局印行,“民国五十七年”（１９６８）七月初版,平装,３２开影印本。 墨憨斋是冯梦龙的斋名。冯梦龙,明长洲（今吴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年（公元１５７４年）,卒于清顺治三年（公元 １６４６年）,小说家,戏曲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简称《三言》就是他编的。他的毕生精力都用于搜集、整理、编写。刊行通俗文学的工作之中。冯梦龙还酷爱李氏卓吾之学。李卓吾为阳明后学。他称阳明为“皇明大儒”,并把阳…     

清人北京風土筆記隨録

小序风土笔记为方志之支流,记一地物产民风、遗闻琐事,既可资掌故谈助之掇拾;又可备地方志料之采择。远之如《荆楚岁时记》,近之则明清以来名作迭出。有清一代,此体愈益发展,作者繁兴,各地多有风土笔记之作。《闽小纪》之记福建、《扬州画舫录》之记扬州、《清嘉录》之记苏州、《杭俗遗风》之记杭州、《白下琐言》之记南京。类此者举不胜举。而有关京师之作,当为人所瞩目。爱就研余检读所及,写为随录。虽未获全,冀博一正。至竭泽而渔,容俟异日。     

杜甫日记体诗歌和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比较研究

文章提要本文第一次从比较学的角度提出杜甫是中国最早的日记体诗人,研究杜甫波澜壮阔的日记体裁诗歌和圆仁灿烂辉煌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多层次、多角度了解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天文地理、风俗时令以及中、日悠久的国际文化交往,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中国最早的散文日记体裁作品要算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８０９年）李翱作的《来南录》,它“被一致公认为日记存于今世的最早篇章,且为宋代以后日记作者所延袭”（详见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中国散文早最日记体裁的作品是如此,那么中国的诗歌日记…     

敦煌本《圣地游记述》再研究

俄藏敦煌文书ДX. 234《圣地游记述》之前被推定为唐初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但从写本书法、重要用词以及记事风格来看,此写本绝非《中天竺国行记》,而是5世纪中后叶的作品,并且很可能是目前所知抄写年代最早的西域游记。此写本内容极其简略,只记载经行线路和圣迹分布,但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实用色彩。综合来看,该写本近乎流水账式的极简风格,应是游记作者或后来整理者有意为之,很可能是为当时西行求法之人准备的简明指南手册。北宋初年官方派遣的求法僧团也曾使用过类似的、同样只记载西行路线的S. 388《西天路竟一本》,这反映出自南北朝早期至北宋初年,这种简明指南手册一直为西行求法僧所使用。     

《玉台新咏》收录刘孝仪诗原因考

据《陈书》记载,徐陵在梁代曾遭刘孝仪弹劾免官,以南朝弹劾事件导致的严重后果看,徐陵在编撰《玉台新咏》时不应该收录其仇人的诗作。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该书卷十录有刘孝仪诗两首,颇使人感觉疑惑。通过对徐陵仕宦履历的考察可知,当时弹劾徐陵者为御史中丞臧盾而非刘孝仪,《陈书》所记有误。因弹劾事件与刘孝仪无关,《玉台新咏》收录刘氏诗并无可怪之处。     

萧仲舒非太平兴国二年进士

《宋登科记考》《宋代登科总录》二书都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吕蒙正榜进士中列举了“萧仲舒”和“温仲舒”二人,其根据似为明人朱希召的《宋历科状元录》一书。萧仲舒是宋代《春秋》名家萧楚之父,但其时代更晚,绝无可能是太平兴国二年进士。综合宋人的诸多相关记载可知,《宋历科状元录》所说的“萧仲舒”其实就是“温仲舒”,“萧仲舒”实为“温恭肃仲舒”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中事实上只有“温仲舒”而没有“萧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