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

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起步于刘湘“军人干政”时期。而川江航运的繁荣,城市精英的觉醒以及刘湘政权的若干举措,为“上海模式”输入重庆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后发外生型条约体系城市,重庆的现代化不仅依靠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刺激,而且更直接地受到“上海模式”的辐射和拉动。“军人干政”的负面效应致使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重庆城市现代化呈现畸变态势。在“上海模式”的冲击下,在本社会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情况下,重庆城市现代化于20年代末期启动。     

刘湘与重庆“三三一惨案”

1890年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湘,在民国历史上是个颇为重要的人物。他从1921年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始,历任四川善后督办、川康边务督办、川康绥靖主任及四川省主席,近20年以川省统治阶级的当权人物活跃在军政舞台上。他制造的重庆“三三一惨案”,就是刘湘居于四川统治最高地位时期反对人民革命的突出表现之一。     

“重庆”舰的反空袭战斗

1949年3月18日,军港葫芦岛沉浸在金黄色的晚霞中。忽然传来了飞机嗡嗡的轰隆声,顷刻间,甲板上有人叫喊：“飞机!”随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一架敌双引擎运输机正沿着海岸飞来。     

干部不是“铁饭碗”

我厂有1800多职工,干部竟有200多人。其中科级以上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0％。干部多,特别是领导干部多,人浮于事现象非常严重。可是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只要已经提为干部,就永远是干部。不管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编者注）上来的也好,     

《西风烈》动作片，不是“动”作“片”

首周票房2700万,这个成绩,导演高群书不会真的满意,毕竟他从“起码两亿”的票房预期退而求其次后,底线也没跌破一亿五千万,通常来讲,首周票房如果没有达到5000万,要在常规档期内完成一亿五的总票房,只有静候奇迹发生了。     

实践“三个代表”，做好党史工作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是新时期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也是我们党史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指南。     

编纂军事志，首要是“定位”

军事志的编纂是一项严谨的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使军事志不至于编成一本军事“流水帐”,避免千书一面的弊病,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加之这次参加军事志的编纂人员,多数不是“科班”出身,要按时保质完成任务,必须寻找一条“捷径”,我认为首先就是找出“定位”。     

东晋“名人效应”卖蒲葵扇

《晋书·谢安传》里记载了一则有关谢安以其名人效应促销蒲葵扇的趣事。东晋时期,一个在中宿（今广东清远县）做过县官的人来到京师建康（今南京）,想从建康辗转返回家乡。在京师时他去拜望了一位同乡,就是当时赫赫有名、容貌俊雅、潇洒风流的东晋名士谢安。谈话间,谢安问同乡返乡的盘缠够不够,     

关于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两个问题的补充讨论

1941年6月5日夜,日军对中国重庆市实施无区别轰炸,造成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本文分析、考察了惨案发生的原因：警报时间长、只休息了一次;入洞者超量,致使发生骚乱;防空组织混乱;防空洞设计与质量的缺陷。论证惨案死亡人数为992人。     

“邦”与“国”不是一回事

“邦”和“封”最初是一个字,“封”的古字是两只手堆土植树的形状,是划界封植的意思。分封制时代,国王将所统治下的土地分封给同姓或异姓诸侯,被封的土地就叫做“封”,后来改叫做“邦”。如《论语·先进》“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指的就是方圆六七十或五六十里的小封地。现在所说的友邦、邦交、邻邦、邦国中的“邦”,指的就是整个国家。     

“中医”的“中”字不是“中国”之义

姚广孝这样一位僧人政治家,不可能不懂得“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而他之所以和朱棣相处得很融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姚广孝深谙与狼共舞的游戏规则。越得意,就越要低调;越成功,就越要收敛。往往升得越高,也会跌得越惨。     

烂醉如泥，“泥”是何物？

形容酒后大醉,百事不醒,可谓之烂醉如泥。但此“泥”不是烂泥、稀泥之“泥”,而是一种虫类。     

任安的“实”与贺真的“虚”

宋代画家任安的名声很大,但他只擅长画亭台楼阁等建筑物,至于山水人物则画不好,因此他常常请当时的另一位画家贺真与自己合作,他自己画建筑物,让贺真画山水人物。可是,任安不久就发现事情有些出乎他的预料,因为人们欣赏画时,总是认为贺真所画的那部分特别好,无形中就把任安的技艺给比下去了,这使得任安心里很不高兴。     

重庆“打黑除恶”的成果和成本

2011年12月19日,重庆媒体刊发文章,为始于2009年的打黑除恶做了总结性的报道。文中写道,“截至今年11月,我市共立案查办涉黑涉恶团伙551个,抓获涉案人员5618人,一审判决涉黑案件111件1367人,查处保护伞77人。”     

“不三不四”是哪样？

不正派、不像样子的人被形容为“不三不四”,何为“三”,何为“四”呢？这还真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至尊为何是“九五”

“九五之尊”也可称为“九五至尊”。在汉语语言环境中,“九”、“五”两个数字有着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只有特定的人才能享有和使用这样一个概念,这个人就是皇帝。那么,为什么“至尊”一定要是“九五”呢？     

“床”“榻”不是一回事

我国床榻出现得很早,传说神农氏发明床,少吴始作箦（ze）床,吕望作榻。当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既是坐具,又是卧具。西汉后期,又出现了“榻”这个名称,专指坐具。西汉刘熙《释名·释床帐》说：“长狭而卑日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日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几个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破坏大后方的生产力,扰乱大后方的社会秩序,以达到其征服中国的目的,凭借其强大的陆海空军力量,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各地进行了长时期、大规模的野蛮轰炸。但长时期以来,有关"重庆大轰炸"以及大后方其他各地"轰炸"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史实的陈述,很少有理论上的研究和阐述。为此,笔者以"重庆大轰炸"为例,从"重庆大轰炸"的区域界定、时间界定、统计口径、档案运用等方面,探讨了"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同时也可作为其他地区进行有关"轰炸"研究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