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文·约翰逊与“流亡大学”的创办

20世纪30至40年代,为对抗纳粹德国的残暴政策和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在拯救欧洲知识难民的行动中,美国知识界“新左派”代表人物阿尔文.约翰逊,以他非凡的胆识、乐观主义的精神和顽强的努力,在他领导的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内部,创办了一所被称之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接受了182名来自欧洲各国的著名科学家,从而使这所“流亡大学”成为了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突破口和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盛宣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人

1895年成立的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比京师大学堂早3年,比清华学堂早16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1896年,中国近代第二所大学—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在上海诞生。这两所大学的创始人,均是晚清著名实业家盛宣怀。盛宣怀作为中国第一代实业救国的教育家,率先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     

中国瓷器研究在西方的肇建：以19-20世纪之交为中心

16世纪以来，中国的外销瓷成为了欧洲贵族和富商所追捧的器物，并形成了“中国风”的热潮。到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科学主义精神的兴起和中国本土瓷器的大量外流，以英法两国为主的欧美学界开始了对中国瓷器的系统化研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学者们集中关注于瓷器的定义和分类等问题，并提出了“元青花”“过渡期”和“空白期”等沿用至今的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学术史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瓷器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的建立过程。     

＂草棚大学＂的历史悲剧

江西鲤鱼洲,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五七千校”。与其他干校不同的是,这所干校还曾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办起了名副其实的“草棚大学”。     

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敦煌学“回国”以后的联想

1980年,在中国学术界曾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地震,那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枝晃访问南开大学时,曾出言不逊,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曾深深刺伤了中国敦煌学研究者的心,同时也确实令中国学人汗颜不已。近20年来,中国敦煌学界奋起直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毫不脸红地对日本人说“不”了。     

中国世界古代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6年9月21至24日,由中国世界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和西南大学联合主办、西南大学历史化学院承办的“2006年中国世界古代史学术讨论会”在西南大学举行。来自国内2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围绕“全球史视野下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的会议主题,就世界古代诸明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第一段]     

梁启超慧服识英才

栾调甫先生（1889—1972）是古文献《墨子》研究专家、著名学者,山东齐鲁大学（当时欧美教会在华创办的大学之一,其医学院尤负盛名）教授,又先后兼任这所大学中国文学系、国学研究所主任。他于上个世纪20年代被这所著名大学聘任为教授的经过,颇富传奇色彩。     

我所了解的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是旧中国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它建在中国的土地上,却在美国登记注册;买办、富豪的子女受的是西化教育,校长美国人却精通中文,以穿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自诩……这所“中西合璧”的学校是如何教育学生的?细读《我所了解的圣约翰大学》,会为你找到答案。     

“乒乓外交”与屯留的一段渊源

<正>“乒乓外交”是指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相访问、友好往来并切磋技艺的一系列事件，这不仅大大推动了两国关系从冰冻期向正常化发展的进程，也加快了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可以说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很重大。所以提起那时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起到“破冰之旅”重要作用的“乒乓外交”，     

侵华日军在金女大的性暴行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位于南京国际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大学是当时专门收容年轻妇女的难民所。金陵女子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建立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30年金陵女子大学改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女子大学。校园建筑设计古典优雅,享有“东方最美丽的校园”称号。但是,在63年前,侵华日军攻占南京之时,这所神圣美丽的校园却成了日军野蛮实施性暴力的重要场所。     

朱清时“另类校长”南下

办一所“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大学成了朱清时的梦想，其实他知道，这不过是回归教育的本原     

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

抗战前的20年,是北大史学系发展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史学系的课程,由最初以中国史为主,逐步向世界史扩张,从而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体系。就课程变革所体现的精神而言,20世纪20年代主要受以鲁滨孙为代表的欧美“新史学派”的影响,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常识”教育,强调史学基本知识,特别是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的灌注;而在20世纪30年代,则受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的影响,将大学史学教育视为学术教育,强调史料整理辨析的训练和史学研究工具的掌握。精神不同,故成效亦有较大差别。20世纪20年代史学系的课程变革,在学术界有不小的影响,但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收效甚微;而20世纪30年代史学系的课程变革,则造就出一大批史学家,从而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深远影响。     

徐福与日本天皇

口木椅玉县所泽市有一家国立残疾人更生医院，病室朝西的门窗正对著富士山，天气睛朗时看得见“富士落日”，红彤彤的落日彩霞，照在富士山头，与白雪辉映，煞是好看。可是天气不够晴朗时，却又看不见，正如白居易的“山在虚无缥缈间”。围绕富士山有五湖八岳，这八座山正像莲花的八个花瓣。清朝时的白莲教失败了，在日本却成功了，念著“南天白莲法华经”创办创价学会、创价大学，公明党等，和中国极为友好。富士山又名“不二山”及“不死山”，读音FUji。盘古开天辟地的三二七万多年以前是个大喷火山，如今已经冷却了一万来年不喷火了。…     

“文革”后中国第一所实行改革的大学

正(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第一所实行改革的大学,就是我工作多年的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这所大学完全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盘学习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的产物,1952年开始筹备,1953年10月正式成立,迄今整整50年了。在这50年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是1980年前后学校实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开始把一所纯粹工科大学改变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这在华工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     

评选精英大学,不能靠行政力量——专访柏林自由大学校长伦岑教授

德国大学制度,世界现代大学制度的源头。自德国思想家洪堡1810年创设柏林大学始,德国的大学模式,直接影响了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大学的现代化,也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提供了鉴照。1917年,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留德四年后,返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理念,将北大改造成现代史上著名的学术教育重镇,其思想迄今仍有隽永的现实魅力。本刊此次访问德国,大学制度是考察的重点内容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的大学教育制度也在改革。革新的重点有二:一是引进英美大学的学位制度;二是大学收费。德国有悠久的“福利国家”传统,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实行免费入学,为何会酝酿改革?具体措施是怎样的?这对已经启动了大学收费制度并引起极大争议、被称为“新三座大山”之一的中国教育来说,无疑会有参照作用。本刊共采访了三所著名的德国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     

泰戈尔的中国梦在这里实现——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概览

在离印度加尔各答不远的一个名叫桑蒂尼盖登(Santiniketan)小城,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在此利用自己家庭的产业和人们受他人格和理想的感召而捐赠的土地,经过多年努力,亲手创立了一所大学,这就是国际大学(Visva-Bharati)。圣雄甘地在四十年代曾到此地看望泰戈尔。当时,年届八旬、健康状况不佳的泰戈尔以这所学校相托,并得到圣雄甘地承诺。此后,赢得独立後的印度议会於1951年通过议案,宣布这所大学是一所中心大学,是对“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机构”。不仅如此,印度的历任总理都兼任这所大学的校长。中国学院(Cheena Bhavana)是这所大学里的一个…     

岁月风不干理想 追梦停不下脚步——三个年轻大学生的创业历程

在中国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下，中学生普遍的梦想就是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经过高考，无论是考上理想学校，仿佛进了“大学保险箱”的；还是落榜之后，提前步入社会的，在高考之后，相当一部分当代青年即迷失了人生目标。但也有这样一些人，无论在何时何地，也无论是顺境逆境，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坚持最初的梦想，屡败屡战！     

常青藤代表着什么教育理念

“常青藤”在中国已经甚为耳熟。人们对于耳熟的东西，也往往误会很多。10年前，中国掀起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常青藤作为“研究性大学”被当成模仿的标本。     

在莫斯科的“红色摇篮”中(上)

20年代的苏联,办过一座对中国革命有过重大影响的学校,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出自那里。北京作家卢弘将其即将出版的《伍修权位》摘选一章特供本刊发表,略有删节。其中记述了当年的生活尤其是政治斗争,可供读者了解那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往事。──编者1、“中山”为名国共都有专学马列理论“红色摇篮”培育人才也出反面人物由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及苏联政府于1925年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原是“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在她的前后还有过“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和“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等,但人们都习惯地简称她…     

一部中国古代和亲问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读崔明德博土《中国古代和亲史》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和亲”,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因此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崔明德博士是较早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的学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有关唐代和亲问题研究的学术论。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唐与薛延陀和亲原因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