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

一般学者认为学额是量化研究清代区域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参数,也是衡量地域化儒学发展和普及程度的标志之一,进士则是反映各地文化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但是清代许多相邻的州县学额相同或相差不大,出产的进士数量却相差甚远。文章以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为讨论范围,在阐述学额、解额制度的基础上,详细考订了各府州县学定额的变化过程。然后选取清代前、中、后三个时期,分别统计各州县中举人、中进士人数,进行相关分析,表明定额和各地中进士人数显著相关,即定额制度对各地文化发展有很大影响。     

明清苏州府进士数量及分布特征探析

明清时期,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最多,比例高达近15%;而江南进士在地域分布上,苏州府考中的进士数量之多,为他府所不及。明清苏州府科甲如此兴盛,与苏州的经济条件、文化氛围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是,从其内部分布来看,却极不均衡。本文对明清时期苏州府地区进士的数量、地域分布等情况作了详尽分析,并初步探析了其进士总数众多的原因。     

明代湖北进士地理分布及其成因

科举时代的进士是考察人才的绝佳样本。民国《湖北通志》收录明代湖北进士1132名,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他们分布在湖北省除施州卫外的其他8府,以黄州府、汉阳府、武昌府为代表的鄂东地区集中了全省71%以上的进士,是进士人才的高产区;以荆州府、承天府为代表的鄂中南地区拥有全省22%的进士,为中产区;鄂西南和鄂北地区为进士人才低产区。除长阳、兴山、郧西、保康等县外49县均有进士产生,平均每县23名。进士人才地域分布不平衡体现出湖北省各地人文水平的高低、演变及其经济发展的损益。人才的成长与发展必定要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但对人才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人才成长的人文环境。具体到明代湖北而言,进士人才的地域分布特征是由移民、经济开发,以及包含官学教育、书院教育、刻书业、家学、人才交流等在内的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清代府州县学学额及专设学额的运作: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研究

本文在考订清代各州县学取额等级的基本原则基础上,运用统计,结合案例,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各州县学学额定等、分割及增减与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之间的数量关系,结果表明,因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确定学额等级时所依据的具体数量标准会因府而异;同时进一步指出,文风、钱粮丁口在上述各类操作的具体运用中侧重点不一样:定等、增设、分割学额时,钱粮丁口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而各地在学额确定后,增减学额则主要是看文风高下,即应试童生数量的多寡。清代学额的这种运作方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学额与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宋代福建科举兴盛原因初探

我国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是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正式设置进士科,实行试策取士开始的。唐代充实了这一制度．考试科目大大增加,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到了宋代．科举制度被进一步完善,进士科成为科举考试中唯一的科目。考生来源由各州(府)选拔,将合格的考生接送礼部。礼部考试录取者为进士。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以后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     

南京明城砖铭文都字浅释

南京明城墙城砖铭文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科技内涵,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宝库。本文就铭文中常常出现的“都”字作一探讨。南京明城墙中含有“都”字的铭文砖可分为三类:一类产地在江西,数量较多。如“南昌府宁县二十     

瓜洲王氏:唐代扬州第一望族

正扬州王氏是中唐崛起的文化世家,堪称唐代扬州第一望族。尽管扬州人对唐代王播的名字比较熟悉,对"饭后钟""碧纱笼"典故耳熟能详。但对唐代的这个王氏家族则了解不多,尤其对这个家族"一门四进士两宰相"更是知之甚少。王播同其弟王炎、王起皆为进士,侄子王铎也是进士。《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一书收录的唐代扬州进士仅九人,王氏兄弟独占其四。"一门两宰相"也殊为不易,王播和其侄王铎,都曾两度出任唐朝宰相,在扬州历史上尚无先例。王播居官10年,历经唐穆宗、唐敬     

《登科记考》订补

本文据《册府元龟》《东观奏记》及《全唐文》等,补入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失收、后世学者未补及之唐代进士一十三人,订正《登科记考》卷十九徐氏关于钱徽下进士及第人数、重试及第人数、重试驳落人数辨正之误,并移正该书卷二十明经王淑之顺序。     

《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进士籍贯刊误述论

文章以列表的方式,论述了《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中存在的6种进士籍贯刊误现象,即:省际进士籍贯刊载互误、省内进士县际籍贯互误、进士籍贯标注字误、以俗名标注进士籍贯、以府名标注进士籍贯及以府、县二级标注进士籍贯。文章并较细致地探讨了该书出现这些刊误的原因。     

明代金门岛的科举盛况及其成因

福建金门只是一个孤悬大海中的岛屿,明代隶属同安县翔风里,地瘠风大,人口不足4都,但自此考出的举人、进士却各达66名和19名;不仅是同安县科举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其进士数超过了明代北直隶79%、河南80%、山东74%、山西79%、陕西85%、福建66%、南直64%、江西51%、湖广77%、广东89%、四川87%、广西90%、云南92%、贵州97%的州县各自拥有的进士数,甚至还超过了明代许多"府"各自的举人和进士数;其举人考中进士的比率也超出全国平均数4. 79个百分点。明中后期该岛许多民众主要依靠海上贸易获得了培养子弟读书应举的财力、再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崇尚科举功名的社会风气和家族文化底蕴的深厚积累,应是其正德后科举兴盛的几大重要成因。     

金代“前进士”考论

金代"前进士"称谓,承袭于唐、辽、宋,影响直至元代。唐代"前进士"是指进士及第后通过吏部关试获得铨选资格,但尚未仕宦于官僚机构的守选进士。辽宋"前进士"比唐代又增加了新内涵,表现出对进士称谓引申出文化特质的尊重与认同。金代"前进士"内涵比之辽宋又出现新的变化,参加科举考试,但未通过殿试获得及第进士身份者以"前进士"自称作为知识身份象征。元代金遗民"前进士"内涵中增加时间维度,特指已经覆灭王朝遗存至新王朝的及第进士。"前进士"内涵于辽、金、元三朝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北疆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文士对自身儒学文化继承人身份的认同。     

论唐代范阳卢氏世宦的盛衰

范阳卢氏在唐代的世宦,整体上是衰落的,其与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一样,每一房的世宦发展并不平衡,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而且高级官员和中低级官员比例差异较大。门阀士族的家产境遇及门荫制选举地位的演变,是影响门阀士族世宦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门荫制是影响门阀世宦的直接因素,而门荫制的衰落主要是由藩镇使府辟署制度发展造成的;进士科只为门阀士族的衰落提供了一个历史可能。     

关于渤海国上京城文化的探讨

渤海国上京城属于唐代渤海国的五京之一,又称为渤海上京龙泉府,在历史上也称之为忽汗城,在渤海国存在的二百多年历史当中,上京城做为一百六十多年的都城。渤海国是在唐代及五代时期位居于中国东北地获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渤海国的存在与发展,在经营中国东北这个地区,推动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为当时的地方封建政权,当时的渤海国附属于唐朝,在全盛时期具有5京、15府和62州,在其存在的历史当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     

儒学复兴思潮影响下的北宋中期贡举改革

与唐代相比,北宋前期(太祖、太宗、真宗)的贡举取士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制度趋于完备。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儒学复兴思潮高涨,贡举制度受到影响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值得予以充分重视。一北宋前期,贡举取士制度较之前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取士名额增多。唐代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宋太宗开始,取士骤增。真宗咸平三年(1000),取士竟达1800余人,其中进士一科就有530多名。此后宋代取士数量一直保     

清代福州家学。科举与社会适应

一、清代福州科举事业的兴盛 从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中《清代福建进士分区统计表》可见：福州府中进士735名,兴化府共61名,泉州府238名,漳州府113名．延平府28名,建宁府39名,邵武府25名,汀州府87名．福宁府24名,台湾府33名,永春州20名,龙岩州22名,镇海卫3名。     

基于空间计量方法的明清时期河南进士地理格局演变分析

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被地理信息系统、空间经济学等广泛应用,但在对历史时期地理因素的研究中,这一方法的使用尚未普遍。根据明清两代进士题名录的考证,可以完备地整理出全国各个省份进士数额的科际分布结构,选取进士数额作为指标,可以较好地代表不同区域的文化水平发展程度。以明、清两代的河南进士作为研究对象,在历史资料、空间计量方法相配合的研究中可知,河南并非处于文化整体落后的局面之下,而是在省内明显出现了空间格局上集聚的演变过程,从明代府级政区治所的集聚,过渡为清代两个较为明显的文化中心区域,即以省会开封、商丘为中心的豫东地区,以光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再结合聚类分析,及时间趋势下的进士数额分析,可知以进士为代表的明清两代河南文化地理区域,虽在整体上倾向于随机分布,但空间上仍呈现了一定的东西部差异,并有相应的稳定性。又通过回归分析可知,以进士数量分布为代表的文化地理格局的影响因素中,人口及经济发展程度的意义并不是最重要的,中央集权制度主导下的政区等级差别、文化传统中的社会民风等因素有更大的影响力。     

南迁的唐三彩——揭开江西九江出土唐三彩的神秘面纱

<正>唐三彩曾广泛流行于中原地区,其窑址主要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在长安的窑称西窑,在洛阳的窑称东窑。由于产品数量庞大,品种多样,又与人们的丧葬文化相联系,几乎多数人对它都不陌生。大唐时期,它风行一时,耀人眼球,成为唐代应用广泛、流传深远的文化遗物之一。江西九江地区几十年来共考古发掘了数十座唐代墓葬,与同时期墓葬出土器物相比,出土的唐三彩数量十分稀少。因此,这种文化现象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查阅60多年来江西各地发掘的唐代墓葬     

论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特点

清代徽州府县志的纂修数量与质量都取得较大成就,志书主修与主纂者文化素养较高,其中进士出身者较多,部分非进士出身者文史素养亦不在进士之下。纂修者多认为志源于史,为史之支流,或互为表里。实践中,他们多以"史笔"修志,尤其注重"信今传后",审异同,辨遗误,以增强志书的可信度,考证的内容广泛分布于志书各卷或子目之中。徽州府县志纂修者还明确提出"隐恶扬善"的修志倾向,为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乡善、义行等楷模树碑立传,表现出"隐恶而不虚美"的特点。这使得清代徽州府县志真实保存了更多徽州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信息,传承了徽州独特的地域文化。     

杨仲兴治理兴安二三事

正杨仲兴(1694—1775),字直廷,号讱庵,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梅江区)人。清雍正八年(1730年)中进士,授福建清流县知县。清乾隆八年(1743年)至十三年(1748年),来到广西任兴安县知县。之后,历任思恩府同知、江西瑞州知府、福建延邵兵备道、湖北按察使,官至刑部侍郎。他也     

仙居名人谱 那些先贤前哲们——到处逢人说项斯

翻开台州的历史,诗人项斯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在唐代二百多年台州无一人中进士的历史里,是项斯填写了这一空白。项斯有九十八首诗被收入《全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