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与近代东北乡村社会控制——以东北地区旧志为研究视角

近代东北地区,乡绅作为乡村“地方精英”,活跃于官与私、中央与地方之间,控制了乡村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科举制度废除后,乡绅阶层逐渐走向没落,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退出历史舞台。     

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太原乡绅阶层——以刘大鹏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本文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考察近代社会转型期太原乡绅阶层角色、职能与地位的嬗变。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精英的乡绅阶层,其角色和在地方社会中的职能也适应近代社会的转型而转变,体现着新旧交织的特点;其地位并未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而彻底衰落,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并未被完全触动。     

乡绅与反洋教运动

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探索这一问题,必须研讨乡绅阶层。“绅”者,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而异于民。鉴与国内外有些学者往往把官也包括在“绅”的范畴内,笔者特在“绅”     

都铎时期"乡绅入侵"现象简论

按照近代英国社会流行的称谓以及目前史学界通常的看法,英国乡绅主要是指五级世袭爵位之下的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士,它包括构成地主阶层的从男爵、骑士、从骑士和富有的约曼、城市富商等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大约兴起于12世纪初,到16世纪、特别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后,由于教会地产被大量没收、拍卖,使乡绅阶层成为这场地产所有权大规模转移的主要受惠者,从     

民国初年的乡绅与县政——以《何宗逊日记》中的黟县为例

民初黟县乃至徽州的县政,依然是典型的双轨政治。它的特点,是绅权与政权的共治。鉴于双方力量的不平衡,这个共治是建立在绅权强势而政权弱势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央权威衰弱甚至缺位的乱世,保境安民,是乡绅责无旁贷的义务。在大局粗安情况下,绅权倾向于支持并配合政权。但政权一旦扩张渗透到乡绅的传统势力范围,绅权往往纠结地方各种力量进行抵制。乡绅与地方,更多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绅权对于地方多有保护,也因此获得地方的支持。     

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中国近代士绅阶层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绅士论、乡绅论到地方精英论、士绅论的历程。中外学者在士绅的构成与分层、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与转型、士绅与近代社会转型、区域士绅研究等领域的学术成果等方面,不仅回答和阐释了近代士绅阶层的相关问题,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亦有不小的贡献。然以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论之,近代士绅研究领域仍有相当大的学术空间可以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试谈保矿运动中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作用

清末山西的保矿运动是一场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的爱国主义壮举,乡绅阶层、官僚阶层、商人阶层、学生和民众阶层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并发挥了各自独特的作用。     

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

以往政治地理学对于行政建置的研究,多注意其结果,极少注意到变化过程。广东花县原为数县交界之地,从明中叶开始,当地不断出现要求建立新政区的呼声。方案有建直隶州、建镇、建县三种。但历经150年,直到康熙年间才最终建县。本文分明中叶、明末、清初、最终建县4个阶段讨论国家与乡绅对政区建置的意见分歧,表明乡绅意志最终通过政区设立得到体现,反映出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绅修志”现象

英格兰地方志的编撰始于16世纪70年代,以威廉·兰巴德的《肯特郡志》为标志,后又有约翰·斯托的《伦敦城志》、托马斯·纳什的《雅茅斯城志》、威廉·伯顿的《莱斯特郡志》、威廉·达格代尔的《沃里克郡志》等一批优秀的作品问世,由此,地方志特别是郡志的编撰进入繁荣期。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地方志的撰写增加了"自然史"的内容。这一时期编撰地方志的主体是乡绅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或是法律学者,或是纹章官,或是古物研究者。作为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一员的地方志史家,修志行为既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对国家的热爱,同时也体现了乡绅强烈的地方认同感,由此形成"乡绅修志"现象。产生"乡绅修志"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十六七世纪既是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也是地方认同和郡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时期。"乡绅修志"即是地方认同和民族认同交织在一起的文化体现。     

惯例、法律与乡村秩序——以十八九世纪英国拾穗诉争为中心

英国乡村的拾穗惯例由来已久,在圈地运动的冲击下,却引起越来越多的纷争和诉讼。这些诉争不仅反映了拾穗者与地产主、农场主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也在深层次上体现着传统惯例与法律原则之间的交锋。1788年,高等民事法院公开否定了拾穗的合法性,厘清了长期以来土地共享权与私人财产权之间暧昧不明的复杂关系,但拾穗惯例在地方社会依然得到广泛认同并长期存在。一方面,具有家长制保护主义风格的地方法庭并未严格遵照裁决先例或法律原则来审理拾穗案件;另一方面,农场主对拾穗活动的规范以及拾穗群体自律性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也弥合了拾穗惯例与法律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这一调适过程,乡绅阶层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

绅士是明清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以功名、职衔为标识 ,凭借其所占据的各种资源优势 ,在官场与民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转进转出 ,不但主宰着广大村民的社会生活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地方政局 ,并构成“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① ,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② 。 2 0世纪 40年代以来 ,日本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绅士进行了考察 ,绅士问题一度成为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大热点。 1 974年 ,《东洋史研究》特别刊行了“明清时代的乡绅”专号 ③ ;1 975年 ,在日本历史科学协会第九次大会上 ,又以“明清史研究中的乡绅论”…     

一部研究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的力作——评房学嘉《围不住的围龙屋：粤东古镇松口的社会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对于中国的地方民间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说是延续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动态的探讨。弗里德曼对于华南宗族社会的探讨,施坚雅从经济、市场的角度所作的空间结构分析,肖凤霞、科大卫、刘志伟和陈春声等对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宗族与民间信仰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赵世瑜对华北和江南庙会的社会史研究,     

金代教育史论

教育在封建社会中被看得非常重要,“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学校是“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是“王政之大本”。学校是传授人类文明知识和出人才的地方,知识属于社会的精神财富,在阶级社会中被剥削阶级和居于统治的民族所垄断,因而教育的进步便突出地表现在“学移民间”,“学移族间”。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用剥削阶级的意识看待由学校培养出的知识阶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作为社会组成的学校和学校培养出的知识阶层,不能因为人民当家作主,     

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分化及福利政策——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为主线

20世纪70年代以后,俄罗斯进入了从传统的高度集权政治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转轨的社会转型期。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民主化造成了俄罗斯贫富差距悬殊、新兴的中间阶层出现和“边缘人群”泛滥等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危机。针对转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普京时代俄罗斯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策略是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正和博弈”。俄罗斯“强国家一强社会”的新的治理模式对于同样处在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晚清广府壁画——广府文化的肖像

在广州及周边地区现存祠堂等广府传统建筑上留存有数千幅晚清壁画,这些壁画一般颇为讲究,多出自职业画家之手,特色鲜明。它们是当时广府乡绅阶层普及传统文化和道德教化的重要工具,是晚清广府民间社会大众文化的肖像,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广府文化的历史状态。     

清末地方自治中的广东士绅

<正>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这一基层控制模式，士绅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地方自治是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士绅是地方自治的中坚力量。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开展的地方自治是应对晚清政治改革的自然调适，开启了广东地方政治近代化的先声。广东士绅在设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参与咨议局和筹建统一自治机构等方面投入了相当精力，虽然成效有限，但却巩固了传统绅权。对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原因、     

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

发生在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实质上是当地的士绅阶层在维护合邑公共利益的幌子下和开矿者对于地方公共资源的争夺,反映了士绅阶层建构和维护地方霸权的不懈努力.该事件说明,尽管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士绅阶层的地方霸权仍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为了实现自身的地方霸权,士绅阶层不但重视本阶层的高度整合,还需积极寻求和利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明清之际粤东大埔县白堠村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动乱频繁的“盗窟”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邹鲁乡”。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巨变,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还有许多具体细节以及变迁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个人文集,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     

微博

@中国之声：【杭州图书馆10年不拒乞丐】10年来,杭州图书馆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当乞丐越来越多,有市民无法接受．馆长陪树青“我无权拒绝他们来读书,但您有权离开”,“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图书馆可能是唯一可以消弭与富裕阶层之间在知识获取上鸿沟的重要机构。”图书馆是不是—个更应有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