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科学家“文革“中的心路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及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晚年,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遭遇“文革”,虽然由于有“红色科学家”之谓而免于大吃苦头,但他无法理解这灾难性的对人、对文化、对人类一切有价值东西毁灭的“革命”,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对那疯狂年代的感受。循着《一位科学家“文革”中的心路》一文,我们看到了这位正直的科学家的困惑迷惘,再次体会到了“文革”的残酷。     

点评一条“文革”史料

诗人流沙河谈到应当给“文革”写史的时候说:“国家的大《春秋》我不敢写,就写写个人的小《春秋》吧。”于是他写出了《锯齿啮痕录》这本小《春秋》。这本小《春秋》,也就是他个人的“文革”史。“文革”史作为一门专题史,有一点很别致,就是史源极其丰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小《春秋》可写。这是因为,“文革”的创意之一,是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而且果然触及了,所以人人都有了做野史家的资本。流沙河的小《春秋》,     

“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

“文革”初期的一些中学生,为什么成了政治及人身迫害的一种工具？为什么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作家王小波的一位曾任北京市工读学校校长的世伯,“文革”前曾在学校大讲“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鱼”,听的学生毛骨悚然。结果在“文革”中,学生们强迫这位校长赤身趴在冰面上,留下了终身病痛。王小波说,这是他“自己吃了自己的屎”。“幸运的是他还未讲过‘割股疗亲’、‘郭巨埋子’,因而幸免于被刀片割肢和活埋”。     

驼峰英雄 消失的历史

不止一次地问每个采访到的老人,“两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遭难的?有的老人说是在“文革”,也有老人说是在“反右”。潘国定等人之前提到的飞行英雄潘国定,世界华人飞行圈子里的一号人物,美国人对他赞赏有加,认为他是飞行天才。“文革”前几     

湘军和他的敌人

去年夏天的湘乡之行,我印象最深的是刘锦棠故居。刘锦棠曾追随左宗棠收复新疆。且不说其故居的残破不堪,斑驳的墙壁上,还被一层又一层地刷上了“文革”标语和宣传画。他的坟冢也未能幸免。据同行的湘军研究学者左都建说,“文革”时当地人将其定为“破坏革命的罪人”,掘开他的坟墓,抛尸荒野。唏嘘之余,我想到了这百余年,湘军和他的敌人太平军的历史地位的浮沉。     

吴其之“罪”(汉族)

吴其是个唱滇戏的老艺人,他从十岁起开始学艺,到“文革”时,足足唱了五十来年的戏了。不管是生丑净旦,他都能演;唱唸做打,样样具佳。他扮演什么角色,就把那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人们就喊他“活古人”。“文革”一开始,吴其可吃够苦头了。剧团的“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把吴其定为双料反革命、反动艺术权威、封资修的代言人……帽子一顶比一顶大,扣了工资,“罢”了他剧团编导组组长的“官”,成天大会批、小会斗,还要搞“车轮战”,叫吴其交待他的“三反”罪行。什么演《杀惜姣》,是用宋江之     

冬日暖暖的布绒那

有这么一位活佛,文革期间还俗,结婚、生子,文革后又重新当上了活佛。他在废墟上重建了布绒那寺,收养孤寡老人、孤儿,对朋友仗义得更像一个大哥。朋友都喜欢去他那里,他的家被朋友们称为“港湾”。     

读《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

“他却严格地区分祖国与‘文革’。他爱祖国,他恨‘文革’,不是祖国遗弃了她的儿子,而是‘文革’迫使《思乡曲》的作者流落异国他乡。”这是《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以下简称《马传》)所记述的一段话。他,就是中国乃至世界,当代颇负盛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刘国新一、“文革”史研究的一般情况（一）“文革”史研究的起步国内对于“文革”史的研究起于何时,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文革”结束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就开始了。当时,一大批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开始讲述自己在“文革”中...     

力挽狂澜──记“文革”时期周恩来与“四人帮”斗争的片断

作者穆欣,是“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后来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目睹了周恩来与“四人帮”斗争的种种场面,……     

师门忆语(三)

十一、“文革”风暴中议论陈伯达“文革”祸起,《红旗》杂志的三位副总编辑邓(力群)、胡(绳)、范[若愚],几乎一夜之间就从领导高位上跌落下来,被作为“走资派”打倒。胡绳还因为参加“二月提纲”而罪加一等,处境更为艰危。他在突然遇到这种政治生活的逆转时不免有些惊惶,但没有多久就适应过来,能够沉着冷静地应付了。在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他径直走向会议主持人关锋,从他那里取了一枝香烟,泰然自若地     

墓地里的中国

4月3日晚上,我看到贾樟柯发的第1966条微博。他回忆了自己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8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扣‘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上“干校”,绝顶荒唐的所谓改造

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文革”中上过干校,个中酸辛皆有体味。“文革”前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后任总编辑的李庄撰写的这篇文章,既描写了他所在干校的众生相,又记下了他自己的委屈、迷惘、深思和领悟。通俗如话的文字,貌似随手拈来的所闻、所见、所感,留给读者的却是为人、处世、立业、治国的思考。     

晚年曹禺，再也没能写出“大作品”了

剧作大师曹禺,在“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虽然恢复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的女儿万方回忆说：“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

著名作家何申的新作《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记述了他在不正常年代的一段不正常的生活。文革中的大学,与文革前所谓“十七年教育”的大学和文革后恢复正常教育的大学,是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教育史上绝对的另类。政治运动不断,帮派矛盾重重,在一个文明之所却文明难觅,在一个斯文之处却斯文扫地,焉能使人不烦恼?“工农兵学员”生活是文革史料中较为罕见的,故本文殊为难得。     

周扬晚年的彻悟

周扬同志在平反落实政策复出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同志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我当时是研究生院现实经济系的学生。每当研究生院有重大活动,周扬都要来给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讲话或作报告。他在公众场合总是保持着一种绅士派头和学者风度,尤其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不苟言笑的表情和一板一眼的话语,有一种震撼听众心灵的气势,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做人和做学问都很严肃认真的人,令人久久难忘。省悟：困知勉行“文革”后的头几届研究生,差不多都是“文革”初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在“文革”中上过…     

陈毅作右派代表的原委

“文革”期间,陈毅与其他老帅一起大闹怀仁堂被视为“二月逆流”的黑帮骨干受到批判。     

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关系的研究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文革”的起因、社会后果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国外“文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探讨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反思“文革”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吸取历史教训以及坚定改革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被永久悬置的“归来”

影片开始于一列轰鸣的火车,透过铁轨．我们看到一个叫花子一样的男人。这是“文革”末期。3年后．当政治形势改变。陆焉识现实中的肉身能够从容“归来”时．他却发现再也回不了家了——他的妻子“失忆”了。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一、闯入禁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给院党委贴过大字报,给工作组也贴过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文革”前,我对林彪并不太注意。后来学习“突出政治论”,才有较多注意。对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信服,很佩服,赞赏其中的谋略、逻辑和智慧。但是对“突出政治论”就不敢恭维了,愈学愈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