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邮政总局接收台湾邮政相关文电一组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全面接收台湾。在邮政方面,不同于内地邮政独立设局管理,为节省事功、便利民众起见,国民政府决定在台湾暂时维持旧制,试办邮电合并。本组史料反映了战后邮政总局接收台湾邮政初期的人事安排及工作进展状况,有助于了解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省的邮电概貌、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邮政的经过以及试办邮电合并的困境。     

战后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关于接收北平高校及文化机构的函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各沦陷区进行了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全面接收。本组史料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就战后平津地区伪组织所办各级学校之处置、新民印书馆等文化机构之接收等问题与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等的来往文电,反映了战后文化教育的接收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处理态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40年代初期河北省沦陷区联庄会研究

联庄会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河北省沦陷区的联庄会是日伪拼凑的乡村"群众自卫组织",是"乡村协同体"建设的重要形式。实质上河北沦陷区联庄会是日伪对付中共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战争而精心组建的伪组织。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对联庄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探讨河北省沦陷区联庄会的建立和主要活动,以及中共争取联庄会的斗争,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华北沦陷区日伪统治和华北沦陷区抗日活动的研究。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抵御日军入侵的大背景下进入华北,并逐渐在华北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中共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演绎了政治力量堪称完美的逆境中求生存的一幕,其发展之顺利,恐怕连当年中共自己也始料未及。中共的发展,当然首先是自身努力的产物,其进入华北后,以武装为中心,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为两翼,最大限度在各地区寻找制敌和发展的良机。同时,中共的发展,和战前华北的特殊态势、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和占领方式也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中共初期发展的奇迹。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

抗战时期,日本扶植的沦陷区伪政权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电影检查。从沦陷初期各地各自为政的电影检查,到沦陷中后期分别集中于汪伪、华北和东北三个伪政权统治地域内的统一电影检查;从汪伪政权表面上沿袭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制度,到华北伪政权另行自己的电影检查,再到东北伪政权基本上照搬日本电影检查制度。但万变不离其宗,沦陷区电影检查的实质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是为了禁止可能出现的反映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独立精神和民族感情的影片。沦陷区伪政权既为日本占领军当局所扶植,也就不能不听从日本人的号令,由沦陷区电影检查的实施法规和实施情况,人们可以认识到伪政权的“自主”可以达到的限度。沦陷区的电影检查,最终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结。     

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转变

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抗战中后期到内战全面爆发,英国对中共持欣赏、同情态度;内战全面爆发后到1948年进入战略决战,英国配合美国执行扶蒋反共政策;1948年后直至内战结束,英国抛弃国民政府,努力与中共和好合作.内战局势最终朝着有利于中共方向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及苏联对华政策,确保持续拥有香港的愿望等,这些是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转变的重要原因.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转变,与此间英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保持一致.尽管如此,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即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国共的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以接受东北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若干事例力求探明,在东北接收初期国共纷争的走向。国民党以民族主义为旗帜,中共以现实政治主义为手段,进行了不对等的交锋,结果证明国民政府没有利用好自身的固有优势,而中共则在苏联保护下证明了自己的选择。东北作为最早失陷又最难接收的地区,国共苏美三国四方均在其身上体现自己的利益和政策。对于研究国共纷争无疑有其特殊地位,但求以本文中探讨的若干问题为思考,探得战后东北接收问题的真相。     

日伪统治下的日语教育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先后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并扶持傀儡政权。为配合其对华战争形势的需要,铲除沦陷区人民强烈的抗日意识,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当局在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采取强制方式,大力推行日语教育,以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分子和亲日情愫。本以日伪统治下的华东华中华南地区为中心,探讨伪维新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实施日语教育的状况,揭示其奴化教育的实质。     

战后初期中国军队过境香港史实疏证

1945年9月至1946年8月,集结在华南的中国军队进入香港境内,由九龙尖沙咀乘船运往东北与华北。国民政府与英国就此事进行了交涉,虽然订立了中国军队过境香港的有关协议,但双方仍然摩擦不断。国民政府既利用军队过境之机为接收华北、东北进行军事部署,又借此影响香港内部事务,伸张对香港的主权。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战后初期的香港政局和中英关系。     

抗战后期广西区“义隆庄”史实钩沉

设于柳州的广西区"义隆庄"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紧急抢购、抢运沦陷区物资行动的产物,其活动涉及西南以及更广阔地区的抗战史实,然而长期以来未见披露,更无研究可言。利用"义隆庄"有关文献档案进行初步研究,无疑对抗战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战后南京市日伪资产接收述评

抗日战争胜利后初期，除了收复被侵占的国土以外，对沦陷区日伪资产的接收工作也被提上日程。就南京市而言，国民政府先后组织了南京市接收委员会、苏浙皖区敢伪产业处理局驻京办事处等机构，专事南京市日伪资产的接收工作。此项工作虽将数量巨大的资产从日伪手中接收了过来，推动了战后南京市经济的恢复及发展，但在此过程中，接收官员贪污腐败，...     

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

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曾业英日本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沦陷区的金融掠夺从来就没有放松过。本文仅就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作一简要剖析,借以说明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及其失败的必然性。一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日本占领华北后,指使伪政...     

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一组

抗日战争开始后,随着敌人侵略的加深和沦陷区的扩大,全国出现了大量的难民,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儿童。为了挽救这些祖国的未来,社会各界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不少难童救济教养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该团体由全国的妇女界组织,机构完善,规模庞大,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均设有分会和保育院。八年抗战,它从沦陷区抢救出数万儿童,并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教养,在当时的形势下,稳定了人心,支持了抗战,并为战后的建设准备了后备力量。现选史料一组,以供参考。     

略评《中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研究——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

烟毒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社会毒,对于其的治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此书详细解读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乡村治理烟毒的历程,以整体史的态度,用新革命史的方法,从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烟毒的源流、实态、危害,中共治理烟毒的组织保障,法律保障及根据地治理烟毒活动的个案分析上,描绘了治理烟毒问题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丰富了中共党史、烟毒史及华北区域史,对于当今的禁毒工作亦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遏制华北走私活动述论

华北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渐趋猖獗.这不仅严重践踏了中国主权,打击了中国弱小的民族工商业,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基础.为维护和稳固自身统治,国民政府试图遏制华北走私,取得一定成效.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另一侧面窥见国民政府在华北事变后对目政策的变化,而这恰恰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     

多层外交与救护侨胞——国民政府对战后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置

论文以二战后国民政府围绕缅甸归侨遣返交涉为中心,论述了缅甸归侨遣返的背景、遣返工作中断的原因以及国民政府对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理过程。结果显示,国民政府的战时难侨救济和战后归侨遣返工作,是近代历史上中国政府规模最大的救侨运动,其中缅甸归侨遣返工作,是战后归侨遣返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缅甸战后的归侨遣返工作因缅甸政局变动而一度停滞,造成归侨滞留危机。从1946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站在维护侨胞权益的立场上,充分动用多种途径,采取多层外交策略,迫使缅甸当局有所让步,达成70%遣返目标。国民政府维护侨权的坚定立场、灵活务实的多层外交策略展示了近代中国政府对华侨权益的高度重视,值得肯定和借鉴。     

中共对战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的因应——以晋绥察分署救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善后救济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筹划的一项重要事业,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黑暗中的一次短暂的闪光"。抗战胜利之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的战后救济工作正式启动。然而随着中国内战危机的不断加剧和战争的全面升级,中共解放区的善后救济活动在表层上似乎仍是一种简单的国际施救行为,实已深深地渗入了国共双方的政治角力,乃至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民心争夺战。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主张的"非政治性"救济原则,亦自然不会为国共双方无条件地接纳,其效不难想见。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在中共解放区的救济活动,则非常典型地彰显了这种情形。     

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及其遣返

1895年清政府被迫"割台"后,国民政府对复台有心无力,直至抗战爆发才开始筹划。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主官,会同军队接管台湾。原本骄横的在台日军和日本移民,瞬间变为日本侨俘。台湾相继成立日俘管理处、日侨管理处,命令日本侨俘向指定地区集中,等待遣返。1946年1月至4月,台湾遣返近17万日俘和29万余名日侨。被征用和残留之日侨,也在台胞强烈反对下,从1946年8月至1948年12月分四批遣送回国。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遣返,既是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组成部分,也反映了战后初期台湾面临复杂的岛内形势与国际环境,特别是台胞对日本侨俘和殖民统治的切身感受与认识,至今仍值得海峡两岸人民深思。     

“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是其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一个交汇点,据此可以看到战争状态下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打狗运动起因于中共人员行动的隐蔽性问题,对隐蔽性的需求又与中共和日军整体的对抗形势有关。在打狗运动中,中共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民众动员问题,面对民众的种种顾虑、不满,中共运用其娴熟的群众工作经验化解了难题,在打狗的执行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充分照顾到了民众情绪。打狗运动不能单纯理解为一个自然成功的案例,而是中共面对困境做出决策、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的又一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