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肃反问题考论

1935年9、10月间发生在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中的肃反,不仅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悬案,而且随着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对这次肃反先后数次做出结论,但每次都有所不同,就使这场规模并不大的肃反变得扑朔迷离。通过对红26军发展的历史考察发现,这次肃反是由于许多因素造成的,如:红26军从建立以来,中共陕西省委就认为其执行的是右倾路线,并将这种看法报告给中共中央;陕北特委负责人也认为红26军执行的是右倾路线,并多次写信汇报给中央北方代表,导致中央北方代表派人到陕甘边和红26军来解决右倾问题。而张慕陶、张汉民事件成为导致对陕甘边和红26军进行肃反的主要诱因。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及历史功绩

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确立,在西北革命斗争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华北武装团体政治抉择研究：以红袄军杨妙真、李璮集团为例

金朝末年,华北政治秩序瓦解,民众为求自保,组成大大小小的武装团体,他们的政治向背对当时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的成果有莫大的影响力。红袄军是这些武装团体中最反复无常者,研究他们政治抉择的因素,可以增进我们对当时武装团体政治向背的认识。杨妙真和李璮是红袄军第三代及第四代首领,李璮起事对元代以至后世历史皆产生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他们集团内部还有无数的各级领导人,大致上可分成山东和涟海两大集团,后者受限于史料,生平事迹多不得而知;前者则能利用地方志史料,大量恢复他们的生平事迹,由此得知李璮集团的组成结构及其对李璮政治抉择的影响。李璮失败后,元朝将罪责限定在李璮、王文统及涟海集团,以此争取山东集团的认同,进而稳定对山东的统治。     

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边钞问题研究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先后发行的货币有光华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平衡贸易、稳定金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边钞发行过程中最基本的方针。边区银行业务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开展汇兑、代理金库、管理外汇和金银、发放贷款和建立信用合作社等六个方面。边钞的发行在陕甘宁边区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巩固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扶持了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边区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在政治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评介

长城是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类工程之一,在过去两千余年的历史中,横亘于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有重要意义。与长城的历史地位与当前形势相比,目前长城研究十分薄弱,主要限于墙体本身的考古测量、分布走向与历史地位的考察,视野较狭窄、方法较单一,不同学科各自为战,尚没有全面、深人的长城研究成果。在这种研究状况下,     

也谈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与军科军史研究部及《红西路军史》作者商榷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及2011年出版的《红西路军史》,虽然间隔20余年,但观点一致,对西路军的叙述或论述,都意图与张国焘挂钩,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驳李兆良的相关观点兼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中外学者公认,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于1602年在北京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其实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而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地图证明了"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的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专家甚至将其誉为"石破天惊"之作。但认真分析李兆良所依据的中外文资料,可知其观点在史实上是错误的、在逻辑上是乖谬的,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因而根本不能成立。     

古今学术之变与史地学科之间——中日两国历史地理学早期发展的对比研究

中日两国地理学的近代化息息相关,可比性强,这在两国历史地理学的引入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日本在明治(1868—1911)中后期自欧洲引入历史地理学,相关讨论主要由史学界发起,探讨学科属性的同时也注重其“科学性”。但直至明治末年地理学完成近代化转换后,历史地理学方得到真正发展。20世纪头20年,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自日本和西方两度传入,两代地学家分别在传统舆地之学和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或地理学之中吸纳“历史地理”。对于率先完成现代学术体系建设的近代日本而言,影响早期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地理学理论的发达程度,而中国则面临学术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以及现代历史学与地理学研究范式革新的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