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系统反映学术规范讨论与研究成果的读本——《学术规范读本》简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贞正人心,昌明学术,重树规范,创新学术秩序,中国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学术规范大讨论。大致说来,这场讨论从80年代中后期的萌芽,到90年代全面展开,直至进入21世纪以来的制度化建设与落实,经历了逐渐深化的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学术规范从开始时个别学空谷足音般的呼吁,蔚然而为“90年代的一大学案”,进而成为“两会”上的黄钟大吕;学术规范建设由“边缘”学人的学术主张与话语,发展成为主流学界的话语与主张,并进而成为政府“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190 5年废除科举后 ,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 ,成为走出科举时代学人思虑的焦点。这集中呈现于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上。 3 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学人 ,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 ,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 ,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识” ,筑起了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 ,从而导致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笔谈——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编按]     

“科学”的限度：辛亥时期革命语境下的学术与道德

1904年後,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中国学人不约而同地在学术之外寻求道德力量以图救亡。改良者限制“科学”概念於形下,同时改造传统的道德之围,以迎合进化;革命者出於精神动员的需要,完成了“科学”话语的形而上转换;游移於革命与改良之间者,径取西方反思现代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潮,试图超越生存竞争中的道德困境。此一时期,中国“科学”概念正抽离出学术本身,演变成一个进化／退化的二元话语基础,在“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两个相反向度被批判,或是被宣扬,作为学术的“科学”反而隐而不彰。     

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

中国学术的南北派分,由来已久。民初整理国故运动蔚为风潮,南北学人输入西学时,往往以西方学术分科格义中国学术,近代新学术由此建立。清季民初,复兴蜀学成为川省学人的群体诉求,各派学人以汉宋、今古、经史的不同立场,所建构蜀学系谱因时而异,各有侧重。“好今文家言者”多主张晚近学术当以“东西”代“南北”,以今文学之“理论”整合古文学的“事实”。宋育仁、蒙文通、刘成断等学人批评整理国故运动妄立科目,任意比附,认为复兴蜀学才是学术正途。纵观清季民初“蜀学”的渊源流变,及其与江浙学界的分合,可在科学史观与分科治学之外,探索近代学术转型的新路径,此种尝试或是时下理清中西学术纠结、建立中国学术本位的有效途径。     

1951: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的确立

1951年,唯物史观派对于学术机构领导权和学术期刊经营权的掌握和控制以及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使他们成为在学术界确立新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推动学术变革和话语转换的中坚力量;唯物史观派聚拢传统学人进行史料整理、古籍校订,为学术史留下一笔财富。1951年前后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的确立和当时学术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学术界的走向。     

唐释高闲草书千字文残卷及其相关问题

2002年底七十二件国宝在上博亮相,有关“国宝”的话题绵绵不绝。媒体对“国宝”的聚焦,皆本于文化关怀。本刊作为专业刊物,自然更倾心于“国宝”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辟出版面,刊登与“国宝”相关的学术话题。本期先行推出浙江学人吴敢对唐高闲《千字文》的新见解,敬请读者垂注关心。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民国史学的现代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期刊之一,所刊论文从实证维度呈现了民国史学演进的脉络与动向。《集刊》的出版,受到新旧中西学问交叉融合的影响,所载论文具有重视西方新学理、运用新见之史料、继承传统考证法的风格特色。《集刊》的作者群体,牵涉众多史学名家,反映了以史语所为中心的学术社群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学人的交往与互动。同时,史语所以《集刊》为平台,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史学人才。从国际学界背景观之,《集刊》改革编辑形式,冀图与国际期刊接轨,积极推动“本土”与“域外”学者在学术研究共同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可以说,《集刊》作为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均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有紧密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期间,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系主任,傅斯年和朱谦之则是北京大学非常出名的学生。以后,傅斯年、朱谦之、朱希祖先后到中山大学任教,都对中山大学史学系有所贡献。三人当中,二朱在中山大学曾是同事。朱谦之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有较多的评论,认为傅斯年是“发展式的历史”的第三阶段的第二小阶段的代表人物,既指出了他比文献考证派的优胜之处,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朱希祖与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问题上有过争论。这些评论和争鸣,既表现出他们各自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近代学人错综复杂的学术关系。     

不读汉宋书，也争汉宋学：清代汉宋之争“风气”的形成

清代知识界大致可分为“读书人”和“学人”两类人。所谓的汉宋之争不仅是少数专业“学人”探讨的高深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大量一般“读书人”广泛参与的热门话题。大量“读书人”的不断卷入又使得汉宋的争辩成了一时流行的风气。这些“读书人”往往是通过科举考试来接触与表现他们的“汉学”与“宋学”。他们拥有各自不同的科举经历,渐致他们对“汉学”或“宋学”形成各种不同的态度,既而卷入汉宋的争论中,在不自觉间即成为这股争论风气的推动者。这一层面的汉宋之争大体上是一个社会史的问题,同儒学内部的各种理论层次并无太大的关系,因而很少受到既有研究的关注。     

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明清社会关系的流动与互动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明清的社会生活与城市文化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学术理性与文学精神的会通——试述傅璇琮先生学术实践的基本特征

傅璇琮先生的学术活动起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革”结束至今,他的学术论源源不断问世,同时,他还亲自规划并组织实施了唐代学研究的一些“大型合作工程”,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其人其已经成为当代重要的化现象,引起了学术界乃至思想界、化界的广泛关注。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匠心独运地再现学人风范与薪火传承——《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评介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史学大师顾颉刚无疑占据重要的地位。他不但以古史名世,更以善于识拔、奖掖、培养青年学人为士林敬重。顾颉刚本人是胡适的门生,他自己又带出了一大帮弟子,这帮弟子遍布学界,且又各自带出了自己的学生,活跃于当今的史坛。现代学术的薪火由此相传。如何表现这一代杰出学人的风范呢?王学典、孙延杰,不是沿用传统的手法直叙传主的生平,介绍传主的学术成就,而是独辟蹊径,匠心独运,以《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为题,以研究他们的师生关系为切入点,     

论胡瑗等宋初教育家的学术及文章

宋仁宗时代,胡瑗、孙复、石介及李观等人欲超越“汉唐之学”,重释儒经“义理”,体现出“知古明道”的学术自觉。“四公”先以草泽身份筑室授业,後又执教太学,始终将“经义”解析与“时务”、“治道”相联系,为“宋学”启蒙导夫先路。他们反对“声律浮华之词”,审美取向与欧阳修等文学之士颇为不同。其作品多“根柢经术”,醇质务实;不足之处在於好“张大其说”,议论“粗疏”,甚者还有迂阔“矫激”之弊。要之,胡、孙、石、李以儒学名家而献身教育,在学术探索、教育实践及“古文”创作等各方面均有建树,其利弊得失值得深究。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     

两代学人的情谊与风范--杨志玖与傅斯年关系述论

傅斯年与杨志玖是具有师生关系的两代学人,他们二人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在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但很少有人对他们的交往和情谊进行论述。他们数十年前往来的书信和交往的资料,记载了他们交往的史实和表现出的深厚情谊,其中既显示了杨志玖先生谦虚诚实、好学进取的学人风范和重诚尚信、尊师重道的品格,也反映出傅斯年为发展学术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遗余力奖掖后学的宗师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