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爵制改革后的北魏散爵封地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实行爵制改革,但改革前所实行的虚封五等爵制,依然延续下来而改称散爵。散爵封地为虚封性质,但由于与实封的王爵、开国爵一并实行,所以受到后者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散爵封地由原来以晋代郡、县为名称,改为以北魏所设郡、县为名称。并且,由于散爵封地由郡太守、县令进行治理,还可以被作为开国爵的封地来封授,散爵的封地与爵位等级已经没有联系。但散爵封地的封授与开国爵相同,也实行籍贯回避。总体而言,孝文帝爵位改革后实行的是以实封爵为主导的分封制,散爵封地的封授只是这种分封制的补充。     

北魏皇家园林营建考述——从侧面看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影响

北魏时期是皇家园林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皇家园林的营建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主要表现为此时皇家园林的地域分布由平城转移至洛阳,景观布置摒弃了以往宏大、粗犷的风格,愈加倾向精巧、雅致,同时,原有的狩猎、祭祀活动也日渐减少,而游宴、听讼活动不断增多等方面。北魏时期皇家园林发生的转变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也从侧面反映了改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抗战时期浙江省行政改革述论

抗战时期黄绍竑主政浙江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实施了"刷新政治"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在行政改革方面,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组建浙西行署、推行新县制、实施行政考核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基层政权和民众的控制,推动了浙江后方国统区的初步开发与乡村教育的进步,也有利于抗战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实施的成效也并不显著。     

关于打造新型行政文化的思考

行政文化包含行政观念文化、行政制度文化、行政行为文化这三个基本要素。纵观当前我国行政文化,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行政文化的同时,也残留了不少封建文化的弊端。在当前新一轮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倡导新型行政文化对于促进政府公务人员转变行政观念,转变行政作风,推动政府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型行政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所要塑造的就是"为民、务实、清廉"的政府公务人员,这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打造新型行政文化的有利契机。     

探析行政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改革策略

在当前新市场经济常态下,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在便捷人们日常生活,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将其应用于事业单位行政档案管理中,从某方面而言不仅保障了档案管理的安全性、可靠性,最主要的是能从根本上,为各事业单位行政工作的有效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鉴于此,本文主要阐述了信息化产业时代背景下,行政档案改革的基本要求,并对其具体的改革策略进行了全面探析,以此为行政档案信息化管理水平的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浅谈高校行政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改革措施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高校管理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通过提升行政管理水平,构建一个高效、现代的行政综合性服务平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加强高校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针对当前管理工作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改革与创新策略,以期通过本文的阐述使高校的管理体制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从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中国行政管理的改革进程探析

中国的行政管理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历程,经过了改革政府机构、建设法治政府、完善决策机制等尝试,取得了诸多效果。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这些挑战需要在以后的改革过程中予以克服。因此,必须从坚持以人为本、优化政府结构和完善服务职能等方面继续深化行政管理的改革进程。     

关于北魏后期令的班行问题

本文考订了北魏太和至正始年间修令、班令的有关史实 ,指出太和以来令凡修定者多已班行 ;没有班行的 ,有的是因缺乏施用的条件 ,更多的是因修而未成。因此 ,《九朝律考·后魏律考》认为孝文帝以来所修诸令搁置未行 ,其依据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结论似亦难以成立。同时 ,本文对存于《魏书》的后魏令篇目的勾稽 ,对北魏后期有关制度的法律形态和发展阶段的辨析 ,对孝文帝改革与有关立法过程的探讨 ,亦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社会行政机构改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进行社会行政机构的改革。社会部的成立是战时行政改革的创举。改革中存在诸多分歧与妥协,如厘清社会行政机构的事权冲突、关于省政府设置社会行政机构的分歧、社会部和行政院有关运行经费与机构设置分歧等。抗战结束时,社会行政机构在省县尚未完成普设。改革虽有行政现代化的趋势,但改革遭遇困境,未能奠定建国基础。究其原因,改革主要受抗战政治环境之明显制约,改革缺乏明确的负责中心,也与蒋介石个人对改革的认知有关。战后的国民政府面对更为局促的政治环境,推进社会行政机构改革,以加强社会建设,收拢人心,前景更为暗淡。     

晚清的州县行政改革思潮与实践

清代州县行政在官员任用考核、机构设置、财政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病 ,表现出欠缺合理化的前近代性质。晚清时期 ,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对此提出改革意见 ,并在“新政”和“预备立宪”过程中得到清政府采纳。这种改革思潮与实践 ,对中国县行政的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战时国民政府推进省行政改革之考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改革省行政呼声高涨,蒋介石对此高度重视,通过改革试点,探索省行政改革之路。主要是调整和完善省行政系统,精简省政府机构,强化省政府权力。战时推行省行政改革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省行政改革程序虽无不妥,结果却差强人意。各省对行政机构调整与裁撤态度并非一致,诸多省份未能切实奉行政院令推行改革,强化省权亦不符合战时集权政治的需要,加速各省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     

张居正改革的悲剧:评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关系国家兴亡的最重大的一次改革

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他是明代万历年间的首辅,中国古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梁启超曾将他与商鞅、王安石等并列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他的业绩,主要是主持了一场关系国家兴衰治乱的、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即我们通常说的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明代封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但整个政权却加速从顶峰下滑的情况下,张居正等人为挽救统治的危亡而进行的。当时的明朝政治腐败,执政者或“政以贿成”,或“务一切姑息之政”,对贪赃巨万的官吏也仅是罢官。…     

宜昌自贸片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问题研究

2017年4月1日,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分为武汉、襄阳、宜昌三个片区.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宜昌片区的战略定位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在近三年的改革中成效显著,但是也暴露出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深入研究宜昌自贸片区行政审批改革的背景和发展现状,认为...     

职能整合不应忽视行政分权——试论大部制改革中构造行政分权机制的必要性

2008年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即大部制改革在整合政府职能、进行机构重组的同时,不应忽视行政分权机制的构造,因为行政分权一方面是国外公共行政改革的共同趋势,这种趋势有一定的必然性;行政分权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趋向,这一趋向不应为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所掩盖;此外,行政分权是新组建的大部长期存在、有效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所以,有必要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构造完善的行政分权机制。     

深化行政审批改革的法治化路径

行政审批的法治化,就是将法治的精神落实于行政审批的全过程,将行政审批纳入法治轨道。当前的行政审批法治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然而十余年的改革历程证明行政审批法治化的道路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梳理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基础上,分析了行政审批改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有针对性地从法治的角度提出了解决路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委托——代理机会主义及其抑制

委托—代理问题是制度经济学一个核心问题。委托代理关系在社会中普遍存在,行政审批中也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环节呈现着委托—代理机会主义。对此问题的抑制依赖多元机制。观念的动力机制是重点,利益的激励机制是关键,公开机制是前提。     

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

唐代道制改革是以中央集权、分级管理为制度取向的综合性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起于睿宗、玄宗之际 ,至代宗、德宗之际告一段落 ,经历了景云—开元和乾元—大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是改造贞观十道的虚设巡察单位性质 ,使之逐渐向实体地方管理层级机构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的发展特点是受战争影响 ,加强了观察使、节度使等使府长官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作用 ,同时改进加强了道一级建制的制度建设 ,使之行政实体化。第二阶段及此后百余年唐廷的地方行政 ,就在道级单位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府的体制下运行 ,形成道—州府—县分级管理的三级制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本文运用行政生态学的有关原理与方法,借用其系统和动态的逻辑思维,以新的视角审视新旧体制转型期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关于控制我国行政成本的思考

控制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是实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要降低行政成本,必须注重行政成本宣传,强化行政成本意识;转变政府职能,控制政府机构规模;优化政府管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控制公务人员膨胀,规范职务消费行为;建立科学决策机制,提高领导决策水平;增强财政预算的刚性约束,健全财政预算管理机制;改革行政部门业绩考核方式,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健全社会监管体系,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述论（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通过行政改革完成“建国”任务。各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革共识,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二中、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标志。行政改革由国民党权威人物蒋介石发动,采取从中央到省市的行政体制机制的调整、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并等多种改革举措,树立新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这其中既有围绕“和平建国”的相关努力,也有借改革之名而务内战之实的偏离。1947年的政府改组欲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却成为改革的转折点。随着内战局势的急转直下,改革愈发偏离既定轨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仓促推进行政改革,不仅未能完成“建国”任务,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值得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