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伊关于阿拉伯河界争端的由来

由于历史原因,伊拉克和伊朗两国边界和领土争端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而其中分歧最大的是两国关于阿拉伯河界的争端,这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只是在论述两伊战争时有所涉猎,还没有专题的著作或论文。笔者试图追根溯源着重探讨一下两伊关于阿拉伯河界争端的由来。     

1931年英国处理中日争端政策的演变

英国处理中日争端政策的实质是有限度的对日强硬和妥协.在有限度的强硬下,它虽然一度支持中国先撤兵后直接交涉的立场,但是反对制裁日本.在有限度的妥协下,它虽然在是否介入解决争端、日本五条基本原则上让步,但是反对日本侵占东北,要求撤兵.     

试析1934年英国“政治绥靖”日本政策的提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英国执行了纵容日本侵略的绥靖政策,后来终于自食了恶果。但追本溯源,英国的对日绥靖实际上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已经开始,而在两次事变之间英国甚至曾经企图与日本订立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提出了     

战后英国关于殖民地公职人员的政策(1945—1965)

战后英国政府有关殖民地公职机构和人员的政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二战结束初期 ,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开发殖民地来促进英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解决国内的经济困难 ,维持英国的国际地位 ,因而大力招聘和培训殖民地公职人员。在战后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日益发展 ,殖民地不断独立的新形势下 ,许多英国殖民地公职人员放弃或试图放弃其职务 ,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控制力和作用。英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定殖民地公职人员队伍 ,以延缓统治权力向当地人士的转移和日后对独立的国家的控制     

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

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可概括为“引子与合力”机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国虽同情中国抗战,却在事实上奉行中立政策。中国于1938年9月要求国际联盟援用《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对日本进行制裁,此事成为促使英国援华的“引子”。中国和英国议会均借此契机施压,使英国政府难以回避援华问题,美国亦通过对华桐油借款做出示范,各方的合力最终推动英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平准基金借款。在英国对日政策方面,1938年的“宇垣—克莱琪”会谈和两次“近卫声明”亦发挥了“引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美国率先抨击日本对“门户开放”原则和《九国公约》的破坏,中国和英国议会亦积极督促英国政府对上述问题表明态度。在各方合力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在1939年1月的对日照会中正面揭露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公开承认日本是侵略者,英国的远东政策也随之走向清晰。     

公众舆论与政府决策--1934-1935年英国"和平投票"的政治影响

1934年11月—1935年6月英国国内进行的和平投票活动,是其历史上第一次有关公众舆论倾向的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对于英国政府当时的内政外交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文章指出和平投票结果公布后,英国政府表面上顺应民意,在处理意埃冲突问题上高举拥护国联的旗帜,而实际上并没有根本改变其纵容意大利侵略的政策。英国政府此举实质上仅仅是出于国内政治方面的需要而作的权宜之计,即为了赢得大选胜利而假意迎合公众舆论。     

论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阶段性演进

通过对英国重商主义政策演进的3个阶段的分析,揭示出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政策重心。第一阶段是都铎王朝时期,国家干预范围广,规模大,并不断向纵深发展。第二阶段是从斯图亚特王朝到光荣革命期间,反对国家干预和控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如特许公司的垄断权就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攻击,出现了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学说,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且开始影响国家政策。第三阶段是光荣革命到18世纪50年代,主要采用关税等间接手段来调节经济,对百姓日常生活的控制开始消失,形成了一个由市场来分配资源的社会。     

英国考古的政策、管理和操作

(编者按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庆祝该系于 2 0 0 1年复办 2 0周年 ,举行了系列学术讲座。 2 0 0 1年 6月 6日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考古学家李浪林先生应邀作了题为“英国考古的政策、管理和操作”的演讲 ,演讲之后回答了该系师生的提问。李浪林先生早年就读于伦敦大学考古学院 ,获硕士学位 ,最近又受香港政府的派遣 ,到英国伦敦博物馆、肯特郡政府和英格兰文物局等机构进修和考察 ,系统地了解了英国最新的考古政策、管理 ,田野考古发掘的方法和技术。今将李浪林先生演讲和回答问题的内容整理出来 ,以飨读者 ,相信该文对国内的考古政策、发掘管理和研究 ,都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该文未经本人审阅 ,疏漏由整理者负责。)     

英国对台湾地区的政策特点及原因浅析(1950-1960年)

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英国对台湾地区的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棘手且无法回避的敏感问题。20世纪50年代,英国对台湾地区的政策呈现“政经分离”的特点:政治上保守慎重,强调与台湾当局保持距离;经济上积极主动,努力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英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不仅考虑到台海局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也受英国重商主义传统与灵活务实外交思维的影响。英国对台湾地区的“政经分离”政策,使其在兼顾自身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加剧了台海局势的复杂性。     

2012年去英国旅游的10个理由

1．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英国举国同庆。 2．邦德今年50岁了——邦德本人可能不会关注这件事,但相关公司将在今秋10月以一部新影片《天降杀机》（Skyfall）庆祝邦德五十大寿。     

论英国在新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政策(1949～1951年)

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以帮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为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突破口,并试图影响美国的态度。执政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对于中国革命与前途的认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印象使英国政府力图奉行独立的对华政策。随着冷战的升级,朝鲜战争的爆发,联合国席位问题复杂化。美国日益强硬的态度及英国在西欧防务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使英国违心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仍是打破冷战阵营的潜在力量之一。     

试析英国全国煤矿工人工会在1984—1985年罢工中失败的原因

英国全国煤矿工人工会曾是英国历史上势力强大的工会之一,它领导的矿工罢工运动曾给英国社会以极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的轮番倒台均与此有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力量雄厚的工会,在1984—1985年的罢工运动中却被撒切尔政府击败。导致这种结局产生的不是单一因素,而是英国煤炭业的发展趋势、英国全国煤矿工人工会内部的分裂、工会领导人的策略、英国的社会局势、英国在外交上的胜利,以及英国政府的工业政策、撒切尔个人对英国全国煤矿工人工会的态度等一系列因素交会作用的结果。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入探讨。     

近二十年英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向

在西方,经济-社会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起初是从经济史发展而来的,而英国的经济史研究则始于19世纪末。1876年经济史首次被列入大学考试科目;1882年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出版     

英国对藏政策的调整与“麦克马洪线”的前期策划——以1911年威廉逊事件为中心

1911年,英国以威廉逊之死事件为借口,利用中国内地发生辛亥革命之机,将对中国西藏政策从“不干涉”调整为“前进”,加快了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步伐。本文在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汉、英文文献资料,对英国调整政策的缘由和目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英国在阿波尔地区开展的勘察、测量活动,以及拟定的所谓“新外线”,是为1914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出笼所做的精心准备。     

论12—15世纪英国农奴的实际生活状况

对于西方中世纪的农奴问题,学界一直争议不断,一些学者认为农奴生活贫困潦倒,受封建领主的剥削,在法律上无任何权利可言,生活极其悲惨;但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西方农奴的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贫困,实际收入情况也较好,因为在西方学者看来,英国的封建制度较为完善,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典型,11—13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处于鼎盛时期,农奴制已成形,但同时期英国的农奴相较于其他西欧各国农奴的地位和状况却有所不同,英国农奴也是最先摆脱了农奴身份走出中世纪的社会阶层,本文将从英国农奴的法律地位和生产生活状况两方面来探究农奴问题,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从“自由移居”到“限制—融合”——试析英国威尔逊政府移民政策的形成

在二战结束后的英国,移民问题因英联邦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而成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从1964年起,威尔逊政府逐步转变理念,推出了"限制—融合"移民政策。它主要由"移民限制"与"移民融合"两部分构成。在其制定过程中,围绕限制移民政策、种族关系立法及其相关机制等问题的合法性与可行性等问题,各方展开了激烈争论。《1965年种族关系法》与1965年《移民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威尔逊政府"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的形成,并影响至今。作为在移民问题上"共识政治"的重要表现,"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维护了移民的基本权利,推动了英国种族关系的整合,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为日后国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平台。     

种族隔离制度与1985年英国对南非政策的调整

1985年,南非局势的持续恶化与国际社会制裁压力的不断增加,迫使英国撒切尔政府考虑调整其对南非的“接触和对话”政策。对此,英外交部建议采取措施提高英国政策的可信度并避免陷入孤立,其核心策略是通过与欧共体就南非问题达成共同声明来捍卫英国的基本利益,并借此抵制英联邦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然而,撒切尔却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制裁,双方各执己见,从而导致英国的政策调整异常艰难。经过一系列博弈后,撒切尔在平衡经济与政治利益诉求,保持英国南非政策自主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有选择地接受了欧共体《卢森堡协议》,此后又在拿骚英联邦会议上做出策略性妥协。撒切尔政府对南非政策进行的调整是英国实用主义外交传统的体现,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以最小成本实现英国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偏袒南非政府的做法在事实上延长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寿命。     

法日英在南沙群岛的角力与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1933—1938)

1933年7月26日,法国宣称占领南沙“九小岛”,国民政府的抗议被法国忽视,而日本的非法声索却受到法国的重视。出于对远东政策的贯彻以及对日本“恫吓外交”的屈服,法国被迫于1934年对南沙政策作出调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法国派舰前往南沙群岛巡视,试图重新进行“有效占领”,针对日本非法占领经营太平岛,法日在东京和太平岛进行多轮交涉。英国亦几次试图伺机攫取南沙部分岛礁,盘算落空后则竭力怂恿法国登岛以抗衡日本。1938年,法国再次调整其南沙政策,并派兵登上太平岛。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主要基于远东局势的变化,亦是对其“印度支那”安全、利益等因素权衡的结果。     

美国对南海诸岛归属问题的考量与行动(1943—1951)——兼论美国对南海争端政策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

自1943年开始,美国开始考虑战后世界秩序问题,而战争期间被日本占领的南海诸岛则是待处理的领土之一。二战后期,美国在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方案中倾向于在战后将南海诸岛交还给某一声索方,或进行国际托管。战后初期,美国不再支持将南海诸岛进行国际托管,也不支持任何一声索方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美国希望南海诸岛问题的处理尽可能模糊化,且不能有利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仅规定了日本放弃南海诸岛,却没有规定具体的接收方。《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南海争端政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