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

中苏复交之所以一再蹉跎,既有国民政府在形势判断和内外政策上的错误等主观原因,也有当时内外环境本身的困难尤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两重性等客观原因,同日本的破坏则并无多大关系。在对苏复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复交”与“联苏”严加区别,而最终促使它决定无条件复交的根本原因,不在联苏制日,而在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及承认“满洲国”。就整体而言,如同对苏联当局的举措不应全盘肯定一样,对中国当局所作的应对也不可一概否定;在批判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的顽固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它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所具有的积极性。     

《苏蒙互助议定书》与中日苏外交博弈

九一八事变后,日苏双方在外蒙边境的冲突愈发激烈。苏联基于对日本侵略行为危害性和严重性的过高估计,不断加强对外蒙的援助力度,擅自与外蒙当局签署《苏蒙互助议定书》。为因应变局,国民政府一方面在依据中苏间相关条约向苏联抗议的同时,继续发展中苏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日苏冲突激化,向日本提出对苏军事协定,以调整中日关系。然而,限于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国民政府无从实现其外交谋略。日本出于加强对苏战备、探明中苏关系的目的,不断对中国施压,反而使中日关系愈发紧张。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唯有选择与苏合作。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国民政府冀图中立于日苏冲突的设想,毫无实现的空间。     

《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

1924年中苏双方签定了《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平等地经营管理。1933年5月,苏联却单方面提议转让中东路给日本。6月25日,苏联、伪“满”、日本三方代表在东京举行第一次会议,谈判转让中东路问题。会议共召开58次,历时21个月,由于苏联在售价问题上作了妥协,苏     

抗战时国民政府与前苏联关系中的三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苏关系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和反复的过程。在抗战时期,前苏联和旧中国的关系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苏联出于其对外战略的需要,从1937年到1945年,对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转弯”的政策。三件大事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变化。第一个事件,抗战初期苏联积极军事援助中国抗日。经过多年的反复与曲折以后,冷而未断的中苏两国关系,到抗战前夕,出现了转机。在面临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南京政府为了寻求外援,决定调整对苏政策,准备实行“联苏御日”方针。苏联也意识到日本在亚洲的扩张野心,担心日本在侵华后北攻苏联,或者中国一旦…     

卢沟桥事变与蒋介石抗战的“最后关头”

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最终导致全国性抗战的爆发。以往的抗战史研究中,往往把八一三事变作为“全国进入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一观点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值得商榷。史实表明,卢沟桥事变,既是蒋介石说的抗日的“最后关头”,也是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情势发...     

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1935年初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具有多重性质.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在对事变的因应中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中方难以接受的前提,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张莘夫事件”与1946年初的反苏大游行

１９４５年８月 ８日,依据雅尔塔会议决议及《波茨坦公告》的规定,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兵分四路攻入了中国东北境内,作战一个多星期,共歼灭日本关东军６７万多人。苏军的参战,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和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战后东北的主权移交于国民政府,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星期内开始撤退,三个月撤完。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     

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商谈援华抗日械弹记录稿

193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及中国由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之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率“实业考察团”赴苏,与苏联方面先后商谈四次,以解决中国购买苏联械弹及聘用苏联军事技术人员的各项具体事宜。苏联政府据此与国民党政府进而签定的中苏换货契约,曾以大批械弹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纪念“7.7”抗战50周年之际,特将该记录稿编选公布,供研究抗日战史和中苏关系史参考。     

抗战时期的中苏外交

初期关系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抗战前的中苏关系微妙。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苏联旗帜鲜明地声援中国抗战。7月13日《真理报》发表文章,14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接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愿意援华,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苏关系。8月2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无疑是苏联对中国的重大道义支持。签约后,蒋介石派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以“实业考察团”名义赴莫斯科谈判苏联对华军事援助问题;1938年2月,又派孙科为特使赴苏,请求苏联援华。斯大林明确表态,“苏联愿始终相助”。2月7日,中苏签订《军事航空协定…     

中苏同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对日政策上,中国政府在反对美国长期单独占领日本、反对旧金山片面对日媾和以及积极恢复中日邦交等方面与苏联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制定出既保证本国利益,同时又体现出中苏同盟关系的对日政策。     

蒋介石对苏德战争的预测及因应——蒋介石抗日外交个案研究之四

在局限于苏德双边关系时,蒋介石的判断相当具有远见。其对苏德必战的早期预测,既使中国避免了在结盟问题上作出错误选择,又引导国民政府克服了在《曰苏中立条约》后一度出现的动摇,还通过中国共产党为苏联提供了宝贵的情报。但是,在论及日苏德三边关系时,蒋介石关于日本必和德国夹攻苏联的判断却失之于理想化。蒋视苏德战争为中国否极泰来的转机,其在战争实际爆发后确定的联苏反德方针,主要目的是促成苏德战争扩大为日苏德战争。     

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

东北是战后中国诸多矛盾的交汇点,中苏、中关、国共所谓三国四方关系在此交织,极大地影响着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明为经济问题,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暗又不可避免地与中苏、中关、国共关系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等纠缠一体,表现为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苏联强占所谓“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既无法理依据,又乏道德立场,且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实际上,国民党在战后东北所处为两难处境,如何既不失国家与民族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需要高度平衡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战术。而国民党对东北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此问题上,国民党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方与后方的看法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又不能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更因苏联对东北“过度之安全感”,使得国民党无论做出何等让步,苏联总是“猜忌不安”,从而不断制造麻烦。这又使国民党内对苏联的看法分歧不一,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最后的失败结局也就事出必然。     

前苏联档案中关于王明和邓文仪的会谈纪要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促使国民政府内外政策逐步发生变化。对外方面,同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对日本态度趋于强硬;对内方面,国民政府在仍然坚持“剿共”政策的同时,乘中苏接近之机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同共产党谈判,以便“政治解决”中共问题。1936年初,蒋介石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直接进行会谈。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和谈判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但对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铺垫作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讨会,在2003年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文件集第四卷下册①中,公布了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王明同邓文仪三次会谈的记录,以下三份文件均译自上述文件集。     

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

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李嘉谷一、七七事变后中国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随即中国政府派遣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为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为副团长的＂考察苏联...     

国民政府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与掌控(1942-1943)——以中苏独山子油矿事务的交涉为考察中心

20世纪30年代盛世才主政新疆后,实行亲苏政策,苏联势力得以全面渗透入新疆。40年代初,盛世才与苏联决裂,为国民政府谋求新疆"中央化"提供了契机。本文拟围绕中苏两国三方在有关新疆独山子油矿事务上的交涉,考察国民政府在盛世才配合下,如何将有关新疆的外交事务纳入正常的中苏国家关系轨道上来,并逐步深化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的职权,从而一步步将新疆的外交外事权收归中央,实现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和掌控,逐步取消苏联在新新疆的优势地位。     

苏联出兵东北的中方代价──宋子文、蒋经国赴苏谈判内幕

《雅尔塔协定》与中苏谈判1945年6月27日,中国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及其随员,搭乘一架租用的美国飞机,由重庆起飞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他此行的任务是,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苏联政府举行谈判。中、苏两国政府之间曾于1937年8月签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而在此时,为何又要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呢？这要从《雅尔塔协定》谈起。1945年2月上旬,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三国领袖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该协定全文如下：“苏美英三大国领…     

贺耀组访苏与蒋介石谋求中苏互助条约的努力

1939年下半年,苏联与日本在"满蒙"边界诺门坎的冲突结束,苏日妥协,国民政府处境危急。蒋介石根据驻苏大使杨杰的建议,积极开展对苏外交,并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访苏,争取促成苏联与英、美合作,甚至提出了用东北部分主权换取苏联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以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计划。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拒绝了这一提议,但这次中国的外交努力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     

国共关系与日本——战争末期的“容共”纠葛

1944年下半年,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共力量的消长,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开始讨论拉拢中共的"容共"政策,推动这一政策的是外相重光葵,他根据对当时国际关系的观察和判断,希望以"容共"为前提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的反对。重光葵的"对华新政策",军事方面以驱逐英美势力为目的,政治方面则承认存在重庆、延安、汪伪三个政权,以"中国人治理中国",意图分化国、共,维持与苏关系,因为这一政策也妨碍了华北方面军的反共宣传,和对中共华北游击队的清除,而遭到反对。1945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出了"日中苏提携",在中国以"容共"为手段,利用苏联的影响谋求与重庆和延安达成妥协,最后因苏联反对而作罢。日本华北方面军一直宣传其驻军的目的是为了"防共",现在日本政府又打算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其战争末期的混乱可见一斑。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与1932-1937年的中苏关系

中苏均视日本为远东地区的主要威胁,将对日政策置于各自远东外交政策的首位,因此在两国谈判中优先处理中日关系与苏日关系,结果导致中苏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5年.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为了与苏联合作抵抗日本,中国做出妥协,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简言之,中苏各自的对日政策,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谈判和两国关系发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