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华“炮舰政策”剖析——写在“紫石英”号事件50周年之际

英国对华的“炮舰政策”开始于鸦片战争时期。此后的几十年,这种“武力恐吓,榨取利益”的政策,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受到英国反对党议员的抨击,到１９世纪末列强又争相效尤,藉此政策瓜分势力范围,从而威胁到英国在华的整体利益;但总的来看,它是逐步发展的,且屡试不爽。至１９２７年１月北伐军到达汉口,中国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这一政策在华才第一次遭到迎头痛击。到１９４９年４月发生“紫石英”号事件,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中共势力的强大,使得它终以“破舰政策”收场。这样的结局,既暴露了英国的霸权心态已病入膏肓,深深迷信中国可以任人欺侮,又反映了英国实力的衰落。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注定了英国对华“炮舰政策”要走入穷途末路。     

60年前英舰紫石英号留影

这是一组珍贵的历史照片．是60年前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事件的主角——英舰“紫石英”号的留影。照片清楚地表现了60年前贸然驶入长江，不听警告．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击伤搁浅镇江江面的英舰紫石英号的形象，有远景，有近景，有全身照，有局部照。     

中共军事强硬 结束英军“炮舰政策”

194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经过反复磋商,4月15日,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然而,直至20日,南京政府却迟迟不肯在该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发动渡江战役,解放全国。4月19日,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以保护长江沿岸侨民为由,从上海前往南京,夜晚停泊在江阴。第二天早晨9时左右,“紫石英号”驶至江阴以西,接近三江营方向时,被正在北岸严守的第三野战军团炮三团炮七连人员发现。“紫石英号”无视中国领土主权,     

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

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的“紫石英”号事件,可被视为英国炮舰外交在中国的彻底终结。但是,这一事件却未必是炮舰外交的产物。英国此时既无在中国推行炮舰外交的实力,也无推行炮舰外交的故意。事件发生后,经过数日的观察分析,中英双方都得出了这是一个偶然事件的正确判断。尽管如此,双方的谈判却历尽艰难。一开始双方在谈判级别和谈判内容上便分歧严重,纠缠了很长时间。究其原因,要害乃在于英方是否准备对事件做出道歉。6月下旬,中共做出一定让步,谈判出现一丝曙光,但这一曙光转瞬即逝。尽管英方曾为谈判解决事件继续做出一些努力和尝试,但由于它拒绝认错,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无奈之中,英国人选择了乘黑夜逃遁的下策。以往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史实讹误,需加以订正。从史料来看,英国政府绝无在谈判中正式认错道歉的可能,英舰的逃跑倒是为僵持不下的谈判做出了另类的了结。     

英国对“紫石英”号事件的反应

‘紫石英’号事件",被英国有识之士们概括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海军的最大一次失败",是为"炮舰政策敲响了丧钟";而同时,又被英国人看成是"世界海军史上的奇迹",是"大英帝国海军的骄傲"。英国的评论虽有褒贬之别,但也批评了炮舰政策在历史上对中英关系的破坏。     

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外有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强敌的围追堵截,内有不同政治、军事主张的激烈冲突,困境中的中共中央和红军几乎每行进一步,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它特别考验着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们的意志、精神和运筹帷幄的本领,也正是由于不断克服“左”倾路线的干扰,中共中央和红军队伍才屡屡实现绝处逢生的目标。重温70多年前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方能明白这支跋山涉水的队伍何以能很快主宰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凌云谈王明中毒事件

事发于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王明中毒事件”,是一起歪曲和丑化中共党史并长时间在国际上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王明在其遗著《中共五十年》（原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又译作《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中骇人听闻地诬蔑中共中央、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使中央医院院长傅连唪和主管医生金茂岳“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该书自1975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以来,     

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

由1922年陈炯明事变引发的胡适与孙中山之间的冲突,除了表现新文化派一翼与国民党(尤其是孙中山,孙“系”另当别论)的观念分歧以及统一与分治的政见不合外,中共中央及北京、广东支部和苏俄、共产国际对于孙、陈态度、策略的变化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事变引起各方利益关系的急剧变动,导致苏俄和中共对孙、陈的态度迅速发生重大调整。作为同路人,胡适虽然适时得知变动的内情,并力图协调口径,毕竟没有组织约束,而能保持独立姿态。由此可见,围绕这一事件,胡适的动向非但不显示其成为列强和军阀的代言人,反而是当时胡适“左倾”的一个例证,表明其在倾向社会主义和国民革命的过程中,一度与苏俄及中共走得相当近。     

英国与“重庆”号事件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发生的"重庆"号事件完全是中日之间的外交摩擦,但其最终实际上由英国出面了结。英方坚持与中国交涉的唯一理由是"重庆"号悬挂的英国国旗受辱。英国所提出的正式道歉和逞凶两条要求,中间虽经历"最后通牒"风波而始终不变。中方鉴于"重庆"号事件是由"高升"号事件而起,对于英国方面的要求最初不愿响应,但迫于英方压力,终由大沽炮台鸣炮21响向英国国旗致礼道歉作结,对此英国方面非常满意。逞凶问题由于证据不足,英方实已主动放弃。中方留存的内容翔实的逞凶报告中所指"元凶"需存疑。"重庆"号事件为类似的重大事件如"高升"号事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1933—1934年国共间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结束。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也和对手的压力和逼迫密切相关。作为一场国民党方面发动、中共被迫应战的持久消耗战,苏区人力、物力等作战资源难以应付持久消耗的需要,而“左”倾领导下中共政治资源的削弱,进一步限制了中共作战能力的发挥,这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战争的最终成败。     

陈独秀蒙受『汉奸』冤案始末

1937年11月14日,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康生回到国内。29日到达延安,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延安的几乎所有领导的欢迎。王明回国不久就指责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我们要特别注意。”后来王明还在其《中共五十年》中说:“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     

牛兰事件的政治波澜

1931年,因一连串的被捕事件,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中共中央工作几乎陷于瘫痪,这是中共在中国城市革命工作异常艰难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6月15日,上海英法租界发生了轰动国内外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被捕事件,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这一事件虽然发生     

东北抗日联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事件宣言》。22日,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着手建立抗日游击队。     

“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蒋介石的下野与李宗仁的上台。国民党“求和”,国共两党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北平和谈”。但是,由于两党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中共“不许讨价还价”,结果不肯“投降”的国民党最终被中共以武力“扫地出门”,从而宣告了其在大陆的政治出局。详情请阅《“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的错误向来被认为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广昌战役则被作为军事决策失误的标本。不过,从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考察这样一个历时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场时,或可发现,中共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实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运动战到防御战的转变也不仅仅出自中共军事决策者的主观意旨。     

晚清驻英公使罗丰禄与“高升号赔偿案”

在中日战争爆发之际,日本悍然在海面上击沉清国运送军队的"高升号"轮船,这一事件轰动了全世界,由此在中英之间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高升号赔偿案"。"高升号"是罗丰禄在战前向英国一家轮船公司租借的,事件发生后参与了该事件的调查,并在担任驻英公使期间在"高升号赔偿案"上与英国进行了艰辛的磋磨,但最终以赔偿所谓的高升号损失而告终。     

随康生参加华约首脑会议

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华约首脑会议”）。中共中央派康生、伍修权、刘晓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我当时是随团翻译。在这次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当着中国观察员代表团的面,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毛泽东,同时苏共中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给中共中央“口头通知”,全面攻击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这是从1958年夏天开始交恶的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中统”调查科的组织和特务活动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调查科的特务总部,设在南京道署街79号(以后改为赡园路132号)一所又深又大的旧式民房内.两扇大门日夜紧闭着,门外没有机关的招牌,门内靠着一块“调查工作人员训练班”蓝底白字的长条形牌子.调查科直接受陈立夫的指挥和监督.当时,陈立夫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下设三处,第一处处长军统头子戴笠;第二处处长中统头子徐恩曾;第三处处长丁默村(中共叛徒,是上海反共刊物《社会新闻》的主编,曾根据中统查获的中共原始     

陈独秀与首次国共合作

在实现首次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历史事件中,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处于重要的地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他在这个事件中的表现,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陈独秀对国共合作政策的态度,可以1922年8月的中共中央西湖会议为标志,此前反对,此后拥护;斗争的焦点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联合”形式问题。他在1923年7月举行的中共“三大”上报告说:西湖会议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     

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八七会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不少同志的提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秘密举行。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