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怎样当大学校长（连载）

下篇：在北京大学十、众望所归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曾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为振兴北大立下汗马功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临危受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为争取美国援助、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作出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蒋梦麟因为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按照《大学组织法》必须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于是,远在美国的胡适就成了北大校长的最佳人选。1945年9月3日,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胡适,表示北大校长＂非兄莫属＂,在他回来就任之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校务。     

为节育请命的两位北大校长

正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人多力量大的声浪中,有个学者不知趣地提倡节育,这就是北大校长马寅初。同一时期,1949年去台的老北大校长蒋梦麟也不约而同地提倡此事,且两位学者均欲以死明志。此事非为巧合,今天看来他们的远见和魄力着实令人敬佩。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     

胡适在风雨飘摇的旧北大

胡适在旧北大执教二十年有余,无论在蔡元培长校期间的“新政”,还是蒋梦麟长校期间的“中兴”,胡适的影响重大。胡适本人长校的旧北大的最后三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艰难困窘、风雨飘摇的三年。随着旧北大走完历史,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也在中国大陆寿终正寝,中国的教育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知道,从１９１７年１月蔡元培当北大校长起,或者确切地说从１９１７年９月胡适进北大当教授起,北大的一系列教育的现代化改革正式揭开序幕。 在抗战爆发前的２０年里,北大教育规模发展很快,尽管中间风云变幻、波折屡生…     

拜金女害惨北大校长

世间的大智者也往往会被一个“情”字绊翻在地,为情所圜,甚至为情所毁。原北大校长蒋梦麟也不例外。     

北大复校时期的傅斯年与郑天挺

傅斯年先生与明史专家郑天挺先生为北大同学．傅先生于抗战胜利即代理北大校长,时郑先生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且负责接收校产及筹备复校。傅、郑的交谊傅斯年先生与郑天挺先生系北大五四时期国文系同学,傅1919年毕业,高郑一班。郑先生自1933年起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兼秘书长。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亦在北平,傅先生又在北大史学系教课,故与郑先生时相往来。1938年,史语所亦与北大同迁至昆明。北大与清华、南开一起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但各校仍有独立系统存在。中研院、史语所亦在昆明,因傅先生关系,与北大异常密切,形同一…     

从几件小事看胡适的标新立异

书法加标点 1998年北京大学百岁华诞庆祝活动多姿多采,有一项是“北大人书画展览”。在显示北大师生文化素养的百余幅书法作品中,有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校长)孙家鼐、许景澄、张百熙的墨宝,有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诸校长的珍贵手迹,还有一些著名教授、学者及书法家如沈尹默的书法作品,字字珠玑,琳琅满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胡适校长的一幅字了。这幅字     

火德三炎,非先生德望无以济事——抗战胜利前后北大校长的易位

正1945年上半年,北大的教授们,虽然处在西南边陲的昆明,仍不停地听到各种渠道传来的日本要不了多久就要战败的消息。就在他们满怀喜悦地期待胜利到来和北大回迁复校的时刻,又传来了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的消息。他们对此不解、不满,然后又满心期望、极力争取胡适回来出任校长,他们甚至以"火德三炎,非先生德望无以济事"来表示期望的心愿。     

打算腐化

1934年,范澜任北京大学女子理学院院长时被特务逮捕,北大校长蒋梦麟向国民党要员陈立夫、陈果夫求情,要求释放他。蒋梦麟说：“范澜这个人正直,生活很艰苦,他平日常从自己的薪金中捐出一部分钱,给学生买书。”二陈答：“这就更说明他是共产党,否则,哪能这样做?”     

微言

<正>@蒋丰:西南联大不许拼爹抗战期间,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而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复校上课,"云南王"龙云大力帮助。龙云的女儿考西南联大附中落榜了,龙云便让秘书长去找校长梅贻琦疏通,秘书长吭吭巴巴地嘟哝:"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没被录取。"龙云被整没电了。@东风御风官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在这个处处讲究"拼爹"的年代,梅贻琦先生的做法,值得后辈的我们深思。     

论抗战时期江西的保学教育

抗战时期,为推行国民教育,江西保学在经费筹集、师资培训、教师待遇、教学方法和校舍与设备等方面进行了充实与改进,使保学得到迅速发展。战时的保学教育,虽存在经费缺乏、教师待遇低等不足,但它注重民众教育,积极宣传抗战。保学教育在提高民众识字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爱国、爱家乡的情感和仇恨侵略者、敌视汉奸卖国贼的态度,对唤起民众保家卫国起了积极作用。     

试论地方志与年鉴的关系与异同

编纂地方志在我国有上千年的文化传统,而年鉴是泊来品,历史不长。抗战以前,我国年鉴虽有一段红火的历史,抗战以后直至70年代晚期却发展缓慢。我国的年鉴虽滞后于地方志的编纂,但地方志、年鉴两者之关系已经被人所揭示。1929年,浙大校长蒋梦麟在讨论修志问题时主张宜“解散志体,编辑年鉴,省史和专门调查”,首次强调年鉴对纂修方志的重大意义。抗战爆发,     

战后收复区高校接收：干预与维护力量的对抗——以北大、清华为例

对战后收复区高校接收问题的研究,目前基本上处于空白。有意思的是,北大和清华这两所民国历史上长期并驾齐名且同处一隅的高校,在抗战胜利后接收其原校址、校产过程中的境遇却几乎呈现出天壤之别:北大遭受了最初的冷遇之后很快柳暗花明并取得意外收获,而清华的接收一波三折,长久陷入与军方纠葛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文章依据清华大学未开放和其他已公开档案及同期主要报刊资料,在展现战后国民政府复员背景及所选个案接收中侵蚀与维护两种力量交锋之动态场景的基础上,试图揭示高校接收领域的特殊性及其对战后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参加北京四大学师生南下土改工作回忆——谨以此文纪念王铁崖先生

1951年9月至第二年6月,我参加了北京四大学（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南下土改工作团到广西柳州专区工作。以北大、辅仁两校师生组成的第一分团,在以北大法学院政治系主任王铁崖教授为团长,辅仁大学杨承祚教授为副团长的带领下,先后到柳州专区的柳城、鹿寨和来宾三县开展工作。由清华、燕京两校师生组成的第二分团,则分往来宾县工作。王铁崖教授是我读本科时的系主任。我毕业后应广西大学杨东莼校长之聘,留北大师从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做研究和教学工作。     

中国最高学府的流亡师生

长沙放不下平静的书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是由罗庸作词、张清常谱曲的《西南联大校歌》的头两句,高度概括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在抗战期间,     

校长朱清时“我为中科大叫屈”

朱清时的理想,是把中科大建成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2008年是他担任中科大校长的第10年,他始终坚信中科大不比清华、北大差     

北大PK清华 谁都不服谁的背后

北大与清华之争,说到底压根儿不是什么＂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之争,是根深蒂固的思想之战。 常说北大人＂指点江山,挥斥方道＂,清华人＂埋头苦干,行胜于言＂,但北大才子看不上清华的＂太过现实,缺乏理想＂,清华学人则对北大＂眼高手低,空谈误国＂深恶痛绝。同样都坐拥一汪浪漫的名湖——未名湖与荷塘月色。为何两校学子气质却大相径庭？     

抗战时期广西城镇的发展变迁

抗战时期,由于机关、厂矿和人员的内迁以及大后方建设,广西城镇得到迅速发展.但日军两次入侵广西,广西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地位丧失,且遭受战争的直接破坏,机关、厂矿外迁,人员流散,城镇迅速衰落.抗战时期广西城镇从繁荣走向衰败,其根本原因是受到战争进程的影响.这也使得抗战时期广西城镇的发展变迁带有外源性、突变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     

华罗庚与闻一多的深厚友谊

华罗庚和闻一多,一位是数学家,一位是诗人、学者,似乎不搭边。然而在抗战时期,两人同在西南联大当教授,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抗战前,年轻的华罗庚因数学家、名教授熊庆来的推荐,得以在清华大学工作和学习,由此认识了在清华执教的闻一多。他读过闻一多把黑暗的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

涂学、邓正兵主编的《抗战时期的中国化》论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500千字。该书所选60篇论,分别按抗战时期的学术和教育、化抗战和抗战化、中共与抗战、日本的化侵华和奴化教育、抗战时期的经济和外交等专题编选。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

<正>抗战爆发后,原在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往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临时大学在长沙驻有半年,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直到1946年北方三所大学分别回到原来的校址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