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留日女学生

清末的留日女学生谢长法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留日热潮,与前两次留学潮不同的是,这一次有相当部分女子负复东渡。这样,女子留日成为清末留日热潮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就清末留日女学生作一归纳,以为留日研究整理资料。一、...     

“桃花源”意象的继承

“桃花源”意象最初就是在战乱动荡的时代下孕育所生,诗人陶渊明带着对历史的理性反思和对美好乐园的感性向往,构建了一份理想的政治制度。在这份属于人类共同心理的感召下,“桃花源”意象在向着其本初意义的方向有条不紊的行驶着。同时,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也     

激愤的石头——评张承志散文集《谁是胜者》

张承志的散文集《谁是胜者》,展示了他勇于捍卫人类正义的热诚和敢于冷静自我审视的真挚。同时,呼唤雄强人格、关怀弱势群体也是此文集的闪光点所在。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

晚明士人受王阳明及其后学理论的影响,其自我意识得到突出张扬,在思想化方面,表现出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影响于历史评论,其主要表现是强调历史是非的评判决不应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主张一切都应“本自心师”,以自己的认识对历史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其中一些史学家还从理论上阐明“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对于史学批评的意义,显露出史学中出现的理性精神。     

读“诸葛亮论”

马植傑在“诸葛亮论”中,对这一历史人物的活动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也提出了应该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人物的意见。从文章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有关诸葛亮的史料是做过不少蒐集思考的工作的,文章里也有不少确当的论述。这篇文章的主要缺点,在于还没有对于诸葛亮这一人物作出符合于历史的评价,对于有关诸葛亮的历史活动的叙述也有着不少错误,笔者对于三国时期的历史以及有关诸葛亮的历史还了解得很不够,现在提出一些问题,以求对于这一问题有深入一步的理解。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诸葛亮呢?“诸葛亮论”的“结语”一节中说:“总之,诸葛亮在封建社会里,应当是属于被肯定的人物,但是我们对于他,不能估计过高,他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人们对于诸葛亮的才能,一向极为     

从华夷之辨到价值认同：重审儒家天下观

华夷之辨以进退于礼乐文明为转化机制,侧重于“中国”的准入性。由此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促使学者在民族国家叙事面前坚持“文明国家论”,但这难以构成对民族国家叙事的真正批判。中国古代秉持的是不同于国家叙事的天下观念。儒家的天下观把仁义视为华夷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文德双修、爱人正我而使远人慕义来朝;希望通过施行仁政获得民心,维系天下,克服“国家”的强力色彩。宋人基于华夷之辨努力塑造“中国观”,对于“天下认同”已无多奢求。天下的价值认同维度得以可能,须经公私之辨的转化,其对身份、人格、权利的触及是对“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重申和证成。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五四”学潮中的官场内情

“五四”学潮爆发时,徐世昌已就任民国总统。他在清末特保的四位留日学生、有“四大金刚”之称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金邦平,其中三人成为“五四”学潮中为万人所指的“卖国贼”,而以“辞职照准”的形式罢免三人职务的,又是徐世昌本人。段祺瑞亲日集团对徐都有“卖友求荣”的责难;曹汝霖事后虽“仍事（徐）以师礼”,但也有“以东海素称德高望重,为北洋元老,犹不免使用权术,可知政局之复杂阴阳”之叹。“五四”学潮与政坛斗争“五四”学潮是因巴黎和会交涉失败引发的。但就当天北京大学等十余校学生集会游行,并火烧赵家楼一事…     

父亲胡耀邦为何称赞张治中的独立人格

何为人格,何为独立的人格？这是不易说清的问题。我认为。独立的人格,就是个体性强烈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但并未超出所属群体的共性。群体可能是狭猫的,也可能是广泛的,代表的群体越大、越普遍,独立人格的价值就越大、越高尚。很多时候,有独立人格的人反而被群体认为是异类,他们的命运往往和群体的命运有很大的不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的那些典型人物,大概就是这类人物。在今天的民主社会中,这类人物也将会越来越多。我的理解可能是表象的,近日读了《张治中回忆录》,让我想起父亲耀邦同志在“文革”期间对张先生独立人格的回忆,加深了我对“独立人格”的理解。     

历史教学中引用“热点”问题的有效途径

历史讲述着人类的过去,它不能再现,也不会重演。然而,历史又是过去与现在永不休止的对话,是我们了解社会,理解变化与延续的唯一途径。历史与现实同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时间链条。历史曾是活生生的“现实”,现实也会转瞬即成“历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它们的形成不是瞬间的,而是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我们常常需要“以史为鉴”,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反省自我、完善自我和超越自我;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加深对现实的理解,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科学地预见未来。     

边缘化生存的呈现和疗救——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的艳情文学创作

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的创作都体现出对“艳情”这一边缘化言说视角的选择。川端康成以“哀”和“艳”的审关情调把写作视为私人宗教,在虚构和幻想中疗救自我的非常态心理。大江健三郎则以凝重怪异的笔触剥露出社会病态的人格,积极地探究与人类自由健康相关的诸多命题。这种差异和两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特点以及哲学观念等的不同有关。     

《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建构》

正中华书局2019年9月版,48元庚子事变后,在开民智、开女智的诉求下,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得以迅速发展。本书以晚清以来天津37所女学、1000多名女教习和女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从创办女学到建构"女界"的历史进程。作者认为,女子教育不只是校园内师生之间传递知识的行为,也是包括士绅在内的各类参与者重新探索社会规范、确立自我认同的场域。一方面,参与者们赞誉女学之现代性,推崇女教习和女学生的文明形     

认同“点染”与本土强化——论新华文学中的鱼尾狮意象

鱼尾狮作为新加坡的形象标志,充满了丰富的少为人知的吊诡。即使是梳理现有的文学书写,它们对鱼尾狮的本土意象叠加、冲突等也令人兴趣盎然。从见证、记载历史,到对自我、族群文化困境与危机的忧心,再到想当然地对自然生态的捍卫,再到国家、政治、文化认同的变迁,鱼尾狮显然从它诞生时的文化意义上的瘦弱到如今变得羽翼渐丰;但同时,其中的吊诡却也如影相随,“纪恶”的同时却也加强了“恶”,反思其缺憾和内在认同的同时,却也强化了它的文化意涵。本文力图剖析新华文学中这个独特的本土意象。     

习仲勋与“三师革命”

1928年春,在地处陕西渭北要冲的关中重镇三原县城内,发生了一场引起省内外强烈震动的革命学潮。学潮中的突出事件就是受党内盲动思潮影响,由中共三原县委领导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简称“三师”)毒杀反动校长和训育主任的斗争,由此引发了多名学生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并关押数月,经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自过问,才得以最后了结。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仲勋时为该校的学生,策划和参与了此次学潮。“三师学潮”虽已过去了70多年,早成为尘封的历史,但提起此事仍众说纷纭,甚至不乏微词或误解。此事究竟何因何果,孰是孰非?且由本文一一道来。革命…     

也论列宁主义与“战时共产主义”

近年来,史学界对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进行了热烈的争论,笔者也从中受到了一些启发。我们认为有些问题尚需深入研究,如:“战时共产主义”与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是为了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为了捍卫处于危急困境中的新生苏维埃政权?“战时共产主义”有其一定的历史功绩,还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历史错误?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如实地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本来面目,以及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必要的。我们仅就上述问题发表一些粗浅意见。     

论孔子的仁教思想和方法

孔子对于“仁”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同时广泛地实施了仁爱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仁”的思想变成人人皆知的道理,仁爱成为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道德准则。孔子实施“仁教”的方法很多,主要是因时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树立君子人格、批评不仁行为等。孔子提倡“仁”并努力实施“仁教”,这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智利思想家毕尔巴鄂对“拉丁美洲”概念的建构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拉丁美洲”这一名词出自法国人或哥伦比亚人之手,然而,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表明,这一概念的建构者实为智利思想家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长久以来,“拉丁美洲”概念的生成并未受到足够关注,这对理解拉美地区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造成很大障碍。通过对大量西班牙语和法语一手文献材料的研究,“拉丁美洲”概念生成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同时,这一概念建构者的形象也愈发丰盈。毕尔巴鄂对其身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倍感忧虑,对于他者的文明与野蛮认知深刻,他怀揣对美好未来的期待,构建出“拉丁美洲”这一属于所有“拉丁美洲人”的身份概念。     

对村上春树作品中“自我”意向分析

村上春树小说中,对“自我”的阐释总是体现小说主旨的核心。而理解这种“自我意识”对于理解村上春树小说中隐含深意,分析其作品的现实意义极为重要。     

抱香怀古意 恋国忆前身——泛议宋、明遗民艺术

遗民在中国是有传统的,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就已被看作是造民了,关于他俩的事太过于遥远,假假真真,不提也罢。何谓“遗民”,指的是两类人:一为亡国之人;一为改朝换代之后出于种种考虑而不佳之土。“遗民”现象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 遗民,理论上讲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只是其人数或众或寡,其事迹或显或晦而已。其中唯宋末元初与明末清初的移民最为典型,这是特殊的历史机缘、特殊的时代环境所造就的一批有独立人格的特殊的人。这两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少有的处境尤为艰难的时刻,他们不得不被迫面临抉择,其代价不仅是金钱与地位、身家与性命,而且关乎士群体心态的健康与平衡,关乎整个汉本位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发展,而这些恰恰是士群体立身之本。具体地落实在某一个体身上,表现出的正是其心态发展的历程,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的反省,对自我命运的再体认、对自我生存状态及生活方式的再设计、对自我价值观与道德     

从文化融合视角看“花盆底”与缠足陋习北大核心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综合的、世代相承的文化现象,它反映着特定的国家及民族的衣食住行、宗教信仰、社会交往和民族心理,同时也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民族之间的融合。本文从文化融合的视角,分析在代表着汉文化的女子缠足社会陋习影响下,满族女子的高底鞋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及与日本在接受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同时,坚决排斥女子缠足这一历史事实相对照,力图说明在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追求文化融合的同时,有必要强调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主性。     

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类型研究

“雅化”被认为是历史时期中国地名演变的一种突出价值取向,但既有研究对其内涵与范畴缺乏明确的认知与界定。针对历史时期“不雅”地名更易叙事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的“雅化”,主体上是以汉民族的三大阶层性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为衡定,以不同类型的雅化对象、取向、路径与方式为体现的广义“雅化”;雅化对象可划分为“不善”“不正”“不美”三大类地名,雅化取向可分为大众吉化、儒家教化、文辞美化三大类;雅化路径与方式相应分为“依本雅化”和“换新雅化”两大路径及其主导下的11种方式。地名雅化反映了历史时期广义的“不雅”认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地理空间上的渗透与扩散;同时也必然有其历史局限。地名雅化应与地名的地域识别、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三大主体功能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