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考综述

“支那”考综述彭印川“支那”一词,散见于东西方诸多典籍,但“支那”究竟指代什么,却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兹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各家观点进行简要评述,期望能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助益。一“支那”所见的语种与典籍。据张星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文心雕龙《比兴》六条辨析

１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这句话,是具体生发上文“兴者,起也”而言的。“微”字,牟、赵、向三本译释作“微妙（或曲折微妙）”,周译、龙译则解指“隐微”,郭注又谓“物之一端”。恐都不够准确。“兴”的手法确实有点儿“隐”,但这是指托物起情未可明说,应有读者联想思索的界人,即属理解方面的问题。这里说到的“微”,则谓兴体写法上的特点,它往往取日常的、细微而又形象具体的事物以触引情怀,类乎如今所说“以小即大”的状况,故“微”字应训细微。《斟诠》说“依微”谓“依托细物”,《义证》引征后进一步说：此即下文“称名也小,取…     

鸟书构形简论

鸟书是春秋战国时流行于吴、越、楚、蔡、宋、徐等地的一种特殊书体。这类线条回绕而以鸟为主的动物形装饰的文字,典籍中有“虫书”①、“鸟虫书”②、“鸟书”③、“鸟篆”④等异称。段玉裁注《说文·叙》谓：“上文（按：指秦书八体）四日虫书,此（按：指新莽六书）曰鸟虫书,谓其或象鸟,或象虫,鸟亦称羽虫也。”后来容庚作《鸟书考》⑤,在前言中也说虫书和鸟书在形状上有别。近时还有人写文章说“鸟虫书”应细分为鸟、凤、龙、虫四种书体⑥。其实,“虫”在古代是一切动物的总称。《说文》：“虫……或行、或毛、或赢、或介、或鳞。…     

“海东盛国”始称年代考辨

渤海国在其发展到鼎盛阶段时,曾一度被中原王朝誉为“海东盛国”①。然其“海东盛国”之始称年代,由于文献语焉不详,因而至今无定说。目前较有影响的有四说:一谓始于渤海十世王仁秀世②:二谓始于渤海十一世王彝震世③;三谓始于渤海十二世王虔晃世④.四谓始于渤海十三世王玄锡世⑤. 按谓“海东盛国”始于渤海十世王仁秀世之说,似有臆测之嫌,故暂不轻从。而谓“海东盛国”始于渤海十二世王虔晃世之说乃读史之误,佟柱臣先生已经指出,故亦不赘述⑥。以下仅余二     

刘长卿状元及第考

刘长卿进士及第之年,最早见于姚合《極玄集》卷下,谓“开元二十一年进士”。虽未说“及第”,但以同书其他进士及第例之,此处“进士”即指进干之第。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卷十     

“梅州”定名辨说

“梅州”名之来历,众说纷纭:有的说:“州本地有梅峰、梅水,即谓以山水得名’’;有的说:“因其地多梅花,并有梅口镇及梅溪,故以梅为名”;有的说:“梅州得名实由于当时本地有‘梅溪’(即今梅江)、‘梅口镇’(即今松口)”有的说:“‘恶溪’改称‘梅溪’、‘敬州’改称‘梅州’,都是取义于‘梅王封地’而来”。还有的说;“当地盛产煤,煤、梅谐音”……     

韦拔群发动“东兰农运”始末

1925年5月,韦拔群、陈伯民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广西东兰县,从事革命宣传,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提出“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东兰县知事黄守先便谓“贪官”是有意指他“、军阀”是指某某,便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     

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门大开,了解世界、特别是了解近邻的中国,以促进商贸,成为朝野上下的迫切愿望。大隈重信氏为《支那经济全书》撰写的“序”中说：“自中兴之后,订通商之约,于是彼此往     

关于四川郫县东汉墓门石刻题字的看法

在《文物》1983年第5期所载郫县文化馆梁文骏同志的《四川郫县东汉墓门石刻》简讯中,对于该墓右扇石墓墓门上部“出游图”内马头前面竖刻“家产黑驹”四字,认为是表明“这种马即《说文》所说的‘骊马’,是深黑色的马。门上所刻黑驹,似指与‘骊马’相类的名马。家产即自家饲养。”我们说,这样解释,似乎不够恰当。此处所云“家产”,据《说文·生部》:“产,生也。”则“家产”实即指“自家繁育”而言。如说成“自家饲养”,并不合于汉代对于“产”字的特定含意。至于“黑驹”解释成“是深黑色的马”,或谓“似指与‘骊马’相     

《水经·渭水注》若干历史水文地理问题研究

本文研究了《水经·渭水注》中的“三谷水”、 “六谷水”和“五溪水”的标点、黑水源水“三泉”的标点、成纪水 伏流、磻溪水瀑布、“桃花水出船槃”的标点及其相关问题、所 谓的“余水”、霸水故渠及其作用等若干涉及历史水文地理的 问题,对于旧说多有是正,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见解和 看法。     

浅谈乾隆通宝宫钱

近谓宫钱,指封建时代皇宫内节日庆典作装饰、赏赐用的特制钱。在整个清朝,就数乾隆时期的官铸宫钱品种较多,如常见有背“天下太平”、“福寿康宁”、“万寿元疆”、“天子万年”等,有些就不常见,如背“福寿同天”及背饰龙凤纹和背穿上下为灵芝、如意花饰、穿左右为篆“百福”“干寿”。具体介绍如下。     

“胡为夔出”说辨证——兼论芈夔立国及归胡地望

归姓胡国史中,有不少值得辨析的问题。《史记·楚世家》载:“(楚昭王)二十年,楚灭顿,灭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故胡城在豫州郾城县界。”《史记》集解引杜预曰:“汝阴县西北有胡城。”两说迥异。近来,考古学界又提出新的看法,多谓今陕西境内有胡国。而且,对于楚灭之胡的姓氏,也是各说不一,《姓觿》“胡”下引《郡国志》说:“胡国姬姓,灭于楚。”     

民国时期日本称谓中国国号之演化及用心考论

日本政府延至1913年10月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但又规定在内外公文中要以“支那”或“支那国”称呼中国。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又先后将其改为“中华民国”和“中国”。每一次改称背后都包含着分裂或独占中国的野心,也是民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交涉中的一个症结。     

汉口乐善堂内幕揭秘

1998年5月,侵华日军的“军事秘密地图”首次在武汉被公开,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这些“军事秘密地图”共150张,内容涉及湖北省各个县、市及大多数店镇,绝大部分地图右上角标有“军事秘密,南支那五万分之一图南昌料号”字样,左下角则标有“陆军测量部参谋本部”字样或“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支那派遣军测量班”等字样。制图时间是昭和四年(1929年)。其实,早在清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军国主义者便积极谋划在我国的谍报活动了．     

加强业务修养 搞好志稿总篡

历代史志学家都非常重视史志编纂人员业务素质。唐代刘知几提出,史学家必须有才、学、识三长,清代章学诚指出修志也必须有三长,即“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蒋皤则说：“妙运用之谓才,闳记览之谓学,精鉴别裁之谓识。有此,则书成名著;否则,经济虽充,徒为糜费,材料虽富,适滋芜杂。     

说《逑盘》铭文的“■黄耇”

《逑盘》铭文“■(■)黄耇”之“■(■)”,旧说多读为有老、寿义的“耆”,并谓“耆黄耇”系同义复指的形容词,本文以为不妥。“■(■)”字从“者”,当读为“诸”,“诸黄耇”是对诸位老臣的泛称。而且,“诸黄耇”在铭文中断句时应从下,即“诸黄耇,保奠周邦”,是对诸位老臣勉力保奠周邦的期许,这也与《尚书》等早期文献中所反映的耆老治国理政的重要性相一致。     

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日本东京大学的“东洋史学”和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为中心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盛极一时,取代传统日本汉学占据了日本中国学的主流。与日本传统的中国学研究相比,日本近代中国学研究褪去了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敬畏,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烙印。本文以日本“支那学”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识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考察知识分子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关系,反思今日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存在的问题。     

浅谈“壹发五豝”之“壹”

《诗经·召南》有一首名叫《驺虞》的小诗,全诗仅两章六旬,其中“壹发五豝”“壹发五■”之“壹”,注者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１）“壹”为数词说。把“壹”解为数词“一”,认为是指所射箭的数量,而“发”解作“射”。这是大部分注释者的意见。郑玄《毛诗笺》云：“君射一发而翼五猪”,朱熹《诗集传》仍之,谓“一发五豝,犹言中必叠双也。”邓荃《诗经国风译注》说得更直接,“只发一箭,把五只小野猪打伤。”（２）“壹”为语词说。马瑞展《毛诗传笺通释》说：“‘壹发五豝’、‘壹发五■’二壹字皆发语词”…     

日本早期侵华活动的巢穴——汉口乐善堂内幕揭秘

1998年5月,当年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军事秘密地图”首次在武汉被公开,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这些“军事秘密地图”共150张,内容涉及湖北省各个县、市及大多数店镇,绝大部分地图右上角标有“军事秘密,南支那五万分之一图,南昌料号”字样,左下角则标有“陆军测量部参谋本部”或“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支那派遣军测量班”等字样。制图时间是昭和四年（1929年）。其实,早在清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一些年份里,日本军国主义便积极谋划在我国的谍报活动了。     

东晋时南京未曾称“申”

最近,有学者提出,东晋时南京曾叫“申”,并进而断言：“申”在古代不是指上海,而是指南京。此说十分新颖,令人惊讶。“申”在古代指的究竟是上海还是南京亦或别的地方,那是另一个问题,毋需在此讨论,但是,说东晋时南京曾叫“申”,这就牵涉到沪、宁两座城市在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