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的道德困境

任何成功的企业无一例外都拥有自己的道德行为规范及企业道德,而中国又是一个热衷于道德的国家,我觉得道德是超功利的,应该理解成不仅仅是功利,道德就属于是超功利的。功利不用说了,功利就很容易理解了。道德实际上有一种说法就是怎么合适怎么来。所以在这一点上是超功利的,但是这种说法是比较绝对的说法。比如说杀身成仁,人是不愿意自杀的,好死不如赖活     

企业服务伦理初探——一种经济伦理的探讨

经济伦理是企业服务的应有诉求,这是因为企业服务是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经济伦理是企业服务过程中的必要考量和特殊资本。企业服务具有重要的经济伦理特性和经济伦理价值,其经济伦理特性主要表现为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性、功利与道义的融合性;其经济伦理价值主要表现为企业服务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和道德需要,能够促进个体道德人格的形成,能够促进社会经济伦理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时序“矛盾”与“增删五次”及版本传抄——《红楼梦》中时序“矛盾”考辨之四

现存《红楼梦》(《石头记》)所有的版本,都只是过录本。这些:过录本,完全有可能不是抄自一种版本,而是拼凑抄的,即都不是据曹雪芹的原稿抄录的(更不是曹雪芹的原稿),这样也就难免出现矛盾现象了。因此,《红楼梦》中存在的“矛盾”现象,不一定都是曹雪芹造成的,而有些是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造成的。同时,还有一些是由于曹雪芹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修改未尽”而留下的“痕迹”。另外,也与作者的注重写意有关。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论二程的历史哲学

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从“天理”的角度对历史重新进行了深邃的思考,他们将一种本位价值——道德价值置于一切人类价值之上,把一切历史活动都放到道义的审判台上加以考察,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再解释以说明伦理价值的普遍性、绝对性和至上性。不论是对历史学基本性质的反思、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对历史规律的探寻和历史动因的认知,其理论基点与归宿都是融摄伦理规范的宇宙本体——“天理”,展现出一种成熟的历史哲学理论所具有的完整性。     

论孔孟的人格范式

孔孟在对伯夷、柳下惠、伊尹等圣贤、权威的人格价值评判中,形成了四种人格范式:“圣之清者”———不降不辱、独善其身;圣之和者———降志辱身,身处污泥而不染;“圣之任者”———忍辱负重、兼善天下;“圣之时者”———金声而玉振。“君子”、“大丈夫”、“大人”、“士”等,是孟子对人格典范的再创造和权力、权威的人格化。孔子以人格为本位,是一种“无可无不可”、“愚不可及”的生存智慧和道德之术,孟子以天下、道义为本位,是人格权威和人格统治在儒家精神世界的建立。     

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与制度和谐的基础

道德是制度存在的前提,为制度提供伦理支持。体制的转轨形成了新旧道德与制度间复杂的矛盾关系,要消解这些矛盾,必须寻求二和谐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道德第一假设。道德第一假设的确立意味着道德评价与制度约束在向度上的一致,消除了道德与制度之间内在紧张。重视道德第一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制度建立、移植过程中道德与制度间新的矛盾产生。     

赫德与中英《藏印条约》

在中、英《藏印条约》的谈判过程中,赫德扮演了幕后指挥、中方的外交顾问与调停者的角色。在中、英“藏印交涉”过程中,有三种矛盾贯穿始终：中英矛盾、英藏矛盾、清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矛盾。这三种矛盾能否达成妥协决定了谈判的进程。     

道义、交换与移民跨国实践——基于衰退型侨乡海南文昌的个案研究

论文以海南文昌侨乡为例,探讨了基于传统道义与交换互惠两种跨国关系的移民跨国实践的变化及其给侨乡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文昌的海外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经历了经济与声誉地位同时上升的过程,再加上受到多层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纯粹社会声誉与身份归属方面的补偿不再对其构成吸引力,使得文昌移民与家乡一直持续的传统道义关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毁,基于传统道义关系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馈赠模式对于文昌移民的吸引力在下降。不少文昌移民试图与家乡重新建立起一种不同于传统道义的、互惠互利的社会交换关系,发展出一种既可赚钱又可普惠地方的跨国实践模式。而由于土地纠纷、行政干预等问题,海外移民与当地政府并没有建立良好的交换与互惠关系,使得盈利性跨国实践也没有在文昌移民群体中大规模兴起。这些都进一步导致文昌移民在祖籍地的跨国实践逐渐衰落,也使得侨乡的象征意义与示范效应逐渐式微。华人本着爱国和慈善精神汇款回中国的时代,已经转变为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着重投资的时代。     

企业经营与伦理道德--论稻盛和夫经营哲学中的伦理观

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经济行为与伦理道德可以并存,还是难以两立,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话题。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强调说,企业经营者必须有可以作为判断基准的哲学。坚持把“为人何谓正确”作为判断基准,不断追求正义、公正,是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的核心,也是他的道德观和伦理观的充分体现。但是,做人的道德准则和企业经营的原则,特别是“利他”的道德观和企业追求利润的经营目标是否真的存在矛盾、冲突?应该如何协调、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对稻盛和夫经营实践中若干实例的分析,尝试对此做出回答。     

我对文明冲突的初步理解——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

文明冲突是客观存在 文明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自古以来就有,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普遍现象。当两种孤立的文明相互接触时就会产生碰撞,就会有矛盾,任何两种文明之间都存在差异。“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两个社会、两个民族或两个国家之间都存在差异。差异不仅仅指两者之间的不同,也指两者之间的差距。所谓“差”是指它们发展程度的高与     

舍鱼取熊掌与舍生取义——一个传统观念的现代阐释

孟子“舍生取义”的道德命题中,“生”和“义”的内涵并不对称。“生”是自然概念,内含单纯;“义”是文化概念,内含丰富。从“舍鱼取熊掌”到“舍生取义”,其间有逻辑断点,前者是利益选择,后者是道德选择。     

情感教育在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渗透

常言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的情感是后天形成和变动的一种心理现象。任何认识事物的过程都伴随着情感。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只能养成伪君子的枯燥无味的语言。”     

“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

一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威尔逊主义充满悖论。威尔逊试图通过"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列强与殖民地的矛盾冲突问题,同时又不得不依靠英、法、日、意等列强的支持来实现他的国际联盟计划。由此导致威尔逊主义与列强的利益形成冲突与合作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表现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就是威尔逊无法在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之间求得平衡。为了实现国际联盟,威尔逊必须在"道德"与"政治"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结果,威尔逊的内心世界陷入分裂状态,并造成极度痛苦的自我认同危机。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威尔逊为了国联计划的实现而放弃对中国的道义承诺,这对威尔逊而言是一个"受难时刻"的抉择。     

道德还是利益：布莱尔政府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自1900年英国工党成立以来,它一方面强调外交问题上的道德内容,但其轻视国家利益的观点常常被看成是一种鸟托邦,内部在此问题上也一直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工党在执政时期所奉行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又与保守党基本一致,而将所谓道德内客放置一边。工党外交思想上存在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布莱尔上台后,在工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将“道德标准”纳入英国政府的外交思想之中,并打着“道德标准”的旗号参与了多次军事行动,重新构建了道德标准和国家利益的关系。     

浅谈高中英语阅读理解的教学

美国心理语言学家Frank Smith在Understanding Reading一书中亦指出：“阅读不是一种消极的活动。读者要想获得知识,必须做出积极的贡献。至少要做出与作者同样大的贡献。”Smith所说的“贡献”就是指读者积极的思维活动。鲁姆哈特和Smith的观点都明确指出了阅读的正确过程,即从识别单词、领悟句意到理解篇章乃至摄取知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排疑解难的思维过程。     

由《颜勤礼碑》解析学养和人品对书品的影响

颜真卿所书《颜勤礼碑》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中国书法在几千年的传承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无比深厚的文化内涵,渗透了中华民族道义、人格、道德的精髓。只有追求深厚的文化学养、高尚的道德人品、高超的书法技艺三者的相融统一,才能体现最完美的书法艺术,才能永葆中国书法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     

巴西“零饥饿计划”任重道远

2003年1月10日,上任不久的巴西总统卢拉率领29位内阁部长赴巴西东北部贫困地区视察。巴西卢拉政府“零饥饿计划”开始实施。视察期间,卢拉向当地贫民表示:“即使在<圣经>上也不存在一个人在三四天内不吃饭的事情,在巴西更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出现”;“作为总统现在不是承诺什么,而是要行动起来”。他要求各个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场“道义和道德革命”。卢拉多次强调,消除饥饿是其执政的首要目标,因为这样一块富饶的土地没有理由剥夺贫困民众的食物。     

如何正确评价我国目前的道德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道德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我们这个对道德一贯十分敏感的国家里,如何评价这种变化便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道德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人自身的发展和民心的顺逆.所以,正确评价我国目前的道德状况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如何评价我国目前的道德状况,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滑坡论”和“爬坡论”是两种主要的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对我国的道德状况作了各自的评价,二者虽然都有合理性根据,但也都有偏颇之处.所以,只能是“公说公     

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研究——以汉代“劫质”案例考察为中心

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倍受汉代统治阶级重视。在汉代道德与法律两者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并存关系,其中在汉代道德观念中体现着深刻的法律思想,而在汉代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中同样体现着厚重的道德观念,而汉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也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汉代社会之中。而本文通过对汉代“劫质”案的考察就集中体现了笔者对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的一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