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与乡村社会“自洽性”研究——以明清时期苫山村落为中心

明清时期,东阿县苫山村落中的不同宗族组织不断加强宗族建设,通过宗族凝聚纽带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变迁,并进而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相对稳固的社区村落结构。在时空的脉络中,这种结构又通过共享的记忆、神话、价值等要素以及建立在宗族之上得到人们认同与遵守的伦理规范及制度,维护着村落的自洽性特质。这种特性的运行方式是合作与共赢,而非现代社会的竞争与公平。     

隐士、移民与南方社会文化景观的构建——以南朝士人隐居地为中心

南朝之际南方隐逸文化持续发酵,形成了建康、武康、山阴、寻阳、江陵五大隐士分布中心。这种聚集于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分布,与移民南下及隐士自身的政治关心、文化追求密切相关。不仅如此,隐士往往崇尚自然、寄情山水。山居形式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儒家"比德"山水自然观的影响。士人借助隐逸这种社会政治文化行为的表达,不但形塑了自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完美人格形象,也形塑了南方以名山为代表的文化景观。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中心的考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研究发生了转向,苏格兰启蒙运动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它是以亚当·斯密提出的"商业社会"理论为中心而进行的另一种启蒙。亚当·斯密改变了17世纪和18世纪一批思想家从政治的维度来思考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模式,而是从市场交换出发,论证了"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确立起了以"自利"为中心的现代道德观。在市场的观念下,"商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变化,整个社会以市场交换作为其基础与法则。而市场交换的前提条件和目的就是实现公正,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文明和繁荣。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其阐述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从而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建立。     

试论南朝襄阳的区域文化——以画像砖墓为中心

本文是以画像砖墓为例对南朝襄阳地域文化的讨论。首先对考古发现的数座画像砖墓进行了年代的判断,认为襄阳南朝画像砖墓皆属齐、梁时期(5世纪末~6世纪前半期);然后根据历史文献和画像砖图像内容讨论了襄阳地区在南朝时期独特的文化内涵,襄阳文化因地处南北朝交接地区而呈现出文化的边缘性、地域性和信仰的多元性。     

“闾左”新证——以秦汉基层社会结构为中心

从秦汉里制和基层社会结构入手,古今学者对闾左含义的种种分歧可以涣然冰释。闾本是基层居民组织,后指里门,闾左即里门左侧。里的设置和居民分布有严格规定,街巷墙垣、道路林木、里门数量依制而定;里民则根据身份等级,各有相应居住区,五家为伍,比邻而居,相互监督。闾左是浮浪人群居住区,其来源复杂,既非贱民,亦非破产流亡人员,使之居于闾左,是秦统一之后基层社会秩序化的体现。"发闾左"则体现了秦朝徭役制度的严肃性,不能简单地看做秦政残暴的证据。     

清代江西棚民的社会上升流动——以铅山篁碧村为中心

清代江西棚民的历史实践显示,下层民众实现上升流动的过程非常漫长,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获得相对稳定的谋生方式,定居入籍;从事山货贸易,积累财富,投资公益事业,跻身精英阶层;支持、资助族人读书业举,考取科举功名,获得官员任选资格;谋取官职,并为子侄创造入仕的机会。明清棚民群体的社会角色与普通民众无实质区别,并非全是学界妖魔化的贼寇。传统时期社会上升流动的实质不是读书考功名,而是普通人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统治者或特定群体授予和让渡的一部分统治权力的过程。     

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与清季国家主义——以章太炎、严复为中心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对清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毋庸置疑。可问题是,此一鼓吹个人主义的学说何以会成为合群保种的思潮?对此,史华兹、冯客等学者都看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与他鼓吹的个人主义有矛盾,正是前者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资源。然而,这一解释仍有未尽之处。从章太炎、严复的论述中能够看到何以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在中国会成为国家竞争的学说,及彼时中国人自由观与斯宾塞自由观之差异所在。应当说,斯宾塞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是对立的,而在中国,二者则具有同一性,这也决定了斯宾塞学说在中国的命运。     

19世纪西人笔下“中国法律形象”的建构——以溺婴为中心

在19世纪,溺婴成为西人观照中国的一个重要层面,在此过程中,西人建构出一个负面的中国法律形象。溺婴的隐匿性,让这种建构性鲜明地表现出来。从全球史的视角观之,当时英美国内也存在严重的杀婴问题,这在道德、法律等层面引起西人的焦虑,西人就中国溺婴的发生情况、行为定性和法律规制等方面的建构,都与此有关。由此可见,西人建构负面中国法律形象的动机和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     

19世纪中后期海外华人的“被印象”分析——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中心

19世纪中后期,环太平洋地区多国发现了金矿,引发了世界性淘金狂潮,也吸引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华工远赴海外,形成了近代华人第一次海外移民的高潮。但这些只梦想挣钱后叶落归根、不愿意同化的"过客华人"在海外倍受排斥和歧视,引发了世界性的严密苛刻的"排华活动"。究其原因,与华侨在这些国家因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认知和差异形成的"被形象"密切相关,而且这些"被印象"在世界各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本文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讨论中心,从自由权、宗教信仰、种族排斥、经济竞争、道德歧视、文化差异、自身恶习等七个方面分析华人华侨被排斥的原因。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浅析南朝寒人掌机要之现象——以南朝“中书通事舍人”一职为例

南朝时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皇权重振、士族逐渐衰落和寒人开始兴起。这样的社会背景使得南朝诸多方面在沿承魏晋旧制的基础上也有所变动。本文以探讨南朝职官制度中"中书通事舍人"一职的权职和地位变化,浅析南朝寒人掌机要之现象。     

从“神话与历史”到“神话历史”——以20世纪“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演变为考察中心

"神话"进入中国学界后始终与"历史"相形相生。顾颉刚受民俗学的启发提出"疑古"口号,倡导多角度审视"神话"的独特性质,然"古史辨"极端派却将"神话"与"历史"完全剥离;钱穆、徐旭生等历史学家驳斥其"妄肆疑辨",认为神话传说中自有历史真实的因子;陈梦家、张光直等考古学家将神话学理论用于古史研究并取得新的进展。随着"神话历史"理论的提出,"神话"与"历史"经历了对立、交集、融合的百年发展,最终走向同一。     

四、五世纪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东晋南朝——以中国史料为中心

Adopt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and the “ethnic awakening” theory of Konan Naito,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early formation of East Asian states such as Koguryō, Paekche, Silla and Wa during the 4^th and 5^th centuries,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order within the East Asian society shaped by the enfeoffment of the Eastern Ji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y using Chinese sources. It argues that the cultural influence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promoted the ethnic awakening of East Asian peoples, and during the turmoil periods of the Wei, the Jin, and the Division Era these ethnic groups leaped rapidly in their roads of state-formation. The enfeoffment system of the Eastern Jin played signific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and therefore set up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方志与自然灾害——以14—16世纪宁波旱灾为中心

地方志文本中存有大量自然灾害相关资料,本文对其中14—16世纪宁波自然灾害相关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旱灾是该时段宁波发生最频繁的自然灾害。其特征为较少危害全境,局部多发且分布严重失衡;持续时间长,伴生灾害多,对本地社会与民众生活影响大。     

铁路交通与中俄贸易 ——以20世纪初期呼伦贝尔为中心

20世纪初期呼伦贝尔地区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铁路交通的建设深入带来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打破了呼伦贝尔地区传统的畜牧业经济,从而改变了呼伦贝尔地区的社会面貌.20世纪初呼伦贝尔地区的中俄贸易研究,集中反映了时代变迁和地缘格局对于呼伦贝尔地区带来的重大影响.本文以呼伦贝尔为切入点,对于这一时期中俄的外贸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美国联邦调查局与新左派运动的衰落——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中心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美国新左派运动重要组织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和民主政治改革。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尤其是越南战争不断升级,该组织在60年代中期从追求体制内政治改革转向反战运动和反权威、反体制、反主流文化运动,甚至暴力对抗权力部门。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国家安全为由,借反苏反共的冷战话语和维护美国传统价值信念之名,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实行全面监控,并于1968年启动"反谍计划",通过渗透、误导舆论、心理战、法律骚扰等手段破坏和消解该组织的活动和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60年代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走向衰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新左派等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体现了美国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雍正开豁世仆令与清代地方社会——以“宁国世仆”为中心

本文利用新发掘的宁国府乡土文献,勾勒出宁国世仆这一贱民群体的历史脉络及其生活实态,分析了自雍正开豁世仆令颁布以来宁国世仆的出户历程,指出:世仆制度的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小姓对大姓的经济依赖,使其在社会地位上需要让渡部分权利,从而导致了双方形成不平等的尊卑等级。宗族和商业两大因素的存在,是促成世仆制度长期存在的基础。     

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