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编钟发声频率实测

本文从音乐声学角度研究晋侯■编钟。我们用物理方法测量钟声频率并作计算比较,对十四只晋侯■编钟发声频率测量的结果,得知整套编钟音域跨越三个八度。音阶近似于纯律。这些钟都是扁口双音钟,我们将十四只钟发声频率排列成表,并作了初步分析。     

亦谈晋侯稣编钟铭文中的历法关系及所属时代

晋侯稣编钟铭文对研究西周历法及月相词语的含义和所指时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研究认为,西周金文月相词语所表示的时间是定点的,各表示太阴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晋侯稣编钟铭文中的历法关系表现为月分大小,干支相连续;晋侯稣编钟属于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器。     

关于歌钟、行钟及蔡侯编钟

1957年春,前民族音乐研究所曾对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竹鬲)编钟做过初步调查,对长治分水岭十四号古墓出土的一组战国无铭编钟(以下简称长治编钟)和寿县蔡侯墓出土的一组繁钮式编钟(即编镈。以下简称蔡侯编镈)中之完好者进行过测音。近因工作关系,得以亲自参加对直钮式蔡侯编钟(图一) (以下简称蔡侯编钟)的测音和观察。根据这些有限的并且不很全面的测音和观察,对所谓的"歌钟"、"行钟"以及蔡侯编钟产生一些初步看法。今试为此文,以便和同志们共同探讨,并期求得批评指正。     

晋侯墓地M8的碳14年代测定和晋侯苏钟

曲村晋侯墓地Ｍ８是一代晋侯之墓,此墓被盗掘。但发掘出土的残存青铜礼器仍有１４件,其中重要的有晋侯苏鼎１件、吾侯簋２件、晋侯方壶２件、兔等３件和晋侯苏钟２件等。此墓被盗掘的另外１４件晋侯苏编钟被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１６件编钟的铭文前后衔接,遂成芙壁。简报认为Ｍ８的墓主人即为晋侯苏,这个意见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晋侯墓地发现的铜器铭文中有６位晋侯,除晋侯苏之外．都不能与文献相对应。《史记·晋世家》在"献侯籍立"下,索隐云："《系本》及谯周皆作'苏'",这就是说,晋侯苏就是晋献侯。由此．在晋侯世系和晋侯墓…     

四川涪陵新出土的错金编钟

涪陵巴族墓葬中出土了十四枚编钟,这在四川地区是第一次的发现。编钟由大到小,大者高27厘米,小者高15厘米,依次递降,基本是成套的。大的多数有错金,小的未错金,与中原地区整套一致者又小有区别。编钟之数,据郑玄云:"二八,十六枚在一虞者谓之堵;钟一堵,磬一堵,谓     

曾侯乙墓编钟的梁架结构与钟虡铜人

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罕见的编钟,不仅以枚数之多、钟体之大、乐律资料之丰富,大大胜过以往历次出土的编钟,而且以多层梁架及铜人形立柱,为我们更多地了解编钟的梁架结构,消除对文献上"钟虡(ju音巨)铜人"的误解,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形象材料。用于祭祀、典礼和宴飨的礼乐重器铜钟,有两类。一类是单独悬挂的大型钟,即所谓特钟。秦始皇"建千石之锺,万石之虡",就是这一类特钟。另一类是多枚铜钟,依大小和音高次第成组悬挂,称为编     

用激光全息技术研究曾侯乙编钟的振动模式

湖北省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大型编钟是一套音域很广、音色优美的大型古代乐器。每个编钟都可发出双音,敲击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分别发出两个不同音高的音声,同时还有一些分音发出。为了研究编钟的发音机理,必须掌握编钟两个基音及一些主要分音的振动模式。我们用正弦电信号激励编钟共振,使编钟进行简谐振动,分别发来不同的音响。而记录简谐振动物体的振动模式,采用激光全息时间平均法是当前最好的方法。我们用时间平均法对一个作简谐振动的物体进行全息照相。设振动物体全息图再象     

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

编钟是中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重要乐器。钟的前身是铃。从早商的扁圆形铜铃到殷商的编铙、西周中期三件一组的编钟、西周晚期的钮钟和镈钟,到战国时期的大型编钟,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时期。商周时代用礼乐制度规定名位、等级,制礼作乐成为施行政教的大事。“钟鸣鼎食”,作为众乐之首的编钟标志着王公贵族的权势地位。编钟的铸作集中表现了当时冶铸技术、音乐艺术的水平,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一个象征。     

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

编钟是中国古代具有民族特色的重要乐器。钟的前身是铃。从早商的扁圆形铜铃到殷商的编铙,西周中期三件一组的编钟、西周晚期的纽钟和鎛钟,到战国时期的大型编钟,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时期。商周时代用礼乐制度规定名位、等级,制礼作乐成为施行政教的大事。"钟鸣鼎食",作为众乐     

用现代熔模铸造工艺复制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一九七八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距今二千四百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出土的西周至战国编钟、编镈中规模最大的一套。其数量、组别最多,音律最完备。全套编钟共分八组,六十五件(其中一件为楚王镈钟),分上、中、下三层悬挂。钟架为铜木结构,共重约五吨。上层为素面纽钟,中、下层为甬钟。每一钟可发二音,并错有金字铭文,标记着物主姓名及音名、乐律。甬钟外形铸有极其精致的各种变体龙兽、花卉纹饰。此套编钟音域宽     

汉代贵族“袖珍编钟”

早在先秦,中国人就重视礼、乐。编钟就是重要的历史物证。编钟亦称乐钟、歌钟。作为古代贵族专享的一种打击乐器,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钟架上,用丁字形木锤和长形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就可演奏出美妙的乐曲。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隋唐,使用仍十分广泛。宋以后,钟乐逐渐被淘汰。     

关于钟虡铜人的探讨

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编钟及钟架间的六具铜人——我国考古首次发现的钟虡铜人,引起了各界人士广泛的注意。我曾以《曾侯乙墓编钟梁架结构与钟虡铜人》为题,写过一篇小文。现在着重从文献记载上,对     

鄬子受钟与鄂国史迹

鄬子受钟与鄂国史迹赵世纲仔受钟,１９９０年出土于河南淅川和尚岭二号墓中．共１７件,其中钟８件,钮钟９件．同墓出土的还有铜鼎、缶、、盘、、斗、器座及石磬等．编钟出土时均悬于木制钟架之上,钮钟在上,钟在下．编钟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均呈合瓦形．舞部略小于口...     

释《武成》与金文月相——兼论《晋侯编钟》及武王伐纣年

释《武成》与金文月相——兼论《晋侯编钟》及武王伐纣年黄彰健讨论西周年历，需了解《汉书·律历志》所载真《古文尚书·武成》月相，及见于今存西周铜器铭文中的月相。对这些月相名词，我们仍应站在文字学的立场，确定古文献所载“哉生霸”一词的含义，然后观察对古文...     

对曾侯乙墓编钟的结构探讨

编钟作为演奏用的乐器,不仅须有坚固的钟体,其几何形状与尺度还须满足音律的要求,即能获得准确的音频,优美的音色,并能发出两个准确的乐音,同时,须有衰减较快的特点。本文就曾侯乙编钟的结构作一探讨。一、曾侯乙编钟各部位在发声中的作用     

馆藏文物介绍

曾侯乙编钟之缚钟 曾侯乙墓出土。为曾侯乙编钟之组成部分,悬于编钟横排下层正中,体扁而近于椭圆,铣边无棱,上略窄下稍宽,钟口齐平。钟钮为两对蟠龙对峙,其下一对回首卷尾,其上一对引颈对衔。钟顶以“十”字形素带界格,满饰浅浮雕蟠龙纹。钟身上部以凸起的圆梗界隔出钲中及其两侧,两侧在浅浮雕龙纹的衬地上各缀五个凸起的圆泡形饰以为枚,呈梅花状,每面两组共四组二十枚,     

晋侯苏钟的音乐学研究

一晋侯苏编钟14件,于1992年8月被盗掘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8号墓,随后被走私到香港,同年12月由上海博物馆购回入藏(编号73627～73640)。1992年10月起,北京大学考古系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8号墓(I11M8)虽经盗扰,仍然出土器物239件。其中编钟2件,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与上海所藏晋侯苏编钟(73631～73640)完全一致;铭文与编钟76340相接,为这套编钟的最后二钟。从二钟的测音结果看,确切地说应为这     

曾侯乙编钟簨虞构件的冶铸技术

钟为众乐之首,又是先秦乐器系列中唯一用金属铸作的重器。由于编钟地位的重要、所费不赀,历来都把铸钟作为一件大事,它们荟萃着该时代工艺技巧的精华,是没有疑问的。商周钟铙历代多有出士。据我们初步统计,解放前后所出西周到战国的编钟、编镈已近四十组,其中,以曾侯乙编钟数量最多,重量最大,铸制也最为精美。因此,研究这一编钟群及其(?)铜构件的冶铸技术就具有代表性。欧洲和印度的钟都是正园形,唯独中国的编钟是合瓦式的,因为钟体扁园,衰减较快,所以能成组编列,作为旋律乐器使用。     

曾侯乙编钟群的原钟分析

一、原钟化学成份表一,表二是曾侯乙编钟群有代表性的(?)分甬钟、钮钟化学定量分析和光谱分析的结果。对《考工记》中钟鼎之齐历来存在两种解释,一说含锡六分之一,一说含锡七分之一,由上表可知,曾侯乙编钟含锡量基本上在13%——14.5%间波动,与第二说相近。检验结果表明,先秦编钟主要是使用青铜作为铸造合金。除铜外,对编钟音响实际起作用的是S 和Pb,其它元素因量小又不构成独立相,只是作为杂质进入青铜之中,对钟的音响不起什么作用。     

晋侯苏钟笔谈

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在1996年5月正式启动,迄今已有半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这一项目是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以期在夏商周年代学方面作出新的开拓。项目已经设立了三十几个专题,其间一个很重要的专题是晋侯稣(苏)编钟的研究。晋侯苏编钟是近年发现的最有价值的青铜器之一,出自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的8号墓。1992年,该墓遭受盗掘,编钟的前14件流散到香港。同年12月,由上海博物馆抢救收藏。编钟的最后2件留于墓内,经清理出土,1994年在发掘简报中发表。最近,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撰有专文,公布了前14件有关材料,并有详细的论述。这组编钟刻有长篇铭文,十分珍异,所以在邹衡先生最早提及之后,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钟铭标有周王纪年和一系列历日,在已著录的青铜器铭文中得未曾有,为探讨西周年代学的若干疑难问题提供了新的依据。不过,编钟及其铭文需要讨论的地方很多,学者见仁见智,看法容有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为了配合编钟的专题研究,邀请部分专家笔谈,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个想法获得《文物》编辑部的支持,又承上海博物馆提供编钟首件彩版(见《文物》本期封底),都是我们非常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