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商人组织的概念分析——以18—19世纪重庆为例

"行会"这一西方近代学术概念对中国商人组织历史研究具有长期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组织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反映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特定过程.本文以重庆为中心,结合巴县档案等材料,分析了重庆历史上的"行"、"帮"、"会馆"、"公所"以及神会等不同组织概念的历史内涵,提倡在中国文化与社会环境基础上理解和解释中国商人组织的制度变迁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在陕西入境旅游市场中的实践路径探析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逐渐成为一项国家战略.我国学界在"讲好中国故事"理论研究方面成果逐年丰富,但在应用实践领域的研究相对匮乏.本文首先总结"讲好中国故事"研究现状,其次探析陕西入境游市场"讲好中国故事"应注意的问题,最后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在陕西入境游市场中的实践路径,希望能够为陕西入境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

侯旭东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想象出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夸大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过高估计了否定专制说者的影响;在没有进行历史学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得出有悖史实的结论.事实上,"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如侯文所说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也并非没有经过中国人的事实论证.这一学说既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也经过众多学者长期的和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国历史的特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不是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中国人为了改造传统社会去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侯文所做的知识考古不够完全,这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将此项工作引向深入.     

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于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被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战略思想与"一带一路"和"四个自信"的战略方针更是把"中国形象"的传播和塑造上升为国家战略.当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然而,西方世界总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质疑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梦...     

中原古代文明进程中的"万邦"时期

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出现之前,是否应有其"过渡"阶段,也就是说是否有一个国家的雏形阶段.本文根据对有关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说的"万邦"即可用以概括这个"过渡"阶段.在古代的"万邦"时期,产生了国家文明形成的诸多要素,具备了由氏族制度解体并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阶段应该被视为国家的雏形.使用中国古代文献早已有的"万邦"一词,比使用"城邦"、"酋邦"等更加切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     

超越定性和命名,从史实出发认识封建社会

过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中国古代和中古社会称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主要是为了证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的需要,要给社会定性.从而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之说长期成为定论.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挑战传统的"五方式论",奴隶社会非人类历史必经阶段以及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已成众多学者的共识,但是中国有无封建社会(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中古社会是否为"封建社会")的问题尚未解决.近来对此的讨论逐渐升温,表明学界日益发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

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化中国"的命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诸如"三个意义世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以及"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等命题.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而且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走向从新儒家角度提供了一家之言.尽管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论证富有创意,但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仍留有广阔的思考空间,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新儒家在新世纪的文化诉求提供了样本.     

胡适论"持久战"——以胡适1937年9月的两篇演讲为中心

在翻阅民国报刊时,发现胡适一则佚文《中国抗战的前途》,该文是1937年9月26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作的一篇演讲.9月29日,胡适又作了《中国能赢吗?》的英文演讲.胡适的这两篇演讲对"持久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胡适的"持久战"论是全面抗战以来对"持久战"比较早且比较客观的论述,分析有理有据,见解独到深刻,是对当时国内、国际"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有力批判,对争取爱国华侨、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具有重要作用,对胡适研究和中国抗战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看"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这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什么是"中国模式"?提出"中国模式"的目的何在?它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试着对这些问题作一探求.     

日本对华"武装移民"政策及其战略目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占领中国整个东北之后,日本关东军、日本政府便开始积极策划向中国东北推行"武装移民"的侵略政策.到1937年日本实施"百万户移民"之前,先后向中国东北"武装移民"五次.日本"武装移民"的战略目的,就是要用日本移民来壮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实力,配合日本关东军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加强殖民地统治,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     

中国古代人际传播思想中的关系假设

人际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意义创造和意义关系的交流.它因人们的交往关系而存在并运用于交往关系之中.关系总是同传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系假设无所不在.正是这些建立在通常假设意义的核心基础之上的"关系"理论造成中国古代乃至现代华人社会信息传播的隐蔽性.因此,只有研究维系中国古代人际传播秩序的关系假设,才能正确诠释"仁"、"礼"、"忠恕"、"和为贵"等传统思想范畴在古代人际传播过程中的意义.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形成于1930年代."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出现时,主要有三种表述:一是指中国境内独立的各民族,二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集合,三是指汉族.清末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汉、蒙、满并列"到"汉族"的变化,各族间的关系主要表述为斗争和冲突.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为"各民族总体"的含义被重视,民族关系表述上,有"民族一元说"和"民族同化说"等方式,强调中国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和外族与汉族的同化.1930年代后,"民族融合"成为主要表述方式,注重中国各民族历史上的融合以及现实中的平等关系,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华民族"成为全民族的认同.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认识的变化过程.     

炎帝祭祀述略

中国人素有"慎终追远"、"法祖敬宗"的传统,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的价值取向之一.     

清代中越关系史研究的新成果——读孙宏年博士著《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

"华夷"秩序下的宗藩模式,是古代东方世界所遵循的一种国际制度安排.中国封建王朝凭借优越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在东亚构筑了一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向周边呈辐射状的"华夷"体系,它以朝贡体制作为纽带,把"中心"与"外缘"之间这种君臣关系,即上下、尊卑这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制度化.周边国家向中国称臣纳贡,中国则对其进行"册封"和提供保护,行使宗主国的责任和义务.     

试论金人的"中国观"

金人进入中原,即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汉儒学说和理论,自称"中国",但他们并没有将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实际上萌生了多统意识,即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或称"大中国"意识.后来,金章宗虽然想放弃继辽之统,但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继辽、继宋以及不论所继等不同意识在金人中仍有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之上,修端等人提出了以辽史和金史为<北史>、北宋史为<宋史>、南宋史为<南宋史>的修史方案,正式提出了宋、辽、金均为"正统"的多统思想,为元朝宋、辽、金"各与正统"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陈独秀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陈独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五四时期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与同时期的李大钊一样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陈独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来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近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动,政治上成为"半殖民地",进而提出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反帝反封建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陈独秀还以"革命史"观看待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百年历程看,陈独秀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建立做了基础性的工作,是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重要开创者.     

世纪之交的问题意识与新范式探索--日本学者对中国"结构变动"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日本学者对现代中国研究的思想史范式提出质疑,开始系统地探索从政治结构的角度阐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到90年代,在历史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维度上分析中国的"结构变动"成为日本学者刻意追求的新范式,他们尝试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外部世界关系诸方面的结构变动分析,提出对中国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认识.     

危机与认同：中国民族溯源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为中心

对中国人种起源的探讨,是20世纪上半期广泛关注的话题,经历了一个从"西来说"到"土著说"的过程.这一转变,考古发现是个重要原因,但其中蕴含了一点民族情感,二者共同促成了"土著说"的确立.从民族主义立场来看,"西来说"与"土著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建构民族认同的努力.在中国近代民族危机中出现的民族溯源,其发生与变化反映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曲折发展.     

1950—1966年博物馆出国展览与中国新形象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建构国家新形象以消解早期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博物馆展览的直观形象表达优势,受到此时期国家文化宣传部门的重视.1950—1966年,国家组织的博物馆出国展览通过"新""独立"及"文明"等主题性叙事,向国外主动展示中国新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形象长期"他者化"的局面,为中国国际形象的重新表达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