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观

托洛茨基曾经在俄共(布)和联共(布)党内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要职,也是早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是《共产国际宣言》的起草者和报告人。后来,由于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共产国际里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无论在被开除出共产国际以前或以后,他总是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自居,就欧洲各国和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言论。     

论中国青年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与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此同时,青年党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正确评价九一八后的青年党,这是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有人认为青年党高呼抗日,无非是“利用他们在野的地位,帮助国民党,用许多‘民族的’‘爱国的’以至所谓‘革命的’主     

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雅尔塔会议把中国划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 ,苏联也承诺战后支持蒋介石。因此 ,战后中国革命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然而战争爆发后 ,美国并没有进行武装干涉 ,共产党人出人意料地迅速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由于美苏关系急剧变动而出现的两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 ,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政治关系的分化改组 ,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从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伊罗生: 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卷进中国革命漩涡的美国记者

兰德的伊罗生传记最早知道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名字,是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从《鲁迅全集》中知道,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选、翻译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后来在撰写刘尊棋的传记时,我才第一次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伊罗生在中国的大致活动情况,了解到他曾在上海创办了一本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专门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中共地下党提供的文章。当时在北平被捕入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人,便是从《中国论坛》上得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的。狱中支部     

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

每当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为首的“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盖因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的近80年时间里,在整整几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代名词。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字眼,而《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也是戴着“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处决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但是,从这一决定中仍可以看到,王实味是平反了,但托洛茨基并未昭雪,因为王实味是个好同志的前提,恰恰是他“没有”“参加托派”,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死有应得了!     

论二程的改革主张及求实精神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两汉时期的巩固,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到了隋唐又趋于相对稳定。盛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后经唐末农民起义及五代十国的分裂,到了北宋虽然大部分国土又趋向统一,出现了暂时的安定局面,但作为整个封建制度,已由鼎盛时期开始走下坡路。北宋与汉唐有着明显的不同,原有的阶级矛盾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日益加剧。地主与农民之问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土地兼并问题上。     

论韦拔群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

韦拔群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积极卓著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共和”事业、为兴起广西乃至全国农民运动和广西土地革命斗争高潮做出了积极卓著的贡献。就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考察社会探索孙中山救国救民道路、三打东兰县城揭开右江农民武装斗争序幕、为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等11个方面。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影响的历史考察

历史研究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根本途径,我们应遵循历史主义的一般原则,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影响这一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明确联共(布)、共产国际、苏联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发展演变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全面客观地论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分析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发生失误和错误的原因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辨清是非,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论民初黄兴的民生主张及思想

黄兴是肇建民国的功臣,辛亥革命后思想发生变化,脱离军界,转入保帮建国,发表大量涉及实业救国的思想,提倡实业救国。本乃就其思想之产业、观点及历史定位作出初步探讨,认为其核心是“民生”,基点是爱国、保帮、求富和社会革命。     

中国革命精神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作用

中国革命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革命遗产,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它的形成、发展与继承凝结着无数中华儿女的汗水与鲜血。本文将就中国革命精神的伟大力量及其作用的机理做一简要分析与论述。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众所周知俄国的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一句话:"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目光由西方转向了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俄国的十月革命给贫穷落后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本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     

论邹韬奋的抗日救国主张

邹韬奋(1895—1944)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面对深刻的民族危机,邹以笔墨为武器,挥洒着热血,倾献着精诚,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息。邹不仅是个出色的新闻记者和出版家,而且是个了不起的宣传鼓动家。他留下了大量的抗日救国言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今天认真发掘和研究邹的抗日救国主张,不仅对于全面地研究邹韬奋,     

托洛茨基与苏联红军的建立

列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在苏俄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期间,一直负责军事工作,历任军事人民委员(即国防部长)、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军委主席)。对于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国家这一极为重要领导岗位上的表现和作用,国外学者长期褒贬不一。西方苏俄史专家和苏联军事史专家普遍认为托洛茨基是红军的“缔造     

中国知识精英 对战后处理日本的主张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无疑是对中国侵略最广、压迫最深、造成苦难最重的国家.日本当年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经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特别是抗战胜利曙光乍现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开始深入思考如何对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及战后日本问题,其中一些主张,折射出中国知识精英阶层"血的觉醒".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

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们坚持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阶级分析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虽然标榜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对中共革命道路并不认同的学者进行论争,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农民处于贫困化状态、土地分配集中、地主剥削农民、小农经济仍占绝对优势;主张中国必须走反帝反封建之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集体化农村经济。以上研究和看法,对阐释、传播中共革命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社会、改造社会、为革命服务的力量。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作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对此,他陷入困惑、迷茫之中而不能自拔。当他获悉托洛茨基的政见与其一致时,便有意引为知音,开始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然而,当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的政治口号时,他便质疑问难,与之格格不入了。发展到后来,终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成为一个左冲右突、天马行空的独行客。     

论军队在率亥革命中的作用及影响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光彩夺目的一页,军队在其中所扮演的精彩角色,是清代以来所未曾有的。对于军队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并没有充分的认识,评价也明显过低。本文认为,军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革命的主力军不是别的什么群体,而是军人,包括新军、民军、巡防队、警察和学生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而革命发生后军权势力的扩张又严重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探清辛亥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及局限

<正>十月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者之一,其功绩和影响之大,世所公认。值得指出的是,陈独秀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可贵的唯物主义态度和求实精神。他认为马克思具有"实际研究"和"实际行动"两大精神,我们应"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及局限

十月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者之一,其功绩和影响之大,世所公认。值得指出的是,陈独秀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可贵的唯物主义态度和求实精神。他认为马克思具有“实际研究”和“实际行动”两大精神,我们应“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同时,“还需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7——178页）陈独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对建党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探索中形成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看法,从而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信息技术革命对生产方式的影响

科技进步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成为促进生产方式发展变革的重要因素。20世纪中叶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对生产方式的作用尤为重要,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本文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对此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