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接触的胡耀邦

偶然结识胡耀邦 说起来是1971年的事情了。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文革”,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1969年,我们学校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一部分学生到“东方红炼油厂”参加劳动,一部分随同“二外”的教职员工下到河南明港办“五·七”干校。     

“牛鬼蛇神”过春节

“文革”期间十个春节,几乎没有欢乐可言,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在北京郊区房山农村“牛棚”里过春节。20多人,挤在一间自己盖的棚子里。干校的“五七战士”们春节前大部分回城去过年,留下少数人看守干校,看管我们这些“牛鬼蛇神”。     

失落的安妮

坐在桌边,打开自己脑海里的书库,开始在自己的脑海里“看”书,嗯,读哪本书好呢？安妮？好,就它啦! 还没有开始看呢,不知是谁扯着嗓子来了一句：“死了都要爱！”这么一吓,我一下子把安妮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触电似的跳了起来。那破锣似的声音还在继续：“到绝路都要爱!”我忍不住了,     

牛汉的『汗血斋』

牛汉,这位19岁就以《鄂尔多斯草原》引起文艺界注意的诗人,生活却和他开了太多不愉快的玩笑:1955年因蒙冤案,与绿原、冀汸等“七月派”诗友一道被打成“胡风分子”;“文革”中,从1969年9月到 1974年12月,又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只身一人下放到鄂南向阳湖劳动改造, 他的妻子吴平原是铁道部的干部,后也被“轰”出北京城,调到汉口铁路中学,一儿一女分别在北大荒当知青和甘肃当工人……     

陈毅在石家庄车辆厂的日子里

陈毅是在1969年10月25日来到我们车辆厂的。那时人们都知道陈老总是国务院副总理及外交部长,为党和国家日夜操劳,深受全国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可是他为什么不在北京工作,却来到我们厂里,当时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谜。后来才逐渐了解了一些,陈老总是受到“四人帮”的陷害和打击,被“流放”到我们厂的。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

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阶级上的敌人,这是共产党人意识形态上的既定要求。而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又规定了它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这种矛盾的状况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不可避免地成为困扰着共产党人的一道难题。事实上,从1947年底开始大规模占领城市之日起,中共中央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阶级路线。到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刘少奇等就已经明确地提出:全国政权到手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但事实上,共产党人仍旧不得不牵就于在经济领域里的力量对比,在几年的时间里继续实行团结资产阶级的政策,直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发生。     

民国陆军“三大系”

从民国初年到全国解放的近40年里,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军队里,派系繁多,山头林立。其中,有三个因军校而得名的名派系：“士官系”、“保定系”、“黄博系”,号称“陆军三大系”。这三个派系的成员分别毕业于三所名军校：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黄埔军官学校。     

浅谈新课程改革中体育教学误区的思考

在近10年的新课程改革进行中,体育教师从无从下手向有了方向;从教学模式的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从以教师为主导到以学生为主体的转变……从这些转变的过程中,有很多体育教师产生了新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探索的。只有在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思考,才有所提高。     

冰心一家在共和国的劫难与际遇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从日本回到新中国的冰心一家,便开始不太平了。先是儿子吴平被打成右派,之后是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又被划了右派,一家人下放到甘肃。到了1958年4月,丈夫吴文藻也被打成右派,要他写检讨,挖思想根源。吴文藻是个极为认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文革”中邓小平复出的那段历史

1966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炮打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中弹落马,受到了错误批判。1969年10月下旬,“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监督劳动。     

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1969—1970年 1969年春节后,公安部参加干部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下放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五·七”干校。公安部除接待组和第三专案办公室外,业务组只留下40多名干部。部领导小组中留曾威、赵登程和我在京,李震、于桑随干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除原分工外,于桑分管的侦破组由赵登程负责,治安组交我负责。     

在江青那里工作的日子——杨银禄访谈

丁东：您是哪年担任江青秘书的？ 杨银禄：我是1967年底去的,1973年6月份走了。1973年8月份开“十大”,我已经去了学习班。学习班大概两个多月,我又休息了两个月。家也搬了,原来我爱人在钓鱼台工作,也不准在钓鱼台工作了。我们就住在钓鱼台的北边,那儿有钓鱼台宿舍。上边说我“有事了”,钓鱼台方面也不知什么事,就不让我爱人上班了。     

楚图南接受“审查批斗”时写的“早年经历”

父亲楚图南“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1969年接受“审查批斗”时,由父亲口述,母亲彭淑端记录,写下了父亲的早年经历。这篇最后经父亲修改过的短文,对于人们了解作为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楚图南无疑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此文写于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其中有许多“话外音”,通过父亲事后的回忆和我的理解,介绍出来,一定是有意思的。     

富森：距离童话，只有一步

就像到了寺庙一定要听听它的晨钟暮鼓,在欧洲小镇,不投宿在当地的家庭旅馆,夜里的美梦似乎都会打折扣。一路劳顿到了富森．我们的“主人”叫Lahdo．是个身材瘦小的中年人,深陷的大眼睛里一半忧郁一半害羞。总觉得不像德国人．后来一问才知道他是土耳其后裔。     

失去慢，谁之错

打开电脑,360安全卫士告诉你,开机用了45秒;工作间隙,冲一杯速溶咖啡递到唇边,需要30秒;便利店,从选择品种到拿到一个汉堡,用了1分钟;相亲节目里,从第一眼到牵手一个人,用了15分钟;想念一个人时,在手机上按出“想你”两个字发出,用时5秒。     

我所接触的胡耀邦

偶然结识胡耀邦说起来是1971年的事情了。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文革",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1969年,我们学校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一     

1958年农村公共食堂骤然兴起探因

从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就是各家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拥至新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一时间,全国5亿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农村公共食堂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骤然兴起,原因何在?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     

我在巴冲的知青生活

1969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掀起高潮。15岁初中刚毕业的我,带着对未来几分朦胧与茫然,挥别父母,与同班彭怡纯、陈萍萍、何晓步、胡荣泉5个女生一起下放到湖北京山县杨集区三台公社巴冲大队插队落户。班上其他同学大部分下放到京山惠亭、钱场等公社。春节刚过,1970年2月11号早上,下着小雨,我们在四十五中操场集合,前来送行的亲人云集,前往京山的三四十个同学在班主任刘行乐老师陪同下分乘两辆敞篷卡车出发,我们挤在前面车厢里,没有凳子,都站着,后面一     

回忆同梁漱溟先生的两次谈话

1958年．我上了大学。年底,学校挑选出几十个老师和学生,到北京参观“全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果展览会”．我忝列其中。由于是第一次去北京,母亲在为我准备御寒衣物的时候．还开了一张清单．列出我必须登门看望的亲友及他们的地址。除了两位姨妈（大姨妈健在．二姨妈已辞世）和她们众多子女即我的表亲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