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宫遗址保护范围的变化与辨析

西安大明宫遗址保护范围历经1957年、1992年、2005年三次公布与调整,其位置由原来的城乡结合部转化为城市建设区,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和"画地为牢"式的封闭保护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符合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新思路,为大遗址保护问题提供了典型范例。     

革命文物遗址保护利用与红色旅游发展的关联研究——以靖边县革命旧址为例

保护和利用革命文物遗址能够加强对革命历史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有效弘扬革命精神,促进历史文化传承。在对革命文物遗址进行保护与利用时,应与红色旅游结合,与时代发展整体趋势相适应。当前旅游产业在人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背景下获得了十分迅速的发展,红色旅游具有广阔发展前景,这为保护利用革命文物遗址提供了良好空间,针对保护和利用革命文物遗址与红色旅游进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年全国政协委员刘庆柱提案 圆明园遗址亟待加强保护、管理,积极进行申遗

圆明园遗址是1988年1月13日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第一批公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天的圆明园遗址,承载了圆明园初始建造、盛期扩建、后期维修、英法劫焚、木石土劫与公园整治的几个历史时期,具有300余年的历史积淀。因此,圆明园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应当尊重圆明园历史的真实发展历程。既要想象圆明园盛时的辉煌,也要感受圆明园凋零的沧桑;既要痛斥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焚,也要反省清王朝被推翻以来国人的挪迁遗物与土地农耕等特殊行为对圆明园罹劫原状的损坏。圆明园遗址保护利用的根本目的,是永续留存、传承后世。     

土遗址保护利用模式探讨——以西安地区为例

土遗址是一个较为庞大的体系,它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对其保护利用应尽量遵循原真性原则和可读性原则,其中原真性原则对应遗产保护,可读性原则对应遗产利用。西安地区土遗址保护利用模式可大致分为室内模式和露天模式。室内模式对保护遗址本身的原真性较为得力,但在原真环境保存方面有一定的欠缺,适用于经过考古发掘清理,需要展示多种遗迹现象的土遗址;露天模式在保护环境原真以及提高可读性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但应与室内模式有机地结合,才能达到理想效果,适用于原有形制不复杂,较为规整、对称的土遗址。     

大遗址保护理念与景德镇古窑区的保护

大遗址的保护是国内外行之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景德镇古窑废置区的保护应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分布特点,借鉴国内外成熟的经验,加强对其保护,以达到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     

台湾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经验及启示——以卑南遗址为例

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构、加强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等多种方法和手段,在大遗址保护与开发领域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卑南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在制订保护规划、强化公众遗产保护意识、建立遗址文化公园并重视经营管理与宣传、加强学术研究、积极培养人才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大陆大遗址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明祖陵遗址的保护利用

明祖陵遗址的保护利用,是在野外勘察与考古勘探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制定好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以遗址公园的形式,逐步实施保护方案,以达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保护与利用“度”的掌握。     

关于城市中心区大遗址保护历程的思考--以郑州商城遗址保护为例

保护大型古代城市遗址,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本体,还要保护其周边环境。整体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也符合当今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潮流。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早期文明史和世界早期文明史上为数不多的大型城市遗址,具有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文结合郑州商城大遗址保护的探索与实践,对其保护历程、理念创新、模式沿革、工程特点等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索。     

让大遗址保护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大遗址保护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点,各种类型的古代文化遗址是构成我国古代文明史迹的主体。大遗址不仅具有考古学上的重大意义,更是独特的文化资源,其价值和作用是许多其他文物古迹所无法替代的。在我国已公布的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址和古墓葬总数为71O处,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土遗址保护中的多学科应用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源较早的国家之一,土遗址类文物数量众多,且大多仍在野外原址保存。这类文物由于自身的不可移动且构成复杂、破坏影响因素众多,这些特点决定了对其保护的复杂性。土遗址的保护必须依靠现代迅速发展的多学科的技术手段,利用多学科之间的协作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综合保护,这就要求土遗址保护工作者必须掌握多学科的知识．认识和了解这些知识和技术手段在土遗址保护中所起到的作用。     

岩土类遗址保护加固工程档案编写研究

随着国家逐渐对岩土类遗址保护的重视和保护力度的加强,作为唯一能够全面展示保护工程信息的档案资料,在保护工程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岩土类遗址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通过分析岩土类遗址保护加固工程档案资料的重要性,阐述岩土类遗址保护加固工程档案资料编写与搜集的内容和方式方法,明确形成和保存档案资料的主体,梳理和凝练工程资料的类型,将其划分为施工前期准备文件、施工技术文件及竣工文件三部分,并分析论证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分析总结了保护工程档案资料形成与搜集、分类与整理、排序与组卷过程中的具体操作程序、内容和要求。研究结果对岩土类遗址保护工程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哈尔滨市抗战遗址保护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利用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旨在引起哈尔滨市社会各界对抗战遗址保护的重视,弘扬哈尔滨市市民的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哈尔滨,促进哈尔滨市红色旅游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家营遗址的保护利用研究

文章梳理刘家营遗址的区位特征、出土文物情况、价值等内容,针对刘家营遗址面临的保护利用力度不足、历史因素破坏、城镇化建设潜在威胁等困境,提出加强保护利用协调性、完善遗址保障机制、遗址生态景观化等策略,以期探寻乡村型遗址的可持续发展思路。     

尊重大遗址保护中的民生要求——以中国东南地区的江苏为例

近年来,尊重民生要求作为大遗址保护的目标与任务,与保护工作实践有机结合,正迈向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正确方向。江苏在大遗址保护的实践中,将其与建设遗址公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建设新农村农业园区、发展休闲观光旅游等相结合,探索中国东南地区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之路。     

金沙大遗址保护方法与展示理念的多样化探索

作为中华文明与文化发展史的主要载体,大遗址不仅有着突出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更具有不可再生与不可替代性,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积淀与辉煌文明的见证。在当代城市不断发展与扩张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大遗址正面临着如何保护与延续、如何展示与宣传等诸多问题,以使遗址保护与其内在文化价值的传播得到更有效的结合,并最终为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谨以金沙遗址的保护与展示为例,抛砖引玉,对如何科学保护城市大遗址并合理有效利用遗址本身、充分发挥遗址的社会价值与功能进行思考与探索,以期为城市建设中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作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日本旧石器遗址的保护

本文就日本旧石器遗址保护的现状与课题做简要介绍。日本对本土旧石器遗址的研究,始于1949年群马县岩宿遗址的发现,与对新石器时代及后来时代(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文化遗址的研究相比,历史很短,对其保护也不很充分。2000年1月,日本民间旧石器文化研究组织--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的副理事长捏造旧石器遗址的问题暴露以后,对日本旧石器遗址的研究和保护产生了多种负面影响。如何克服这一影响,加强对日本旧石器遗址的保护,本文就此谈一点看法。     

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以城坝遗址为例

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大型遗址保护利用的新模式,如何做好川东地区已发现的巴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成为当下四川文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城坝遗址的发现为川东地区巴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然而,当前城坝遗址还存在着资源调查不足、力量整合不足、管理力量薄弱、展示利用欠缺等一些问题,要根据城坝遗址现有状况制定有效的方案,形成有效的规划设计方案,才能让城坝考古遗址公园得到最大的保护利用。     

梦想辉煌：建设我们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和园区——关于我国大遗址保护思路的探讨

大遗址保护是长期困扰我国的一个日益迫切的课题。本文提出继续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将大遗址抢救保护与展示宣传予以整体考虑。并建议国家制定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和重点园区的建设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价值凝练与价值呈现:从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看考古学理论方法新变化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土司遗址申遗,是考古学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次成功尝试。世界遗产视角下的考古工作,从田野发掘操作到文物保护与展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考古学在此过程中的实践,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实践证明,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