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自述

1925年夏,我以进山中学高一同等学历资格考入清华学堂新开办的大学部一年级.在读必修课国文时,读过名闻中外的政治家、学者梁启超写的《四十自述》.梁氏时任清华国学研究所导师,兼为我们讲授中国通史,国文教员选用此篇,有幸使我们多了解梁氏辉煌一生.此文内容丰富,文笔流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遂于自己40岁生日时,效法梁氏写起《四十自述》,虽然自己在学问、事业、地位上与梁氏有天壤之别,写时依据的事实多来自留学英德时期使用的四本小记事本以及回国后使用的三本小记事本,所以写的人名、地名与时间以及重要活动非常精确,非常详尽.     

《桯史》“稼轩论词”条评议

宋岳珂《桯史》卷三有“稼轩论词”一条,为研究稼轩词的学者所经常征引,然亦有学者认为此条记事全不可信。本文先从动机与效果入手论证岳珂不会凭空杜撰,继而从文献与词作章法出发,论证岳珂所言真实可信,其对稼轩词的批评亦十分准确到位。这条笔记是很有价值的。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一误及其流传

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以充《四库全书》,首开清代辑佚风气,素为史学家、文献学家所称道。今人每言及此事,多援引梁启超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的论述。然梁氏之言多误,故以讹传讹六十余年,漫延愈广。     

沉默也是一种言说——论梁启超笔下的严复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严复和梁启超是两个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一个着力译书,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堪称理论之源;一个致力办报,传播西方文化,堪称舆论之母。但是二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微妙。以往学术界针对严复在清末民初讽喻和指责梁启超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梁启超的反应基本未予涉及。本文从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入手,于不疑处起疑,借用烘云托月的手法,通过将梁启超与同时代其他学者进行比较,力图勾勒出梁氏著作在论及严复思想时存在的凹陷现象,并分析了梁启超对严复批评保持沉默的原因。     

略论梁启超谋救光绪皇帝的活动(1898年9月-1900年9月)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从流亡日本之初，即以营救光绪皇帝、继续改革事业为职志。梁氏一方面希望说服日本政要营救光绪，一方面积极准备武装勤王，然而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在此期间，梁启超个人实际倾向民主制度。勤王军事失败后，梁氏改而从开民智新民德强民力入手，以图自下而上地积聚改革力量，伺机振兴改革事业。     

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中国的发轫——以《欧洲战役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1914年年底问世的《欧洲战役史论》,是梁启超撰写的中国最早的“一战”史研究专著,该书致力于探讨“一战”爆发的原因等问题,不仅文辞畅达,引人入胜,而且蕴含了其经世意识与史学观念的变革,集中反映了梁启超自觉开拓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风范。从梁氏自己撰述、主持《大中华杂志》、主编丛书的设想和各种评论等综合角度来看,他在兴起阶段的中国“一战”史研究中实具有一种全方位的先导性,充当了引导者和指导者的重要角色。对他之后中国“一战”史研究加以细致清理,便能证实这一点。梁启超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考察和思索,不仅有助于理解他由热衷政治到专事学术的人生转变,而且可以见证其史学及文化思想从崇尚“进化论”、追求“现代性”到对其予以深度反思的心路历程,具有某种转折意义。     

学之进化与道之恒常：《近世之学术》与梁启超沟通中西学术的根本理念

《近世之学术》是梁启超经历美洲之行放弃“猖狂言革”的政治主张后又重新续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它是梁氏历经二十余年的清代学术史书写的开端,背后又牵涉“古学复兴”重建中国文化的取径与旨趣,在梁氏本人及近代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梁氏写作《近世之学术》时,虽然放弃“猖狂言革”的政治主张,但仍有意保留一些“革命”手段对专制政府施加压力,以“破坏之建设”促成立宪政治这一根本目的。这一政治目的的延续与政治手段的改变,反映为新民主张整体不变下新民之道由重“公德”到尊“私德”的转变,进一步驱动对于中西学资源也即新学之道的调适,决定了《近世之学术》在结合中西文明以成“新学”的思路下之延续与调整,表现为由“以西释中”转为在注重学术进化的同时强调中国“道”的固本之说,主张学之进化与道之恒常兼顾。以此学、道两分不对立的理念观照近世学术的变迁,确立了以黄宗羲为核心的明末五先生融汇学道、兼顾新旧的治学典型,以在此典型下生长出新时期的中国新学术。     

梁启超致冯国瑞、薛笃弼手札及题跋

梁启超致冯国瑞、薛笃弼手札,不见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亦不见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等著作。手札所附诸位鸿学硕儒之题跋,亦未收入题跋者著述之中,故手札及题跋对以后梁启超与题跋者文集之整理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梁启超的家庭生活

四财用家计梁氏这样的大家庭,生活费用必定是相当可观的,兹略为观察其经济生活状况。梁启超流亡日本十四年,这一段漫长的岁月．对他可谓刻骨铭心。流亡初期一家只有三口（夫妻和女儿忠顺）,又得到各方援助,生活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接着人日渐渐增加,（思成、总水、思忠、思庄均在B本出生）到了1908年已是七日之家。加上梁氏的父母进居澳门,也需要奉养,家计维持相当不易。梁启超是维新派的主将,流亡初期有相当积极的活动,华侨的捐助甚为丰富,会中主要成员的生活没有困难,梁氏先后所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几种杂志的…     

姜夔与辛稼轩相识之时间考

姜白石夔步武稼轩,词史多有评说,陈洵曰：“南宋诸家,鲜不为稼轩牢笼,龙洲、后村、自石皆师法稼轩也。二刘笃守门户,白石别开家法。”谭献说：“白石、稼轩,同音笙磐,但清脆与镗异响”,“白石嘤求稼轩,脱胎耆卿。”麦孺博说：“(白石)浑灏流转,脱胎稼轩。”凡斯种种,皆说明,白石词与稼轩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种“联系”在白石认识稼轩之前即己开始,至认识稼轩后,     

杭世骏与雍正《浙江通志·经籍》的纂修

1731年,杭世骏受聘参修《浙江通志》,负责该志《经籍》的编纂。但在杭氏志稿成编之后,似乎遭到同局史官的不少批评,引发杭氏的不满。杭氏意欲以《两浙经籍志》为名而"别本单行",惜未见有传本存世。后世学者对杭氏遭遇多持同情态度,梁启超甚至认为杭氏志稿"被局员排挤削去"。但是,将《两浙经籍志序》与今本雍正《浙江通志·经籍》的类例进行对比,可以证明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则梁氏此说不可全信。     

试论梁启超对方志理论的贡献

学术大师梁启超曾对地方志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作过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有过许多前人未发的宏论,对中国近代方志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然而目前对梁启超方志理论的研究较粗略,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希望从梁氏的方志理论中求得某些启迪,对我们今天建立新方志理论体系有所帮助。 一、最早提出“方志学”学科概念 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史志学界一般都认为方志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周     

国民公德与宪政框架——梁启超的政治文明整体发展观

由传统集权政体向现代立宪政体的转换,是梁启超一生的执着追求.梁氏认为,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换过程中,宪政体制的建构、权力制约机制的确立固然十分重要,但起主导、能动作用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人.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与政体的现代化同步推进,双向互动,才能较好的实现预期目标,实现政治文明的整体和谐发展.这就是梁启超"政治文明整体发展观"给我们的主要启示.     

《饮冰室遗珍——未收入结集的梁启超文稿及函札》

正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59元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曾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也有许多书札留存。但现有的梁启超著述结集如《饮冰室文集》《饮冰室丛著》《饮冰室合集》等,搜辑均不够齐全;有些著述虽见于结集,但内容亦不完整。编者汤志钧先生和汤仁泽先生多年来广泛搜集、整理梁启超佚文和函札,将未曾收入结集的内容择其精华结成本书。全书分上、中、下3编,另有附录。上编收录多篇梁启超早期的论作及《饮冰室诗话》的增补部分;     

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

本文研究自1891年,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897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已经能够分辨其（1）现代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3）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这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和贡献,有重要的影响。     

浅谈梁启超的诗歌风格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为数不多大学问家之一。对于他在政界、思想界、学术界的地位,大体是不会有很多人质疑的;对于他在推动近代散文文体解放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新体散文方面的卓越成就,一般大约也会众口一词,郑振铎先生就认为梁氏“可为中国新闻文学之祖”(《文学大纲》)。至于说到他的诗词,     

论梁启超的民族观

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系统研究民族关系历史的第一人。他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并在近代中国最早赋予“民族”一词以科学含义。梁氏关于中华民族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创见,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其动态的可变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偏见,将国内各民族置于平等地位。他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学术文化发展乃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伟大作用,并将各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第一回。     

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

梁启超融合中西史学方法之精髓而提出“历史统计学”的概念,是中国本土最早倡导历史统计学的史学家,而且还身体力行,在历史文化地理和佛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卓有成效地运用,并提出了许多用历史统计学进行研究的设想.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统计学几乎成了一种学术时尚,尽管,人们对其评价并不完全一致.梁氏对历史统计学的认识与运用是他在20世纪初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的史学遗产,给予我们宝贵的启迪.     

梁启超的文化地理思想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梁启超引入西方地理环境论学说,诠释文化发生的原理,指出了地理与文明之间的因果关系。他通过分析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阶段、内涵、作用和影响,重新评价广东的区位优势和世界影响,指出鸦片战争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止。梁氏是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根据各地历史、学风、流派、人物、论著等差异,将中国划分为20个文化区及若干亚区,提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纵横剖面。梁氏后来重新审视了地理环境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并明确指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