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昉《崇古文诀》三种版本系统

南宋楼昉所编《崇古文诀》全称为《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又称《迂斋古文标注》,是一部重要的古文选本.楼昉先后编有五卷本、二十卷本、三十五卷本三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崇古文诀》提要云:"此书篇目较备,繁简得中,尤有裨于学者."流传下来的即这三种不同的版本系统.     

第二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中国古文书研究班”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于2013年11月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本次会议是继2012年6月份举办首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中国古文书学专题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文本识读与历史研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和院校的6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阎若璩的主观武断法——《尚书古文疏证》研究之七七

自南宋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疑古思潮,其中以清初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为典型代表。该书以128条论据证明古文《尚书》之"伪",历来受到热烈追捧。但笔者经过长期研究考查,发现其采用了八种不正当的辨伪方法,歪曲事实,欺骗读者。其所用二难推理、吹毛求疵、虚张声势、颠倒先后、厚今薄古等五种辨伪方法,笔者已撰文作了剖示。本文着重评析其第六种辨伪方法——主观武断。这种方法运用于各条论据的"疏证",其谬误与特点,本文一一进行摆事实,讲道理,予以详尽的辨别和考论。由此读者可以对阎氏所著该书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反思疑古思潮造成的负面影响,从中得到深刻的教益。     

生态批评:对文本的“绿色阅读”

生态批评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化批评。它的产生既根植于当前生态危机日趋严重这一现实基础,也充分吸收了生态学、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学科及文艺批评流派的一些理论话语和批评模式。生态批评家期望通过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以发掘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寻找一种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对立的有机论自然观。     

从混沌到系统:《周易》结构的历史演进

《周易》的成书是一个结构渐全、思想渐丰的过程。当其从万流汇聚成兼具实用功能、思想形态、文学性质的重要典籍时,必然蕴藏了集体的经验和历史文化变迁。在历程上,占筮形态、语素来源、理论准备等范畴都经历了从混沌到系统的变更。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而言,《周易》有意味的结构符号形式、文学文本的逐渐深化、思想内涵升华也都是建立在这一历程的基础之上。     

原型批评的认知方式

西方文化中包含着古希腊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希伯来释经学两种认知传统,前者强调认知的唯一和终极意义,后者认可不同意义阐释的合理性和存在价值。维特根斯坦、罗素和萨义德等人分别在语言学、哲学和文学研究中表达了两种认知模式应辩证共存的立场。语言学领域的原型研究中突出了对＂家族相似性＂的阐释,人类学研究中提供了对颜色等认知范畴中＂原型＂和＂模板＂的发现。这些都表明,文学批评领域的原型批评也应是一种能够打破批评围栅,实现辩证认知的批评理念和批评手段。     

积疑成伪:《孔子家语》伪书之定谳与伪《古文尚书》案之关系

《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确立,与伪《古文尚书》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起先是后者受前者影响,渐渐地前者转而受后者支配。学者由审查伪古文案衍生出来"伪作之人""或云王肃,或云王肃之徒"诸种论说,颇近于"辨伪"之同时而孽生"造伪"之虚说。更重要的是,由于伪《古文尚书》公案在学术史上处于至关重要的枢纽地位,《孔子家语》伪书案愈演愈成为其中的一个子命题。在对王肃人品心术的怀疑上,在辨伪方法之挪用上,在将文本一析为二的思路上,在"一手"伪书说之运用推演上,学者对《孔子家语》的研究,普遍存在一种类似于伪《古文尚书》案一样的《孔子家语》伪书案锻炼成狱之心理趋向,产生了机械移植、推论过度、疏而不证、笼统混淆、牵强附会等问题。其间所滋生的王肃伪造五书之说,又成为近代康有为的刘歆"遍伪群经"说之肇端,影响广远。     

克绍祖德,贻功来兹——读方勇《存雅堂遗稿斠补》

<正>平生癖好古籍,凡有经史诗文之类古籍整理问世,必欲早睹为快。近几年来,历代名家文集已出了不少,成绩斐然,这是可喜的现象。但也颇有未尽人意之处,诸如:从整理的对象而言,大都注目于名气大的文家,而对于名气不是很大然而对历史起有实际巨大作用的文家则未被引起重视。从整理的质量而言,或辑佚不全,以致阙者仍阙;或考辨不精,常使讹者常讹。诸如此类,学界常引为憾。然而,新近奉读由方勇教授辑校、学苑出版社出版     

史学精粹

戴晋新:《班固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已从文本与思想的讨论深掘到意识层面的探索,历史意识、史学意识乃至史学史意识都成为探讨的课题。对完成重要著作的史家而言,作品即思想的表现,常蕴含了他的史学史意识在其中,研究者经由史学史意识的分析,往往更能了解     

早期创造社与胡适的翻译论争

早期创造社在<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运动遭多方批评的氛围中挑战国内新文坛,双方人脉及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同当为主因.这无疑体现在各自创作手法和翻译方法的差异上.在此背景下,早期创造社与胡适发生一场翻译论争.从翻译技术层面来讲,此论争主要在郁达夫文重点所指"直译"、"意译"孰真及译文版本等几个方面展开;但就实质而言,此论争涉及双方在派分、主张及争胜等多方面的观念歧异与人事纠葛.不过,撇开意气,从创造新文学事业方面看,双方实有合作的必要.遗憾的是,双方虽然和好,但由于性格差异,郁达夫与郭沫若最终走上了与以胡适为中心的主流学界关系亲疏不同的合离之路.     

文本的叙述、解释与评论——评周祥森著《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

周祥森教授的《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一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做了较为系统的检讨。著者做了艰苦的资料爬梳工作,对历史认识论范畴所涉及的历史认识运动的个体—社会机制、历史认识客体与历史事实的多重性诸领域的研究进行了阐释。通过从体例、方法和内容三个层面对该书展开讨论,可以发现,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文本的解释,认识主体总是从个人的处境和社会的需要去看待认识客体的,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交互运动构成历史认识过程的核心矛盾与本质特征,因此著者提出主客体双向交互运动的主张有其重要的学理意义。该书不仅对于我们厘清历史认识论这一问题本身有着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推进史学界各个专门领域的具体研究,促进史学实践和历史认识论之间的良性互动。     

班固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

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已从文本与思想的讨论深掘到意识层面的探索,历史意识、史学意识乃至史学史意识都成为探讨的课题。对完成重要著作的史家而言,作品即思想的表现,常蕴含了他的史学史意识在其中,研究者经由史学史意识的分析,往往更能了解其史学的诉求。虽然在班固的时代,"史学"与"史学史"的名词都还没出现,就语境而言,讨论他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未免唐突古人,但是使用现代学术语言作为分析工具,实乃不得不然。班固《汉书》的出现,不论从体例、内容还是思想方面观察,皆有其自我的认识,这个认识与他的史学史意识或学术史意识有密切关系。本文爬梳《汉书》中有关史学史的论述,探讨班固如何看待史官传统、史籍流传、《春秋》性质、以及自己著作的学术定位等问题,并于结论中指出班固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的特点与意义。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的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公文形態。但是,現有中華書局點校本《宋書》、《通典》的儀注文本及標點,均有不完善之處,需要重新校録文本和標點。在對儀注進行了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之後可知,儘管尚書臺(省)自西晉以後就已取得了作爲宰相機構的職權,尚書令、僕射也已被視爲宰相,但是遲至南朝宋時,尚書臺仍然未成爲一個層級分化、結構規整、分工明確、各有權限的外朝宰相職司。在兩漢至隋唐間三公制—三省制的體制轉軌還沒有基本完成之前,尚書臺所得的宰相職權,並沒有及時反映到律令常典和公文形態中。尚書臺作爲文書傳遞機構的性質,仍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體現在南北朝公文書式中。就現有研究而言,尚書省及令、僕射所獲得的宰相職權在律令和公文制度中得到反映,恐怕要到南北朝後期,甚至是隋初纔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