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培伦家书介绍

喻培伦家书33封,121页,26,100余字。写于日本,时间是1907年10月27日——1911年1月23日,所用笺纸产自日本,纸样的长短宽窄不等,颜色各异。121纸中,白色32页,少数加朱丝栏;有色花边89页,分蓝、嫩绿、洋红、玫瑰红等颜色,多数加朱丝栏,顶额有“通信用纸”或“便用笺”字样,左或右下角边旁有“生云堂制”、“东京益友社制”、“日本东京大江制”的信笺右上方边角处的印文有“孔子降生二千四     

包产到户：来自农民的制度创新

包产到户初创农民对合作化的“反抗”,最早是“闹社退社”。大约在1956～1957年,曾有过一个退社风潮,随后被压了下去。那以后农民就转而使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农民“闹社退社”是想从农业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所有制;“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体制一些“修改”。这是一个     

再论敦煌私社的"春秋坐局席"活动

“春秋坐局席”活动之“坐（座）”,系“坐（作）社”之“坐（作）”,与寺院讲经之“高座”无涉。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私社之“春秋坐局席”活动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与官府的“春秋二社”有明显差别,导致了此活动举行的时间不再固定在春二月和秋八月,一些私社甚至不再举行此项活动。     

简论苗族的社会组织

苗族的历史悠久,在古代有较严密的军事组织,后来,由于不断迁徒,动荡不定,所以显现出特有的分散性。接受官府统治的,行官制;接受土司、土目统治的,行土制;官家难以统率的,则俱行“首例”。就社会组织方面而言,“立鼓结社”的鼓社社区组织最为典型,“鼓社”、“议榔”、“理老”这三者是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一、鼓社组织苗族古代社会的基本单位地鼓社。鼓社和内容、文化涵义主要通过“鼓社祭”或“祭鼓节”的活动表现出来。苗族古歌有“姜央兴鼓社,全疆的共和”,“江略九千个,遍地喜洋洋”。说明鼓社成立很早,至…     

《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辩析

对于《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的记载,古来存有“问主”、“问社”之辩。本文主要在疏理传世文献的基础上,指出“问社”应作“问主”,这里的“主”是社主而非庙主;鲁哀公问宰我三代社主时,宰我答以“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细究这段文句的历史背景,可知并不是鲁哀公不知礼、不知社主为何物而发问,鲁哀公通过“问主”,寓含着借用“社主阴,阴主杀”而欲去三桓的深刻政治用意。     

文史快车

<正>“社稷”一词是怎么来的社稷是一个特指名词。“社”和“稷”,反映我国古代以农立国的社会性质。两者本来各不相干。“社”是土地神的名称,社祭的神坛也称为“社”。从天子到诸侯,凡是有土地者都可以立社,甚至乡民也可以立社祭祀土地神,社日成为睦邻欢聚的日子,同时还有各种欢庆活动,如“社戏”“社火”。“稷”,     

关于人民公社建立的几个问题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奏是联乡并社: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而追求“大”与“公”其实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就已有了苗头。农业社的规模过大,给生产管理带来了诸多不变,也容易造成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成为1956年秋后部分地区出现农民闹社、要求退社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伴随着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开展,尤其是一些大中型水利设施单靠一乡一社的人力物力难以建成,需要社、乡间的合作,为此,一     

我的“社来社去”工农兵学员经历

催生社来社去工农兵学员最早是由毛泽东所欣赏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实行的。为使教育面向农村,从1963年起,农、林、医、师的中等专业学校就采取了公社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并实行“社来社去”（学生从公社来,回公社去）的办学方式。“文革”时期,高等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1975年,贵州农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分别在安顺开办分院。于是,我才有“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经历。     

“跳岭头”与秋社互融的社会人类学探微——以钦州为例

随着人们对娱乐等社会性需求的加强,官方允许的社祭反被民间用作祭祀各种庞杂神灵的迎神赛社的理由。“跳岭头”持续一定时间长度的狂欢与酬神表演,在某种程度上与社祭的种种需求契合、秋社与秋傩又在时间上吻合,种种历史巧合发生了奇妙的结合,“跳岭头”被吸纳进秋社中;社也成为“跳岭头”内涵的重要组成,并被利用来划分“岭头”一定分布区...     

我国新石器时代对“稷”神的祭祀

“社稷”在我国古代是国家的别称和政权的象征。远古,“社”和“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指土地;“稷”,指五谷。原始时代,人类对神秘的大自然束手无策,以食为天,“社”、“稷”决定着农业部族的生存和繁衍。因此,先民们把“社”“稷”崇拜为神并加以祭祀。《白虎通义·社稷》就记载:“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     

黎明前的不灭火种

我是长沙兑泽中学高中部第30班学生,1948年舂插班入学,1949年上学期毕业离校。记得刚入校的时候,学校还没有学生自治会,虽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青年互助社,但不是进步社团。于是我和秦白知等几位同学,创办了校内第一个由学生白发组织的“伊甸社”。该社是一个文学社,社名源自伊索寓言中亚当和夏娃所在的伊甸园。当时我没想过,也不敢以进步社团自居,标榜进步。     

和平解放前夕新疆的进步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疆 ,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地位。国民党在内地战场上 ,穷于应付 ,逐渐没有力量控制大西北。而就在其力量相对薄弱的新疆 ,出现了进步组织 ,活动频繁 ,为和平解放新疆作出了贡献。一、进步组织的形成新疆解放前夕的进步组织有三支 :一为影响较大的民族青年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是由“新疆民主同盟”、“民主青年团”两个组织改组后形成的 ;一为由涂治、罗志、杨鹤龄、禹占林领导的“战斗社”;一为“先锋社”,该组织以出版《先锋》刊物而出名。1 与“新盟”不同的是 ,“战斗社”、“先锋社”是由汉、回族先进分子组…     

试论印度尼西亚至善社的历史地位

在印尼现代民族独立运动史上,至善社(又译良知社)被视为第一个民族主义的组织。它第一次提出了要提高印尼民族尊严的重要性,这些,无疑都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一些印尼历史论著过高地评价了它的历史作用。有的说,至善社“不可否认是抗荷的一个标志,是印尼独立运动的第一个支柱”。有的说,至善社“居然能将整个印尼民族团结起来抵抗殖民主义。又有的说:至善社“撒下了全印尼民族统一的种子”。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终身难忘的整社运动

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读大四时参加的1960底到1961初河北赵县的“整社运动”,令我终身难忘。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刮起了“共产风”。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使这股风更加泛滥起来,国民经济出现了少见的困难局面。为了扭转形势,中共中央1960年11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     

京剧“票友皇后”华香琳

江城武汉被日寇所陷期间,人们的一切都得不到自由,因而非常苦闷.于是汉口居民就利用日本鬼子不能进入“租界”这个特殊条件,遂在“租界”内自发地组织起业余京剧票社,搞一点正当的文化娱乐活动.当时发展起来的京剧票社竟达9个之多.其中组建最早声誉较高的票社则是“冬社”.“冬社”最出名的人物就是华香琳,她当时被人誉为京剧“票友皇后”.她和她的女儿华华,都是建国后享名武汉和上海的京剧名演员.     

“证人社”与明季江南士绅的思想动向

在明亡十三年前,绍兴府有一批士绅成立了一个讲会组织“证人社”。他们在思想上以心学为理论武器,在实践上非常注重“迁善改过”,在现实关怀方面,往往抱有“忧时之怀”。他们在私人交往领域经常出入佛老,谈论一些抽象的形上问题,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却往往扮演着凝聚地方力量、形成地方舆论、承担地方事务的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个人的“功过格”实践来改变人心、重整秩序,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涉入社会、有着十分强烈的担当精神。本文认为清代以降针对“证人社”的某些批评指责未免片面失实,那种将明亡原因归咎于心学末流之“清谈”的观点,也不符合“证人社”的实际情况,故有必要重新评估“证人社”在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     

关于劳动解放社的三篇史料

1883年9月25日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到今年已经有一百年了。为纪念“劳动解放社”成立一百周年,我们选译了三篇史料。第一篇是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起草的(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问题》,这篇实际上是“劳动解放社”的成立宣言。第二篇是巴·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于1884年起草的《关于出版〈工人丛书〉问题》。第三篇是普列汉诺夫于1913年写给纽约党组织的信:《纪念“劳动解放社”成立三十周年》。这三篇历史文献在我国是首次译成中文同读者见面。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稷社)始末

重庆时代,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腾,致军公教人员及一般百姓生活艰苦,一般人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特别对孔宋财阀不满,各类团体应运而生。 一九四三年秋,马博庵(金陵大学教授)、孔大充(江南政治学院教务长)、李宗义(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张鸿钧(社会部司长)、杨玉清(中央政校教授)、杨显东(财政部贸委会专员)、孙濂泉(四川某区专员)、杨开道(某大学教授)及我(时任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等,于重庆贸委会杨显东(定青)兄寓集会,一致同意成立一团体,以“畏友、益友、契友”为旨趣。团体名称,马博庵、张鸿钧二兄主用稷社之名,孔大充、李宗义二兄则主用行政管理学会,最后会中同仁决定对内称稷社,对外则以行政管理学会之名(后稷社名称不用)。并决定积极发展会员,凡军工商界者,荐任以上,或大学讲师,经会员二人介绍,即可入会成为会员,此为团体成立之始也。     

贵州积谷贮贷的兴革

“积谷防荒”——由各个地方自行筹贮一定数量的粮食,用以调剂余缺、赈灾济贫,所谓“不动帑,不劳民”,“不假胥吏,不惊市廛”,而“以防天时之不常,济地利人和之不及也”,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积谷的存贮处所和经管单位为义仓或社仓,因而在历史古籍中,一般称之为“义谷”或“社谷”,至民国时期始总名为“积谷”。义仓和社仓有所不同,按照《大清会典》的划分,“凡民间收获时,随其所赢,听出粟麦,建仓储之,以备乡里借贷”者曰社仓;“凡绅士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几个问题的再商榷

笔者所说的“里巷社”只是泛指基层社会组织(如里、村、坊、巷等等)的官社。其时一些社邑既以“巷社”为名,论理就应以该巷全体人户组成为是。敦煌儒风坊西巷社有关互助活动的社条中,仍出现官社有关催驱赋役的内容,应与吐蕃时期赋役特别苛重有关。意识到这种阶级划分的存在,并自觉地按阶级进行结社,是很晚的事。至少说在唐宋时期尚未见这种结社。量化分析应遵循随机原则,在量化分析各种社邑活动频率时不应把某些“非实用文书”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