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安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研究及建议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提出的重要倡议,推动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繁荣。体育旅游产业受到政策影响有了高速发展的机会,然而我国的体育旅游产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至今未形成有效规模,打开国际市场。陕西省西安市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拥有大量的体育旅游资源。当地应把握政策红利整合发展体育旅游产业,推动西安体育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     

“河南”考略

本文所述“河南”，是指今广州市海珠区人口最集中、经济最繁荣发达的主要地区。不少人以为河南就是海珠区，海珠区即河南，把河南同海珠区划上等号。其实非也。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可得从头说起。     

告别“米什”的僜人村

米什,居住在西藏察隅地区的僜人,过去曾被称为“米什米什人”,也就是“不开化的人”。僜人是西藏人口最少并在西藏和平解放后被国家列为一个特别的族群,称为僜人,他们在身份证的“民族”这一栏,填写的是“其他”。     

略说走马楼吴简中的"老"

走马楼吴简之户籍文书(《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下同),把所登记的人口按年龄区分为三个年龄段,分别称之为“小”、“大”和“老”。其中前两个年龄段所对应的具体年龄,学界同行已取得共识,即“小”指14岁以下的人口,“大”指15岁以上的人口,与居延汉简所反映的情况相符。然而,关于“老”的起始年龄如何确定,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有学者把吴简中“老”的起始年龄推定为61岁(汪小垣：《走马楼吴简户籍初论》,载《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版)。本文拟根据“老”在赋税徭役方面所应享受的待…     

回顾“九五”成就迎接“十五”挑战——辽宁省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回顾与展望

辽宁作为多民族散杂居的省份,现有8个民族自治县、120个民族乡镇。本文总结和回顾全省民族地区“九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民族工作部门为改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所做的主要工作,并对“十五”民族地区的前景予以展望。     

二次人口红利开——我国教育的新课题

人口红利曾经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将逐渐枯竭,人口的不良结构会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受到不利影响。人力资源的开发是维持和延长要求我国应重视开发二次人口红利。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起着不可替代的重大的历史使命。用人口学、经济学的视野对教育在这个过程的价值和变革趋势进行探讨。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口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最早记载西域诸国人口的是《史记．大宛列传》,可惜多语焉不详。如称大宛国“众可数十万”,乌孙国“控弦数万”,康居国“控弦八九万人”,奄蔡国“控弦十余万”,大月氏国“控弦可一二十万”;条支国“人众甚多”,大夏国“民多,可百余万”之类。这些应该都是张骞首次西使归国後向汉武帝所作报告中的内容。张骞首次西使在前129年左右,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帕米尔以西中亚地区的人口情况,     

深圳本土文化在特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现今的深圳,二十多年前只不过是一个贫穷的边陲小县。“革”结束,全国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后,予1979年设市,1980年正式建立深圳经济特区。据统计,1980年全市总人口33．29万人,特区内户籍人口8．41万人,暂住人口仅1万人。现在,深圳已有人口700万,绝大部分是外地人口。这样强劲的人口南下,在刚刚开放的中国,曾一度掀起了“孔雀东南飞”的热潮。深圳成了一座年轻的、蓬勃发展的新兴移民城市,为中国城市之罕例。     

雍正年间“开辟苗疆”对商业经济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析雍正年间“开辟苗疆”的商业经济影响。“苗疆”开辟后,打破了“生苗”地区的封闭状态,清水江和都柳江水运通道得以开通,形成了黔东南的交通网,依托“两江”的航运之利,黔东南木材贸易日趋繁荣;同时,清廷在黔东南置厅设卫,安插屯民,以及大量客民的流入,促使了农村场市的兴起;在与外界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的背景下,一批商业城镇在“两江”沿岸兴起,初步构成黔东南地区的市场网络,共同推动了黔东南地区的商业化进程。     

追忆我心目中的“小金三角”

人们常把经济繁荣、事业昌盛的一个地区称为三角地带,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保三角地区等。有的还被称为“金三角”、“银三角”等,但内容也不全是指积极向上的东西,如与我国云南省靠近的泰国和缅甸的北部地区,以生产毒品出名,被称为“黑三角”。     

略谈“国学”概念中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

大家都知道,“国学”这个名词是梁启超、章太炎、邓实等人从日本引进来的。日本则是从欧洲学得“民族国家”观念之后,针对自己的情况创造这么个词。中国人把这个词引进之后就顺带把“民族国家”观念也引进来了。“民族国家’砚念中的“国家’,和中国原有的“天下’砚念中的“国家”,涵义很不一样。“民族国家”观念中的“国家”核心内容是“土地”、“人口”、“政权”三要素,“天下观念”中的“国家”,除了这些之外,涵义较为广泛,还包括：     

试论“巴讴”与“巴人”

试论“巴讴”汉晋人著作中 ,言及有所谓“巴讴”、“女翟舞”者 ,是研究古代巴蜀地区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不可忽视。略引二条 :扬雄《蜀记》 :“蜀之先代人椎髻、左语 ,不晓文字 ,女翟讴歌 ,巴土人之歌也”。左思《三都赋·魏都赋》 :“(巴人 )或　 (椎 )结而左言 ,或镂肤而钅赞发 ;或明发而女翟舞 ,或浮冰而卒岁”。“女翟讴歌”简称“女翟讴”、“讴歌” ,既是“巴土人之歌” ,亦可称“巴讴”。“巴讴”是古代巴蜀地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群众文化活动。在人类的原始社会 ,当艺术刚从劳动中产生出来时 ,诗歌、音乐、舞蹈还未发展为独立的…     

文化遗产旅游商业化的路径依赖理论模型

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部逃脱不了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遗产被“发现”、被包装后推向市场,开始走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起到了地区经济的带动效益,但最终又不免陷入“过度商业化”的困境。本文总结了遗产地旅游商业化的动态过程,通过旅游开发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化,对遗产资源开发的商业化作了理论阐述,提出文化遗产旅游商业化“路径”依赖的假说,并建立遗产地旅游商业化发展的理论模型。     

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

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在北朝至唐代塑像、壁画中频频出现,通常由胡人牵引,满载货物、用具,它们的形态、组合、驮载的物品等,暗示着当时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更新,其图像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胡人”与“骆驼载货”的组合反映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品的交流、信仰观念的传播、不同的文明的碰撞融合,蕴育出了以“胡汉”相融为特色的唐文化。     

近代日本对＂蒙＂侵略政策的形成（1904-1912）

日本对东蒙地区的侵略活动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1907-1909年的新法铁路、锦瑷铁路问题进一步刺激并暴露了日本侵略东蒙地区的野心;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酝酿、准备,辛亥革命期间,随着日本侵略东蒙地区活动高潮的到来,以确保侵占“南满”、同时侵略东蒙为特征的日本对“蒙”侵略政策形成。     

宛西自治"三自主义""理论群体"初探

彭禹廷作为“自卫”、“自治”、“自富”“三自主义”自治理论的创立,不仅在家乡镇平率先示范,而且还倡导、推动宛西地区联防自治。虽其本人不幸遇害,但自治并未“人亡政息”．而是继续下去并有所发展。穷其原因,有赖“三自主义”“理论群体”的努力和贡献．     

浅论西方学术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争论

西方学术界在是否存在全球化问题上 ,分为“怀疑论”和“全球主义”两大对立阵营。“怀疑论者”认为 :目前所谓的“全球”经济是虚构的 ,由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也并没有因全球化而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 ,并且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出现什么全球文明或全球文化。“全球主义者”则认为 :当代的世界经济已经从国际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经济 ,同时全球化已经导致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能力的下降 ,某种全球政治体系已开始产生 ,并且不论愿意与否 ,全球化已经带来某种超越民族和传统文明集团的世界文化。我们不应将西方有关全球化的理论话语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混淆。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雁行模式"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在东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执意要确立梦寐以求的、以日本为领头雁,带动亚洲NIES,由ASEAN和中国作为后盾的“雁行模式”。这种三位一体的投资地区分布和产生结构的梯度转移,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保持经济、技术上的优势,有助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长期效应来看,由于“雁行模式”所具有的致命缺陷,对东亚等发展中东道国乃至日本本国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将带来深刻的负面效应。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经济理论依据

1957年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大跃进”,是因为他认为1955年以来进行的“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使经济建设速度放慢了速度。与此同时,他还阐发了自己的“积极平衡”的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