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清代云贵地区的矿务管理与地方行政——以厂员、店员、运员为中心

以往研究对于清代滇铜黔铅开发与云贵地方行政、边疆治理之间的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从矿务管理者(即充任厂员、店员、运员的云贵地方官)切入,分析清代滇铜黔铅矿务管理与云贵地方行政之间的关系,探讨清代矿务管理对地方行政的作用与影响,以期全面认识清代滇铜黔铅开发。     

从官诬闹漕案看清代地方官漕政理念与地方社会治理——以陆名扬闹漕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作为清代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其财政理念、办漕态度与对国家政策执行的差异性直接影响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进行.在清代漕政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不法州县官不时擅用制度缺陷,运用种种策略与绅衿周旋争利,不同的社会治理思想亦对漕案的兴起、发展、善后产生影响,从而决定地方社会秩序状况.本文以陆名扬闹漕为典型个案,考察地方官对漕粮征派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揭示清嘉道时期漕案频发、官民冲突加剧的内在原因,以及地方社会的应对策略和效果.     

论清代京察一等外放问题

京察一等外放是清代京官考核与选任有效结合的一种人事制度。京察一等是清代中下级京官考核最优等第,得一等者可依据外放原则优选外放地方道府以下官员。京察一等者经皇帝两次引见面察,由军机处或吏部记名后方有外放资格。外放地方道府人员将次用完,可从京察一等引见未记名中拣选顶补。但京官素质直接决定外放地方官的任职状况,因此,强化京官考核一等的公正性与解决京官、地方官工作经验衔接问题,成为完善京官外放制度的重要手段。     

清代的坐省家人

坐省家人又称坐省长随、坐省长班或坐省家丁,是指府州县等基层地方政府正印官派遣常驻省城打理事务的家人。据现有史料,派驻坐省家人这一现象在康熙朝晚期已十分普遍,至乾隆朝中后期渐成蔓延之势,至晚清成为常态。坐省家人作为府州县等地方官的私设群体,从出现伊始即面临被制度禁止的命运,但却屡禁不止。坐省家人一般由地方官的亲信长随、土著专业人员或省城各上司衙门的长随等人构成,他们为官员致送礼物、侦探情事、打点关系、代理日常杂项事务,给地方吏治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坐省家人这一顽疾的长期存在,与清代的处分制度、地方权力分配、基层官员的处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清代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学宫乡贤祠事件探析

正明清时期,学宫之内一般都设有乡贤祠,所祀人物为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的地方先贤,每年春秋二祭由地方官主持,祭祀行礼。所谓父祖享祀乡贤祠,乃光宗耀祖,门楣有幸。但由于地方政府和民间家族的力量运作其中,清代一些地方乡贤祠出现"祀非其人",遭致乡绅抗议的情况。如清嘉庆年间,广州行商卢观恒入祀乡贤祠后     

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

有清一代．官吏的检选和除授例归中央,为吏部之责,然而,总督与巡抚作为地方一级的最高长官亦参予铨政。他们以保举和题补的形式,向朝廷荐举人才,升调属吏。因而,清代的地方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督抚选用的。这是清代文官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也是清代官僚制度的一个特征。督抚管辖的属吏,除落桌二司外,主要为道府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即从正四品至未入流,除道员而外,他们分别隶属府、州、县三级衙门中,由正印官、佐贰官和教职人员组成。有人作过统计,清代官员的总数,“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颂督抚所辖的地方官约占60％…     

清前期澳门及周边地区社会治理权力结构探析——从新发现《澳门志略》所见

近年来,以记录明清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地理、历史、行政治理和社会风情的道光七年(1827)采访册《澳门志略》被发现和利用。以《澳门志略》为中心,结合档案、方志、谱牒等类既有文献,清代前期澳门和周边华人生活区域适可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对象,有助于厘清同一时期澳门与周边地区之关系及其社会治理权力结构情况,特别是清政府在澳门设置的行政机构和官员之性质与职能以及地方精英阶层等问题,进而审视清代前期澳门和周边华人生活区域的正式和非正式权力结构与地方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杨永泰被暗杀之谜

正1936年10月25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码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刺杀案。死者叫杨永泰,在民国史上,他可不是一般人物,在蒋介石的众多幕僚中,他是"首席智囊",被称之为"诸葛亮"式的谋略型人物。蒋介石对他几乎做到了言听计从,甚至蒋介石因他的建言,能够改变已决定了的命令。北伐结束,他以"调虎离山"之计,将集团军诸侯明升暗降,解除他们的兵权;他建议组建侍从室,让蒋介石从繁重琐碎的公文审批中腾出     

北宋地方官员选任方式初探

北宋建立在唐末五代历藩镇割据、政权林立的历史教训之上,建国统治集团非常重视对地方官僚控制和制约。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的措施中,中央特别重视加强对地方官僚的管理,采取了特旨除授、相府堂除和吏部差注三种授官形式,以完善和规范地方官僚选拔和任用方式,体现了北宋官僚选拔与任用方式的革故与创新。     

南宋地方志与风俗观的变迁——以南宋地方志《风俗门》为中心的考察

目前存世的南宋地方志普遍有《风俗门》,其设置的方式因地方志体例的不同而不同,主要有两种形式:单立门类或属于纲目之下的子目。该门类既记载地方社会的风土人情,也记录地方志编纂者对于当地社会风俗的看法,还收录部分地方官劝谕风俗的官方文书或私人著述。影响《风俗门》编纂的因素大致有四:地方官和士人对于"风俗"的密切关注、地方官处理政务的需求、地方社会推行教化的目的、前代志书体例的影响等。南宋地方志编纂者的风俗观念普遍呈现出倡导崇文尚学、忠孝节义、敦睦亲族等特点,特别关注家庭、家族和国家的关系,强调士人在地方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同时,南宋地方士人更加注重本地特征的书写,这或许正是南宋时期地方意识不断成长的一种表现。     

浅析二轮续志“人物”记载的误区

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历代地方志都非常重视人文,注重人物的收录,在志书中专设人物门类,以彰显一地之风化。新中国第一轮新方志批判地继承旧志传统,志书中普遍设置人物篇章。除复载一些历史人物外,收录了许多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英烈、英模和爱国人士等地方人物．使之青史留名,[第一段]     

清代前期治黔政策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清代前期,封建王朝针对贵州地方特点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从而使中央政府对贵州地方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在有清一代堪称中央政权强化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成功之典范。这是近年来清史研究中重要课题之一。笔者拟就清代前期治黔政策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谈点自己的看法并略加评价。     

关于“绍兴师爷”——夜读漫笔之一

近年来,在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或电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在地方各级衙门有一种特殊的人物——师爷。这实际上是行政长官的幕僚。因在封建社会没有秘书等名目,从总督、藩臬两司以至各道台及知府、知县衙门的幕僚,都称为师爷。     

二轮修志中人物记载要避免的误区

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历代地方志都非常重视人文,注重人物的收录,在志书中专设人物门类,以彰显一地之风化。新中国第一轮新方志批判地继承旧志传统,志书中普遍设置人物篇章。除复载一些历史人物外,收录了许多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英烈、英模和爱国人士等地方人     

清代律例馆考述

正律例馆是清代重要的立法机构,且在清中后期对刑部疑难案件的办理提供技术指导及裁量意见,该馆聚集了一批精通刑名知识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代官方法律知识的最高水平。由于官书史料对律例馆的记载并不充分,并且不同文献对律例馆的记载彼此多有抵牾,导致对于律例馆的设置时间、归隶入刑部的时间、是否常设以及职能演变等基本问题的认知尚存有分歧1,本文结合档案文献等资料,重点对以上问题作出初步考辨。律例馆之初设及归属变动,乃     

雍正朝大运河治理及机构协作研究

大运河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清代是大运河治理的集大成时期。为治理河务,雍正帝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力整饬康熙末年运河治理中存在的弊政;另一方面,通过河政改革,协调河、印关系,实现河、印“一体”。通过此次治理,大运河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有效提升,有力地维护了清朝大一统政权的稳定与发展。     

齐梁之际豫、梁降魏与南风北渐

南朝齐梁之际,沿边军事重镇豫、梁二州相继降附北魏,其中所涉人物除裴叔业、夏侯道迁家族外,还有众多的文武将佐幕僚、地方官属等,他们皆为由长期寓居南朝边境州镇的晚渡士族组成的豪族群体成员。南朝边境州镇之北附,固然与南朝内政纷争有关,但也与当时南北军政局势的走向,特别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其厉行全面汉化之社会变革存在深刻的联系。作为晚渡士族群体,边境豪族代表多具有丰富的文化修养和较高的文化水准,其文化传统及其所居边境州镇的特殊地域环境,使得他们在学风与士风上具有独特的风尚。但他们毕竟长期仕宦于南朝,与江左诸政权及其高门士族社会联系广泛,深受江左玄化学风与士风的熏染,从而在经史学术、文学艺术及名士风操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南朝文化的气息。正因为如此,以晚渡士族为主体,自豫、梁降魏的边境豪族整体性北徙,必然造成南朝学风与士风的北传,对北魏宣武、孝明帝时期社会文化风尚的转变及此后北朝社会文化的变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大一统王朝地方治理研究的新探索——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评介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一书,以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厅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形成过程、各种制约因素以及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厅制是清王朝为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这两对结构性矛盾,在各种“边缘地带”实施国家治理的弹性制度与空间。该书推进了清代地方治理和政治地理研究。     

论清代知府制度

知府制度作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中间环节,是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数十年来,由于诸种原因,学术界对知府制度的研究,却极为冷漠。为此,笔者不揣翦陋,试对清代知府制度作初步的探讨。一、知府制度的渊源知府是地方府级政权的长官,但知府与府的发展并非同步。后者早于前者,前者来源于后者。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以府命名,始于唐代,“隋以前,未有府之名。其以京都称府者,自唐始。”唐代的府分三种:都督府、京都府与都护府。都督府为军区性质,都护府为少数民族区最高行政机构,此二者与后世的府无因缘关系,惟有“京府”,可视作后世府之源。唐代“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