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品德的精神支柱功能

精神生活明显地区别于价值观和理性认知等主观世界的其他方面,而是人之主观世界的内核和根基。精神对人生的支柱作用也不可用数量指标来度量,精神支柱的坚固程度依赖于精神境界的提升。思想品德的意义结构使人精神生活的核心,思想品德中的审美和信仰构成人之精神生活的二大支柱。思想品德之美分为人生美、品德美、政治观之美和法律观之美。思想品德之信包括人生信仰、品德信仰、政治信仰、法律信仰。它们给人以根本的确定感,在变动不居的无限世界中寻找的确定性,使人的精神得到寄托和安顿。     

清代广西天后宫的地理分布探析

民间信仰地理研究是文化地理学的内容之一。民间信仰最有地域特色的是地方神信仰,妈祖信仰的一个物化表现就是分布在各地的天后宫（或妈祖庙）,这些庙宇的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天后信仰的传播及影响范围。在对明清时期被沿海民众广泛信奉的天后研究中,很多学者在妈祖的身世与生平、信仰的起源与传播、历代赐封、信仰圈等多方面硕果累累。     

蜀州婚嫁琐闻录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婚女嫁,结为夫妇,组成家庭,《易&;#183;家人》卦视这种夫妇之家为国之单位,“大登科金榜题名,小登科花烛洞房”,里人素以“始礼合一姓之好”为“风化之基”,视为终生大事,把祝吉驱邪的美好愿望和信仰习俗的传统心理糅合在一起,演绎出五花八门的婚嫁程序,是人生四大礼仪中繁文缛节最多的一种仪式。     

宋代川东地区孔雀明王信仰研究

宋代孔雀明王信仰比较盛行，以孔雀明王为主尊造像主要集中在川东地区的大足、安岳石刻群中。此地区孔雀明王造像主要是在不空仪轨的基础上，融合显教造像与民间信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地方体系。文学作品如《夷坚志》等中亦有不少孔雀明王信仰的记载，窟龛配置组合所体现的功能与史料记载基本一致，且孔雀明王信仰的祛病消灾、安产等功能在盛中唐时期就已显现。因此，川东地区孔雀明王信仰正是宋代孔雀明王信仰流行状况的一个实证，亦是唐代孔雀明王信仰的赓续，而与柳本尊信仰无直接关系。     

晋东南二仙形象的多元化与功能叠加

二仙信仰,是晋东南区域特有的民间信仰,在民众不断加深对其信仰、祭祀的过程中,其功能经历了历时性的变化,从最初的求雨,到社会道德教化,再到求子,甚至成为兼具各种职能的神灵。这一方面是民间信仰职能叠加的结果,另一方面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特点密切相连。对其进行解读,既可以观察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亦可挖掘民间信仰的时代特点。     

多元文化冲击下西部民办高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调查研究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在对西部民办高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得出如下结论:西部民办高效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状况存在分化现象,信仰多元化已成为西部民办高校大学生信仰的普遍现象。     

《论藏民族寄魂物信仰中的生命观》（英文）

不同人群对于生命、自然、以及社会的认识与观念都可以在其信仰、禁忌中得到清晰的表现。在青藏高原,原始崇拜、传统观念等保留着比其它地域更为强盛的生命力,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还存在着大量关于寄魂物信仰的文化遗留。虽然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时期几乎都存在过关于寄魂物的种种禁忌和信仰,但藏民族深刻的寄魂物信仰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尤其是带上了明显的宗教色彩和等级观念,并在今天依旧虔诚遵守寄魂物信仰的种种禁忌。本文即以寄魂物信仰这一传统民俗事象的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藏民族寄魂物信仰的某些表现、行为、规律的研究,探访藏民族的内心世界,进而探讨其独特的生命观念。     

试论王韬的基督教信仰

王韬与来华传教士、教会以及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时间上以1850年代为中心,尤其集中在1854—1857年期间,并以麦都思的去世为时间与信仰上的一个转折点。此间王韬不仅接替其父王昌桂协助麦都思等完成《圣经》翻译,而且还近于重新改写翻译了《宗主诗篇》,积极参与宣教站宣教材料的编写及传播事务,同时还向麦都思提交了一份与自己受洗相关的申请书,王韬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至此亦达到顶点。但即便如此,撇开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王韬的不断被自我强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世俗与知识理性、比较宗教意识、根深蒂固的文人情怀与生活习气,让他始终陷入到基督教信仰与非基督教信仰的夹缝之间,并最终让他完成了一个晚清民间文人信仰追求、怀疑与自我放逐的思想人生之路。     

福州民间信仰在台湾的传播

福州地区最普遍的民间信仰是陈靖姑信仰、城隍信仰、泰山信仰、五帝信仰和尚书公信仰等。既为民间信仰,那么它的传播途径也自然在于民间．其中最大规模的是移民的传播。自明代以来．福州不断有大小规模的移民到台湾．福州民间信仰随之迅速传播到台湾。下面说说陈靖姑信仰和城隍信仰在台湾的传播。     

民间信仰的正统化取向——明清广东金花夫人形象的演变

明清时期,地方官绅面对王朝推行正祀礼仪的形势,不时对民间信仰中的神祇进行改造。广东金花夫人作为民间信仰的神祇,尽管起源可能较早,但明成化年间广东官绅的型塑是其传播的重要阶段。之后,对其禁毁的声音与行动不时出现,广东仕宦及绅民顺应时势需要,不断给金花夫人信仰添加正统化的元素,使其信仰在民间社会得以持续不衰。     

日本武士信仰的特征

日本武士从登上政治舞台到完全掌握政权的过程中拥有了自己的信仰。武士的信仰不是为了拯救灵魂在死后得到一个安宁的去处,而是为了在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获得利益。武士的信仰不是单纯的本土信仰,而是吸收了异文化的营养,并使之融合在一起。因此可以说,武士信仰具有现世主义和兼容并包的特征。武士信仰的特征反映了武士与传统的贵族统治者的区别,也代表了日本人信仰的普遍特点。这些特点同样体现在当今日本人的信仰中。     

安徽的特色民俗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由于地形、地势和气候等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安徽民俗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生产商贸到岁时节令,从人生礼俗到民间信仰,形成了南北相异、多元的民俗风情,也形成了一些安徽特有的民俗事象。     

关陇庙会礼仪论

关陇地区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民众素有循礼遵规、崇尚古德的文化传统。关陇庙会祭祀祈福,讲求礼仪,可谓关陇民众信仰性日常生活方式的聚焦式表现。敬畏是礼的基本要义。求雨、祈福、祈丰收、纪念历史名人,庙会祭祀表达了人们的敬畏之礼。庙会中的乐善好施作为一种精神品质,是道德修养上的一种升华,体现了广大信众的礼乐情怀。庙会讲唱从人生礼俗的层面,表达了劝善爱亲、遵礼讲孝的内容,是礼乐文化的民间化、生活化的形象展示。     

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

河北故城村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比较重视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诸多传统礼仪,在精神生活领域呈现出一定的自足特征。长期以来,村民崇尚“武教天元”,一直传承着梅花拳“文场”的信仰系统,并将之贯穿于村落日常生活之中。村民立足于现实社会土壤,出于生活互助与精神充实之需,在将梅花拳祖师化入法王宝殿神系的同时,也将多种民间信仰融入梅花拳的叙事系统,成为村落公共领域中的重要文化资源。21世纪以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自上而下展开的背景下,梅花拳获得进入村落信仰体系的合法性,其武场与文场都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故城村信仰活动中最富生机的部分。     

祈福求愿与信仰空间的构建———以台湾新庄武圣庙赴山西解州关帝庙祈福为例简

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代名词,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随着关公文化的发扬和传播,关公信仰成为维系海内外华夏儿女的精神纽带。山西解州关帝庙为武庙之祖,已经成为关公信众寻根认祖的神圣空间。随着信仰政策的放活,更多的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华人加入到赴解州关帝庙寻根祭祖、祈福求愿等系列活动中。本文以台北新庄武圣庙至山西解州关帝庙为研究个案,以期探究祈福求愿在信仰空间构建中的作用。     

祈福求愿与信仰空间的构建——以台湾新庄武圣庙赴山西解州关帝庙祈福为例

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代名词,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随着关公文化的发扬和传播,关公信仰成为维系海内外华夏儿女的精神纽带。山西解州关帝庙为武庙之祖,已经成为关公信众寻根认祖的神圣空间。随着信仰政策的放活,更多的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华人加入到赴解州关帝庙寻根祭祖、祈福求愿等系列活动中。本文以台北新庄武圣庙至山西解州关帝庙为研究个案,以期探究祈福求愿在信仰空间构建中的作用。     

犹太教的生命礼仪

犹太教与犹太民族有着密切的关联。犹太教在犹太人生命历程的每个重要时刻——出生、青春期、结婚和死亡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礼仪体系。犹太教的成年礼和婚礼仪式给犹太人以指导和教诲,帮助他们适应新的角色和要求;犹太教的丧礼与葬礼则给犹太人以安慰。犹太教的生命礼仪充实了犹太人的生活,显示了他们的信仰和民族归属,表达了他们对上帝的忠诚,起到了维护民族稳固与团结的作用。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

"奶奶"是鲁西地区对女性神灵的一种称谓。泰山奶奶、鲁姑奶奶、托山奶奶是该区域流行的奶奶信仰。明清以来,三种奶奶神灵有着各自的神缘脉络,又相互借鉴与影响,进而形成鲁西区域社会特殊的层累与融合方式。信仰人群与神灵"交流"的时代变异,导致了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元信仰研究模式,将"文化符号的创造与借鉴"、"信仰观念与礼仪实践"作为区域文化发生与发展的核心,强调了人群在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和原则性。     

洞庭湖水神信仰的历史变迁

洞庭湖水神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远古时代就应运而生了,并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信仰对象、信仰方式和信仰心理分别经历了由自然神向人神、由娱神到娱人、由神圣到世俗的嬗变。洞庭湖水神信仰是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心理需求而创造出来和不断传承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当今社会还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碑刻资料所见明清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自然神、历史人物的崇拜,也有对宗教神灵、其他民间神灵的敬奉,这一现象在当地的碑刻资料中记载甚为详尽。民众对神灵的信仰集中体现了功利性、自发性以及地方性的特点,透过这些特性,可以窥探到明清时期忻州地区干旱少雨、战争频发的地理、社会环境。而民间信仰在保护自然环境、稳定社会秩序、调节民众心理方面亦生产了一定的积极影响。